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俊

[摘 要]移动互联网时代，我国传媒业媒体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传统辞书出版社纷纷借力数字技术转型升级，开启融合出版新业态。结合《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APP案例，从应用的视角出发，探究其融合出版的特色，包括多维的数字化检索方式、立体的富媒化知识呈现、创新的智能化学习工具及精准的个性化定制服务等，阐述新时代辞书融合出版迈向高质量发展，成为生产动能更强大、传播效能更强劲的产业形态，尚需要把握根本要素，着力优化发展路径：深化语义连接，重构内容知识框架;强化应用功能，提供全息型知识服务;坚持场景导向，打造全效型平台生态;激活角色潜能，构建全员型主体模式。

[关键词]媒体融合;辞书;《现代汉语词典》;词典APP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21）02-0109-07

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辞书类书籍在为国民提供语言文字和语文应用等知识服务的同时，也肩负着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在我国出版界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当前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高新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传媒业媒体融合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辞书作为一类重要的出版物，如何在内容、技术、渠道、平台、运营等方面实现深度融合，在数字经济时代发挥其更加重要的文化积累与传播的作用，是摆在当下的重要课题。

2019年，《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APP（以下简称《现汉》APP）面世，一经推出就引起市场广泛关注，上线至今已有众多用户，展现了传统辞书融合出版的蓬勃生机与良好态势。本文结合《现汉》APP案例着重从应用的视角出发，探讨新时期辞书融合出版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期冀辞书出版在知识服务大潮中行稳致远，始终成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中坚力量。

一、辞书融合出版的现状

（一）顶层设计指引，产业方兴未艾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媒体融合”自此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讲话，提到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加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1]317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明确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总体要求，强调要把更多优质内容、先进技术、专业人才、项目资金向互联网主阵地汇集、向移动端倾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二○三五年建成文化强国，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来自国家对媒体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为当前出版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与路径。

2021年3月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9.86亿，较2020年3月增长8 885万，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7%，较2020年3月增长0.4个百分点。[2]移动互联网时代，出版业加快了融合发展步伐，推动数字出版等新业态快速发展，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19—2020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为9 881.43亿元，较2018年增长11.16%，移动出版（移动阅读、移动音乐、移动游戏等）为2 314.82亿元[3]。

在出版业积极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传统辞书出版社纷纷利用数字技术推出数据库、网络版、词典APP等数字辞书产品，走上融合出版之路。国内辞书出版社包括商务印书馆研制出版了《商务印书馆精品工具书数据库》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研制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数据库》等，上海辞书出版社研制出版了《辞海》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内容权威、品种齐全、规模巨大，为词典APP的开发奠定了内容、数据和技术基础。词典APP作为辞书融合出版的主要形式之一，顺应了当前移动智能的发展方向，众多世界知名词典品牌如朗文、剑桥、柯林斯等都推出了与其纸质词典相对应的词典APP，在各大应用市场供用户下载使用;国内词典APP也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

（二）移动智能服务引领产业方向

目前国内词典APP主要包括以下两种类型：

1.传统出版社与专业科技公司合作研发

如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新华字典》APP、《现汉》APP，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的《现代汉语通用规范字典》APP，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推出的《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APP，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的《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牛津·外研社英汉汉英词典》《外研社法语大词典》系列APP，四川辞书出版社推出的《30000词现代汉语词典》APP，等等。这些知名出版社与互联网科技公司合作，出版社提供正版辞书内容，而互联网科技公司则提供技术，为用户提供专业的移动辞书APP，等等，实现工具书的跨媒体服务与价值提升。这类合作研发的词典APP因其权威性、科学性与规范性，能够较好地实现内容与技术的融合，在应用市场以专业与口碑著称，堪称词典APP界的最强战队。

2.互联网科技公司开发

这类APP包括海词词典、有道词典、金山词霸、百度汉语等。这类词典APP有其清晰的市场定位，较好地契合了碎片化学习的市场需求，凭借免费的策略迅速地占领了市场。其中海词词典于2003年由上海海笛数字出版科技有限公司所开发，是国内第一个在线词典。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有道词典，它收录了例如《柯林斯高级英汉双解词典》《21世纪大英汉词典》等多部权威词典数据，其核心功能除了查询、翻译外，还为有道精品课提供入口，将外语学习与词典翻译软件巧妙结合，也为有道精品课转化了潜在用户。据数据报告，截至2018年12月，有道词典APP月活跃用户规模高达8 517万，同比增长34.4%，增长态势迅猛。[4]

这两类APP代表了当前辞书融合出版的主流产品，前者以更加优质专业的内容著称，页面中通常没有广告，采用收费策略;后者在权威性、规范性、准确性方面不如前者，但其采用免费策略，产品形式非常丰富，擅长深挖用户需求，更易吸引年轻用户。所以后者主要依靠广告和会员机制，核心卖点在于服务和课程。让人忧心的是，当前一些市场占有率较高的由互联网公司开发的词典APP频频出现拼写、音标、翻译等错误，而其使用者大多数为大、中、小学生，极易被这些错误信息所误导。有学者认为，对于有辞书工具性质的电子词典和APP，不能单纯当成一般电子产品或软件来管理。应通过修订出版法规，明确电子词典内容质量标准，进一步明确管理部门，严格市场准入条件。[5]当然，除了对这些词典APP加强监管之外，传统辞书出版社也需要进一步加强融合出版，为广大用户特别是青少年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数字辞书产品，以保障他们的权益。

二、《现代汉语词典》APP的融合出版特色

《现代汉语词典》是新中国第一部规范型语文词典，自1978年出版第一版以来，已经经历了6次修订，并重印600多次，发行达7 000余万册，是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规范、汉字规范和词汇规范的主要参考工具书，被誉为中国辞书史上的一座丰碑。[6]该词典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按国务院指示编写，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先后担任主编。这部规范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并重的词典，先后荣获国家图书奖、国家辞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级大奖，在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现汉》APP完整收录《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原书内容，但它并非是将其纸质版内容简单移植到网络上，而是在增加了查阅功能之外，还涵盖很多语言文字学习和语文应用的便捷功能，其充分融合新媒体出版形式的优势，在辞书融合出版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实现了产品创新与知识服务创新，主要有以下特色：

1.多维的数字化检索方式

《现汉》APP主界面设计简洁、明了，分为词典与学习两个功能区，搜索框在词典界面最醒目处，用户不仅可以使用传统的纸书检索方式例如拼音、部首等进行检索，还可以采用移动智能时代最常用的诸如手写输入查询、语音输入查询、摄像头取词查询等多种数字化检索方式。点开“搜索框”，可以看到最近被搜索的最多的热搜词汇，这些热搜词汇来自APP通过采集用户检索信息而进行的大数据分析。检索结果包括所查字字级、部首、笔画、结构等信息，还同时呈现同音字、同部首字，以及同音词、顺序词、居中词、倒序词、相关词等多维度关联信息。以搜索“搜索”一词为例，在出现“搜索”一词的释义之外，APP还会同时出现相关词“人肉搜索”并进行释义。如果遇到了生僻字，只需要用拍照图片识别的方法就能直接识别查找到关于这个字的组词、造句，以及词语的详细解释。同时，该APP实现了全方位触屏搜索，全词典任意字词“即点即查”，并且与内置的纸版词典一键切换，无缝连接，成为真正的“无障碍词典”，极大地提升了《现代汉语词典》的应用价值和使用体验。

2.立体的富媒化知识呈现

信息传输与显示技术的革命将促进出版内容向富媒化转变。《现汉》APP将词典的核心内容与拓展内容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知识网络，以条目为核心，实现文本、图片、音频、动画等内容资源的深度融合。用户所查字页面包括“听说”“读写”“易错”三个功能键。其中“听说”中录制了央视播音指导李瑞英普通话标准播读的音频，涵盖了近7万字目、词目。同时用户在使用时还可以跟读发起发音挑战，APP会根据用户读音打分，并与全国用户进行对比;“读写”中则是为3 500个一级汉字全部制作书写的规范动态笔顺，可以一笔一画帮助纠正用户的书写顺序问题;“易错”中是该字所组一些常用词语的正确读音，以帮助用户进行辨析。

3.创新的智能化学习工具

《现汉》APP运用语义分析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科学地整合词汇及语言知识形成知识单元，由检索词目拓展到意义相关的“相关词语”，帮助用户由一个词扩展到一批词，由单纯的查词拓展到综合运用，为用户提供系统化、智能化的语言学习服务，达到语言学习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其学习功能中开发了国内互联网词典领先的智能化助手，为用户提供机器人智能辅助的部首、近义词、反义词、成语接龙、组词等7大知识板块的快速搜索。例如点击部首键，智能助手会提示“请输入汉字，我会告诉你该字的部首”;在成语与词语接龙板块，智能助手不仅可以根据用户请求接出首尾相连的成语或词语，还能根据用户输入的词汇的字数，自动区分是成语接龙还是词语接龙，并接出相应字数的成语或词语。这些微小又很人性化的功能设计抓住了用户的学习细节，能够更好地满足用户的学习需求，操作起来也相当便捷。

4.精准的个性化定制服务

《现汉》APP在个性化服务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开发了“日习一词”“分类词汇”“词语知识游戏”等特色功能，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学习体验。《现汉》APP创建了自定义的词汇学习功能，在词典功能主界面的搜索框下，设计了“日习一词”栏目，用户可以从分类词汇例如成语、儿化词、熟语、异形词、外来词等自主选择学习范围，设定自定义学习任务。“词语知识游戏”遴选了典型的“最容易写错的词语”200组、“最容易用错的词语”100组，采用闯关的游戏形式，吸引用户参与，在轻松有趣的游戏中帮助用户根据自身需求进行灵活、有效的个性化学习，使词汇学习更具针对性。

三、辞书融合出版的优化路径

出版的本质是生产和集成、传播和传承人类的知识与文明，传统出版、数字出版以至融合出版都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这一题中要义，改变的只是知识与文明生产和传播的方式和途径。融合出版通过在内容、技术、媒介、渠道等多方面的创新，革新性地提升了出版生产力和出版传播效能，推动人类知识与文明的生产和传承进入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现汉》APP的开发与运营，意味着中国影响最大的汉语语文词典实现了数字化，实现了内容与多媒体资源的融合、内容与新技术的融合、新技术与跨介质媒介的融合，在践行领先的融合出版理念、推动辞书媒体融合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考察《现汉》APP等當代中国品牌辞书融合出版的探索实践，可以发现，一方面新时代辞书融合出版已展现出强劲势头，取得了初步成效，前景可期;另一方面辞书融合出版仍然显露出思路尚不够明晰、路径尚不够优化等问题。辞书融合出版要实现辞书出版业产业转型、业态升级的发展目标，需要抓住根本要素，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进一步优化发展路径。

1.深化语义连接，重构内容知识框架

辞书的编纂出版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只有对其进行周期性修订才能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而这往往因其巨大的工作量耗时费力。世界知名的《牛津英语词典》从1928年最后一个分卷出版完成到1989年在美国科技巨头IBM的帮助下出版第二版，耗时61年，其规模达到20卷，大约有243.66万条例证，5 900万个词语，使用了63千克纸张。[7]网络时代，科技的不断进步为辞书的内容修订与扩展带来了无限可能。辞书融合出版绝不是仅将其平面文本转换为多媒体文本，而是在数字科技手段的帮助下，将其从巨大的文本结构中解放出来，重新构造其内容框架。正如美国数字出版人迈克尔·巴斯卡尔所提出的：“如今的《牛津英语词典》就是一个数据库，而不再是一本书或一套书，亦不再是几套书或者印证条的集合。说它是数据库，也就意味着它是通过屏幕、代码、数据库软件、信息管理工具、服务器以及监视器重新构造框架”。[7]可以说，数字辞书打破了传统辞书线性的知识结构，代之以一个个发散性的知识节点。从人类的认知层面来讲，词汇并不是孤立地储存在大脑中的，而是与相关词汇相联系，并且，所有存储在大脑中的词汇构成一个类似于神经网络的表示各种关系的网络，即词汇语义网络，词汇和语义概念以“节点”的形式存储在大脑中，这种节点通过各种网络的联系连接在一起，各个词按照语义关系具有明显的网络层次性。[8]辞书的融合出版正是要根据用户的认知习惯与逻辑进路深化知识项目之间的语义连接，重新组织词条结构，实现对传统辞书结构的重新构建与内容拓展，形成新的知识框架，从而完成对用户认知的深度映射和对用户需求的精准响应。

《现汉》APP通过以条目为中心，融合了词语标准读音音频、汉字规范书写笔顺动画、书写示范图片、同义词、反义词、易错词语、词语辨析等知识项目，构造了文、图、声、像（动画）并茂的单元型知识框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跨媒介、跨语义的知识融合。用户只需要检索一次关键词，就能获取与之相关的整个知识框架，用户信息获得和学习效能的广度得到显著拓展。这符合用户语言学习的整体观认知规律，对于提高用户语言学习的效率非常有益。不过，目前《现汉》APP在语义连接的广度上做得比较好，但在语义连接的深度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如果在词汇的意义类别、主题类别以及词语的表达使用、写作应用等方面有较好的开掘，这个知识框架就具备更大的用户价值。

有道词典开发了“网络释义”功能，它利用有道搜索引擎抓取并获得数十亿的海量网页数据后，利用其独创的“网页萃取”技术进行信息理解、数据挖掘和文本分析工作，将互为翻译关系的中外文词汇和句子找出，再根据它们在海量网页中出现的频次、位置等因素优化调整，从而得到“最佳”翻译结果。通过网络释义功能，对于一些网络新词汇都可以轻松查询。这是不同于传统辞书出版理念的一种机器执行的“互联网式”的语义连接，为知识框架提供一种新的路径，其提供的信息可以作为参考，但还需要“人”进一步判断、加工。如果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趋成熟，这种语义连接的精度接近于人类，那么它的用户价值会明显提升。

2.强化应用功能，提供全息型知识服务

近年来，知识服务成为出版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升知识服务水准、推动知识服务创新发展已经成为广大出版社的共识。当前，一些新兴的互联网科技公司所开创的便捷、轻松的知识服务模式广受用户的欢迎，在全社会掀起一股知识服务的热潮。但在知识的厚重性、权威性、准确性方面，传统出版社依然拥有无可置疑的优势，特别是辞书出版社，他们作为知识服务提供者的角色一直没有改变，需要强化的是在互联网时代，如何通过技术手段拓展功能，实现立体化传播，为用户提供全息型知识服务。

其一，拓展辞书深层功能。辞书表层功能是碎片式条目查询，深层功能是系统性知识学习（语言知识学习、百科知识学习、专科知识学习等）。平面图书时代囿于载体的天然局限，辞书只能帮助读者完成碎片式条目查询这一表层功能，而无法实现系统性知识学习的深层功能。《现汉》APP在全貌呈现《现代汉语词典》纸书内容的基础上，依据《新华同义词词典》《新华写字字典》《通用规范汉字字典》等辞书内容开发了同义词反义词、同义词辨析，同时精心整理特色分类词汇功能，形成包括成语、儿化词、熟语、异形词、外来词、轻声词等多种分类小词典，供用户进行专项学习。检索功能中增加了强大的全文查询功能，即查询全部顺序词、居中词、倒序词;还可以聚类查询，即可查询推荐词目、同音词、同音字、同部首字、同末字词语等。此外还增加了定位查询功能，例如用户可在搜索栏在输入“龙？虎？”，就能出现“龙争虎斗”“龙盘虎踞”“龙腾虎跃”等结果。这些深层功能的开发，都从互联网知识传播的角度重新构建知识产品逻辑，彰显了传统出版社在知识服务领域的内容优势。

其二，开发全息型服务方式。全息意味着媒体信息格式多元，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9]大数据时代，在5G、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的支持下，人们所接触到的各种信息越来越以“全息化”的方式呈现。辞书融合出版也要相应从以图文为主要表达形式升级为传播形式更加多元、呈现方式更加多维的立体化传播，最终实现全形态呈现、全维度体验。在《现汉》APP中，无论是纸面版与数字版的一键切换，还是央视播音指导李瑞英普通话标准播读音频，或是智能问答以及挑战自我的词语游戏，都是通过图、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态立体式呈现的尝试。此外，《辞海》APP开发的“3D百科”频道，通过3D视频提供天文、建筑、古生物三大类相关条目的形象、结构、构造、特征等信息，并配有语音解说、文字说明，使百科知识的传播既形象又生动，这些都有助于丰富并提升用户体验。

3.坚持场景导向，建设全效型平台生态

智媒时代，内容为王，平台主导。互联网技术的扁平化特征使得互聯网媒体具有明显的平台化趋势。多种应用汇聚在同一互联网媒体平台上，其功能集中而丰富，远远突破传统媒体较为单一的信息传播功能。[9]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平台型媒体将成为主流媒体形态，这也是深度的媒体融合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与发展全效型平台、形成全媒体传播体系是新时期辞书融合出版的大势所趋。

媒体融合的关键特征是移动性，而移动传播的本质是基于场景的服务，即对场景（情境）的感知及信息（服务）适配。[10]场景是用户应用产品或服务的特定时空，以场景为导向，方能精确把握用户的知识需求，从而才能有效生产或匹配个性化服务方案。对于辞书产品服务而言，用户的应用场景是多种多样、特征分明的：查询/学习、学习/研究、被动式使用/主动式使用、自助式使用/互助式使用、独立式使用/伴同式使用、断续式使用/连续式使用，等等。平台设计要根据场景的多元化需求，研发便捷的多入口，将不同形态的知识信息进行灵活的多分发。建立平台生态的辞书知识服务，是解决诸多场景应用需求的必然要求，是辞书融合出版走向深入和深化的必然路径。

2020年3月，国内首个语言资源知识服务平台（涵芬APP）上市。该平台汇聚商务印书馆优质、专业的语言知识资源，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设置查询、阅读、课程等功能，提供词典查询、名著阅读、写作指导、经典讲析、传统文化学习等多项服务。[11]从产品服务的角度来看，该平台应该是商务印书馆在《现汉》APP、《新华字典》APP等单品的基础上扩展、延伸而构建的综合性知识服务平台，目的就是解决用户更广泛、更多样的应用需求。在平台一期中，有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西安工业大学的教授、专家团队精心录制的《趣说汉字》《解字读〈诗经〉》《高分作文课》《小学语文同步写》软笔书法等音频、视频课程。用户可通过会员制订购自己所需的服务。作为国内首个基于权威工具书开发的语言学习服务平台，该平台体现了国内辞书建立平台生态的有益探索，提供了一定的示范效应，但该平台在频道的有机性、连接的交互性等方面也还有不少需要优化的空间。服务于用户场景需求的知识服务平台，其产品频道的设计和布局应当相辅相成而具备用户应用的内在逻辑，其服务入口的导引和输出应当充分多元而切合用户行为习惯，从而能够激发用户顺畅完成服务的触发、连接、实现和交互等行为过程。

辞书融合出版需要从顶层设计和宏观架构上树立“平台”理念，要分类型、分性质建设不同类别、不同用户定位的辞书融媒平台。比如语文辞书融媒平台、百科辞书融媒平台、专科辞书融媒平台、学生辞书融媒平台，等等。这些平台的研发可以由行业领军的出版社牵头，采取市场化机制运作、竞合，最终优胜劣汰，形成立得住、行得远的龙头精品。

4.激活角色潜能，构建全员型主体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1]313，“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1]318。《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也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创新实践党的群众路线，大兴“开门办报”之风，把党的优良传统和新技术、新手段结合起来，强化媒体与受众的连接，以开放平台吸引广大用户参与信息生产传播，生产群众更喜爱的内容，建构群众离不开的渠道。如果说之前由于技术所限，无法对用户查询数据进行分析研判，那么在大数据时代，用户在使用融媒产品过程中发生的行为轨迹和遇到的各类问题，服务器都可予以记录，并通过分析这种记录，可以寻求更好的为用户服务的方式与途径。

用户不仅是使用者，也是创作者，还可以说是营销者。社会方方面面各种主体（个人、各类机构等）都在通过网络进入到社会信息交互的过程中。这是在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社会信息化持续发展的结果。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全员化”也顺应了普通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需要。[9]互联网是全民化工具，互联网的本质特性之一就是全民性。走向深度融合发展的辞书出版，其主要载体是互联网，因而也必然要求其参与主体的“全员化”。辞书融合出版的初级阶段，其执行主体无疑是出版机构，即便出版机构由内容提供商逐步转变为知识服务提供商，知识服务的主体仍然是出版机构，鲜有其他角色（如用户、技术商）发挥充分作用。这种模式不能适应辞书融合出版的更高阶段。在辞书融合出版的更高阶段，出版单位应由知识服务的单一主体转变为知识服务的主导，而用户、技术商等都应该融入其中，分担知识服务内容提供、再加工、分发等任务。在分类、分级激活用户潜能的前提下，用户的参与，可以充分反映其更广泛的需求，生产更精准的知识产品，这在更友好地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为融合出版这项工程注入了持续的活力，为产品服务的市场拓展营造了浓厚的用户黏性和用户忠诚度。

《牛津英语词典》长期从用户在线提供的词条中进行筛选，根据分级标准适时补充到词典当中，保障了该词典修订的及时性和有效性。201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英汉大词典》（第3版），微信端、网络版和APP同时上线，并创新支持“用户提供词条释义，专家审核编辑”的方式。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韩卫东认为，辞书数字化要融入互联网思维，既要有专业内容提供，也要加入用户内容提供，这样既有利于打造出版社的知名度和品牌，同时开放的模式也可以拓宽线上辞书的词条来源，丰富数字产品内容。[12]基于互联网技术基础和应用逻辑、面向互联网用户市场的辭书融合出版，构造出版机构主导、用户或技术商等角色深度参与和协同创作的新型全员型主体模式，是保障内容研发有活力、服务方式创新高效及服务分发有效的重要途径。国内辞书出版社拥有雄厚的内容积淀和强大的编辑力量，在现阶段已取得了一定的数字化成就;如果保持其自身优势，并以主导者的角色在融合出版过程中深度调配、流畅协同用户、技术商等主体执行内容研发、服务创新和渠道开拓，将会产生共建共享的多赢新格局。

四、结语

融合出版是出版业发展的新兴阶段，是科学技术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它要求出版产业在发展方式和手段上做出革新性改造，要求出版业融合前沿的技术元素提升发展的内力和效率，以更强大的生产力适应新时代的社会需求，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辞书的融合出版要立足于文化传播的视野，着眼于国民教育的使命，落地于知识服务的实践，是国家文化教育的基础工程。辞书融合出版在巩固已有成绩的基础上正迈向深入发展阶段，路径优化的关键在于：要深化内容创作机制，着力开发基于强大应用功能的全息服务，建设场景导向的平台生态，构建角色调配有序的全员主体模式。未来的辞书融合出版必将不断夯实知识内容的行业基础，创新融合新兴技术生产力和传播渠道，适应以移动传播为主的新型传播体系，成为生产动能强大、传播效能强劲的产业形态，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广大读者和用户的新需求。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

[2] 网信办：《CNNIC发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gov.cn：8080/xinwen/2021-02/03/content_5584518.htm。

[3] 新华网：《2019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收入规模超9800亿元》，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12/23/c_1210942751.htm。

[4] 搜狐网：《QuestMobile年度榜单发布：网易有道词典斩获用户规模No.1APP和最具商业价值APP》，https：//www.sohu.com/a/291361232_120046525。

[5] 新华网：《该管管了》，https：//mp.weixin.qq.com/s/KM9a3EtyNPIREKc8-hem5Q。

[6] 路艳霞：《〈现代汉语词典〉首次推出APP》，《北京日报》2019年8月23日。

[7] [美] 迈克尔·巴斯卡尔：《内容之王——出版业的颠覆与重生》，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页。

[8] 郑伟伟：《基于认知语言学对构建一种新型词典的构想》，《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

[9] 宋建武、林洁洁：《遵循新兴媒体发展规律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传媒观察》2019年第4期。

[10] 彭兰：《场景理论的内容框架与困境对策》，《当代传播》2015年第4期。

[11] 应妮：《商务印书馆上线涵芬APP：国内首个基于权威工具书的语言学习平台》，中国新闻网，http：//news.china.com.cn/2020-03/30/content_768018.htm。

[12] 张紫璇：《辞书怎样走好数字化新路》，《光明日报》2017年1月7日。

（责任编辑 孙俊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