先祖和祖父对杜甫和杜牧的诗歌风格的影响

2021-06-25郑青霞徐晓璐

文教资料 2021年7期

郑青霞徐晓璐

摘要：本文根据杜甫和杜牧历史诗歌的不同侧重，论述两者“史笔”的不同，追溯艺术创作和作品精神的渊源在两位先生的祖父和先祖，论述先祖杜预对两位杜家后人的影响和杜甫和杜牧的祖父对其文学风格和生活风气的影响。在人生观上，作者认为祖父杜佑的浮靡生活是杜牧浮华放浪的诗歌和生活的源头，杜审言的豪爽之气让杜甫早期的诗风有豪放的色彩。

关键词：家族杜甫杜牧杜预

一、杜预子嗣“以诗注经”和“以史注时”

杜预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作为一个军事家，三陈平吴，“南土歌之曰：‘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功勇”。（《晋书》）在学术上著有《春秋左传集解》。《晋书》卷三四《杜预传》：“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书仆射。父恕，幽州刺史。预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起家拜尚书郎，袭祖爵丰乐亭侯。在职四年，转参相府军事”“泰始中，守河南尹”“更除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假节”“俄拜度支尚书”“预在内七年，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也”“拜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给追锋车、第二驸马”①（1025-1030）。杜预本是京兆杜氏之人，后期曾孙杜逊迁居襄阳，据胡永杰先生考证：“杜氏襄阳房播迁的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一、西晋末至前秦、后秦时期，避地西凉及返回长安故里阶段;二、宋、齐、梁时期，迁居襄阳、梁州阶段;三、西魏、北周、隋朝时期，返回长安阶段;四、唐朝时期，迁居河南府巩县及东都洛阳阶段。这一家族多次迁徙，是社会动乱、政治分裂、政权频繁易主的时代社会政治形势所迫使，最终定居洛阳所属巩县，是当时士族中央化的时代趋势使然。”[1]（33-40）唐代贞观时开始，杜预被配享孔子庙堂，享有官祭，对杜甫等杜氏家族成员具有很大的激励。

据胡可先先生的《杜甫叔父杜并墓志铭笺证》考证可以确证杜甫一系，从京兆郡望到杜预移居襄阳为“襄阳杜氏”一支[2]（3-16）。杜甫是杜预的十三氏孙。“杜预—耽—顾—逊—灵启—乾光—渐—叔毗—鱼石—依艺—审言—闲—杜甫”。（《杜甫年谱》）杜甫不但“读书破万卷”学习儒家经典，而且终其一生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杜甫《进雕赋表》云：“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由“奉儒守官”不难看出，杜甫在先祖杜预的身上中看到了儒家精神的理性光辉，立志为杜家续志“庶刻丰石，树此大道，论次昭穆，载扬显号”，在先祖坟前搭建茅屋，苦读多年。“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

对于杜牧的生平目前学界有疑义，王力平先生在《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论证，《新唐书》就杜牧祖籍记载有误。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襄阳杜氏为杜佑、杜牧一支。王立平考证：“杜佑一支是地地道道的京兆杜氏，并非襄阳杜氏。……杜牧祖辈有人在襄阳做官，并非出自襄阳。”[3]所谓的京兆杜氏便是“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没有相关论文证明杜牧的家世渊源源于杜预一支，可以确定的是，杜预对于杜牧的影响是深远的。杜牧在《上李中垂书》中写道：“某世业儒学，自高、曾至于某身，家风不坠，少小孜孜，至今不怠。性撷固，不能通经。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中垂即归廊庙，宰制在手，或因时事召置堂下，坐之与语，此时回顾诸生，必期不辱恩奖。”可见杜牧在早年用功史学十分勤苦，他说的“高祖”便是杜预。

两位杜家后生心中先祖杜预的形象，都在他们的艺术创作和政治理想中有深远的影响。然而两位后生在传承形式上有所不同。笔者认为杜甫选择了以诗作经的方式，杜牧选择了以史作经的方式，前者通过诗歌修辞，后者通过论史议事，实现儒家理想。

（一）杜甫的“以诗证经”

杜甫给杜预撰写诔文《祭远祖当阳君文》，陈述自己的志向，一生“奉儒守官”。但是杜甫面对的时代只有能诗会文，才能步入政坛唐朝科举制度，为了实现政治理想，既要钻研文典，又要精通诗律。杜甫将作诗视为“文章千古事”。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偶题》）。可见杜甫并非将作诗视为“上官体”之类空洞无物的装潢，“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偶题》）。而是视其为明理传道的途径，这是杜甫家风儒法的一个写照，“后贤兼旧列，历代各清规。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偶题》）。

杜甫将诗文作为明理传道的途径，实现“致君尧舜上”的理想。首先，表现在杜甫在诗中大量引用“经学”的思想：金启华先生在《杜甫诗论丛》的《杜诗证经》一文中概述：“杜诗来源于《诗经》者，106则;来源于《尚书》者12则;来源于《礼记》者14则;来源于《周易》者20则;来源于《左传》者27则;来源于《论语》者4则。”②（234）可见杜甫是熟读经书的，并且有将儒学道统融入诗歌的法式中，让诗歌拥有载道和明道的功能。这个“道”，既包含狭义层面杜甫个人的价值追求和人生期许，譬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又包括广义层面建立以儒家礼法正统为基础的君臣关系，这是杜甫理想中的社会图景。可见杜甫是将诗词作为政治抱负和个人理想的表达方式的，这种表达笔者认为是“以诗证经”。所谓的“证”是“表达”，“经”是正统的儒家理想和社会图景。在《又示宗武》一诗中：“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杜甫所谓的“饱经术”正是其作诗明志的出发点和归宿。

其次，杜甫在文辭韵律上下的功夫，是视诗为明理传道的一种形式。“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宗武生日》）。杜甫在教育儿子的时候，告诫他要精熟《文选》。因为只有“熟精文选理”才能“致君尧舜上”，才能“不坠先业”“奉儒守官”。“《文选》理”的内涵主要是五言诗的字法与诗法。宋人赵次公杜诗云：“公尝曰‘续儿诵《文选》，则‘熟精《文选》理者，所以责望于宗武也。公诗使字多出《文选》，盖亦前作之菁英，为不可遗也。公又曰‘递相祖述复先谁，则公之诗法，岂不以有据而后邪？”③（515）唐代武则天以后，朝廷以进士为重，科举考试盛行。杜甫只有精熟《文选》才能登上仕途，实现理想，因此推敲文理必然成为早年学习生涯的一幕。李白的“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戏赠杜甫》），还保留着杜甫的“苦吟时光”的场景，晚年所谓的“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怕也是早年翰墨发酵的产物。可见杜甫在诗风和诗律上下过苦工。但这并非打磨诗歌韵律玩弄诗歌技巧，而是让诗歌更好地成为思想内容的载体，表达他的内在意图。所谓的内在意图，就是杜甫“奉儒守业”和“不坠家风”的儒家理想和政治追求。

（二）杜牧“以史证时”

杜牧认为作史是自家的事情，在诗歌和散文中都有较强的辩证色彩。他将史学论著是其议论天下的要妙。首先，他和杜甫一样从小立志学习经书，但是颇有辩证意识，对于典籍有自己的观点：“某自此谓幼所读《礼》，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为教。及年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和十三代史书，见其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注孙子序》）杜牧的诗歌和议论文都有很强的辩证色彩，彭笑远先生撰有《论杜牧“以议论为诗”》，其中提出杜牧的诗歌具有“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如“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登乐游原》）。“孙家兄弟晋龙骧，驰骋功名业帝王。至竟江山谁是主，苔矶空属钓鱼郎”（《题横江馆》）等诗歌都有较强的辩证意识，对历史的兴亡盛衰成败的现象有洞悉，其二十来岁所作的《阿房宫赋》，一举成为流传千古的历史论文作品“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可见杜牧在面对历史的时候，始终保持冷静和辩证的眼光，身在事外却能一言中的。杜牧面临朝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常是局外人的视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霑衣”（《九日齐山登高》）。这种理性的思辨饱含“以史证时”的精神。这里的“史”既是历史事件又是杜牧的历史思想，“证”是“对照”“比照”的意思，“时”是时下的社会风貌和自我的人生际遇。即以历史规律，盛衰之变面对当下现实的图景。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两个诗人在面对历史和面对现实的态度上有剧烈的反差。在杜甫身上，有对正统历史的承认，但缺少辩证的历史思维，因为杜甫的着眼点在当下现实的治国方略中。杜甫认为“致君尧舜上”，通过一个人的力量影响一个时代的风气是可能的。但是在杜牧那里显然通过个人的力量影响时代根本没有可能性。正所谓“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霑衣”。杜牧更关注历史的规律，而非人为介入历史加以干预。造成了两位诗人在历史态度和历史叙事上的不同。

杜甫的历史叙事其实是打开现实生活的图景，因此杜甫是横向的历史叙述。杜甫的诗歌被称为“诗史”以诗作史，“三吏三别”是时代之乱离图景的描绘，《春望》《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历史事件中的个人情感的表现。无论是“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还是“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杜甫是横向的、现世的，把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结合。他的历史属于当代史，就像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杜牧的历史叙事是纵向历史规律的探寻，因此他的历史观具有前后对比的辩证感。杜牧的《阿房宫赋》论说历史兴亡的缘由，《注孙子序》提出军队之首要作用，《登乐游原》《金陵怀古》皆是对历史兴亡的反思：“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杜牧的《泊秦淮》《登乐游原》可以称为“史诗”，诗是其史观的表达，他将历史的兴亡感慨化为诗歌韵律，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他的“史”是思想史观，就像克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杜牧所拥有是纵向的历史观，是整个历史的发展脉络。综述，杜预著《春秋左传集解》的治史精神确被两位杜家后生继承发畅，但是两者侧重点有所不同。杜甫侧重于现实的历史事实的描摹，杜牧表现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思考。

二、两位诗人的祖父对其文风和门风的影响

（一）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及其文风和门风影响

程千帆、莫砺锋《杜诗集大成说》云：“杜审言代表着杜甫家庭中的第二个传统，即文学的传统。”[4]（99-106）杜甫之所以饱读《文选》，是因为受到其祖父的激励，所谓“诗本吾家事”。杜甫的诗中多次提到他的祖父、“吾祖诗冠古，同年蒙主恩。豫章夹日月，岁久空深根”。（《赠蜀僧闾丘师兄》）和他祖父的文风，旷达豪放“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就如徐献忠在《唐诗品》中云：“学士高才命世，凌轹同等，律调琅然，极其华茂。然其心灵流畅，不烦构结，而自出雅致。旷代高之，以为家祖。少陵雄生后代，威风之丸，不离苞素者也。”这里的学士就是杜审言，说其诗歌心灵流畅，皆有雅致。杜甫承祖之风，诗歌更有所进。

杜审言的豪放在杜甫诗歌中有所表现，在五言诗上造诣卓著，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并称为“文章四友”。他的五律《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被明朝的胡应麟赞许为初唐五律第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云：“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润也，若和风欲曙，摇露气于春林;其秉艳也，似凉雨半晴，悬日光于秋水。众辙同遵者摈落，群心不际者探拟。”④（2443）可见诗歌风格多样，别具一格。据《旧唐书·杜审言传》记载：“审言，进士举，初为隰城尉。雅善五言诗，工书翰，有能名。然恃才謇傲，甚为时辈所嫉。乾封中，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预选，试判讫，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见吾判，即自当羞死矣！又尝谓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如此。累转洛阳丞。”⑤（4999）此处可以看出杜审言的狂放和狷介，说自己的文章可以让屈原、宋玉拜服，自己的书法足以使王羲之降格为学生，可见胸中奇气，自诩不凡，壮志凌云。然而也招致贬官的命运，从杜甫早年的诗歌可以看出祖父豪侠不羁的雄气。比如：“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镟光堪擿，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又如：“吞歌丛台上，冬猎青邱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岗。射飞曾纵轻，引臂落鹜鸽。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5]（《壮游》）

杜审言豪放不羁的作风，必然不是出自山东高门的礼法门风熏染下的儒家士人。山东儒家士人较保守，但是杜审言的豪侠气质显然有另一个来源。据此，米志艳在研究杜甫的家族时认为“襄阳杜氏是中古关中郡姓杜氏的一个特殊支派，不同于陈亡之后迅速衰落的吴姓士族，更不同于地道的山东、关中士族，它是汉魏旧族晚渡后遭受重大挫折但仍能顽强生存的典型，又是在隋唐全新社會历史条件下由儒学世家转变为文学世家的典范”[6]。

（二）杜牧的祖父杜佑对其文风和门风的影响

杜佑曾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著有两百卷，博采经史，参考历代典制政书，写历代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九大门类。杜牧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写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尔百编，上下驰皇王。”“所谓的‘家集二百编，就是杜佑所撰写的二百卷《通典》”[7]（17-21）。

杜牧的祖父杜佑虽为京兆杜家，却无贵族的礼法门风，陈寅恪先生根据“种族和文化”的区分，认为杜佑在文化上属于受到南朝风气影响的新进贵族而非旧时高门贵族。据《旧唐书一四七杜佑传》云：“（佑）在淮南时，妻梁氏亡后，升婢妾李氏为正室，封密国夫人，亲族弟子言之，不从，时论非之。”《新唐书二一三藩镇淄青李正己传附师古传》云：“（贞元）十五年正月，师古、杜佑、李乐妾媵并为国夫人。”⑥（282）杜佑将自己的妾提升到妻子的高度，封为国夫人，在旧时高门贵族的礼序中是不允许的。正如陈先生所说的“夫杜氏既号称旧门，而君卿所为乃胡族武人同科，在当时士论，至少亦有如李伊衡之‘以妾为妻，家风替矣之叹”⑥（283）。这其中的原因陈寅恪先生推到了杜牧的太祖，杜佑的父亲杜希望。杜希望是军功封侯，据记载：“杜希望为鄯州都督，知留后。驰传度陇，破乌莽众，斩千余级，进拔新城，振旅而还，擢鸿胪卿。”陈先生说：“或疑其祖佑既为宰相，而兼通儒，是其人乃名家子弟，似不可列之新兴阶级中。但详考其家世风习，则知佑之父希望实以边将进用，虽亦号为旧家，并非士大夫之胜流门族。”⑥（282）陈先生坚持“文化和种族”相互区分的观点，认为虽然是高门旧族，但是在时代的影响下，旧时的高门贵族门风会沦丧为南朝浮靡风气。“而放浪浮华之人或为公卿高门之弟子者，则因旧日士族既已轮替，乃与新兴阶级渐染混同，而新兴阶级虽已取得统治地位，仍未具旧日山东旧族之礼法门风，其弟子逞才放浪之习气不能改易也”⑥（261）。

杜佑的家庭作风一定程度影响了杜牧的生活和诗歌。赵怀德说：“杜牧地位不高，派头也并不大，然而那种贵游习气，喜风情，好声色，却比较突出，在他的诗集中有不少诗是为歌妓而写的。……有人说杜牧是同情不幸女人才写这类诗的，也许有悲情一面，但他那贵家子弟的放荡行为，无论如何是抹不掉的。”[8]（109-116）关于杜牧的生活和诗歌的浮靡之态，在其作品和传记中亦可略窥一二。

大和七年（833年），杜牧三十岁出头，变应淮南节度使牛增孺之辟，至扬州为淮南节度掌书记。唐代的扬州是极繁华的城市，其中秦楼楚馆酒肆作坊应有尽有。“唐语林七补遗中有如是字样：杜牧少登弟恃才喜酒色条，杜舍人牧恃才名颇纵酒色条”⑥（282）。其时，杜牧出入红尘，受享美姿艳色。杜牧在诗中描写江南歌女、青楼薄幸，正是此时风流生活的写照，如“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赠别·其一》）。又如“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全唐诗话》卷之四载：“牧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愿罢镇闲居，声妓豪侈，洛中名士咸谒之。李高会朝客，以杜持宪，不敢邀致。杜遣座客达意，愿与斯会，李不得已邀之。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亦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二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气意闲逸，旁若无人。”⑦（184）杜牧轻狂的生活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受家族门风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在论述杜牧的作风时说：“若取较山东士族仍保持其闺门礼法者，固区以别矣。然牧之进士擢第，浮华放浪，投身牛党，不独其本人性质近似使然，亦其家世风习与新兴阶级符合所致，……盖虽属旧门，仍不妨列之新兴阶级中也。”⑥（283）

综上，无论是杜甫还是杜牧，其诗歌作品和生活态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祖父的影响。杜甫的祖父杜审言，诗风以浑厚见长，恃才傲物，然其身上自有一股侠义之风。杜甫身上也有祖父的豪侠气，然由于受杜预的先祖的激励，儒者之心更雄厚，诗风亦更阔大。诸如《望岳》之类，豪侠之气与济世之心并持，蔚为大观。杜牧的祖父杜佑官至宰相，然“以妾为妻”的作风与传统高门迥乎不同。属于新进的贵族阶层代表，杜牧沉溺烟花柳巷、为文轻浮似出于其先祖的审美态度，又承其祖父之行事作风。由此可见，两位诗人的祖父对其性格和诗格的风格走向颇具影响。

注释：

①房玄龄.晋书（卷三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金启华.杜甫诗论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③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④董诰，等.全唐文（卷二四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⑤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⑥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⑦尤袤.全唐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7.

参考文献：

[1]胡永杰.晋唐时期杜甫家族的播迁过程及其背景考论[J].中国文学研究，2017（01）.

[2]胡可先.杜甫的家世、家学与家风[J].杜甫研究学刊，2018（04）.

[3]王立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