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睿 Annette Skovsted Hansen

摘 要 纵观早期日本的欧和、和欧词典编纂史，兰和、和兰词典具有承前启后的词典学意义。受先驱的葡和、和葡词典编纂传统的影响，日本几部重要的兰和、和兰词典皆继承与保留了“对译”的传统，赖以《兰法词典》为底本编译而成;而其对后世英和、和英双语词典编纂的影响亦不可忽略。文章对十八、十九世纪诞生于日本的兰和、和兰词典的缘起与发展做史学梳理，并通过分析其谱系、承继关系与影响，阐明其词典学价值。

关键词 词典史 日本 兰和词典 和兰词典 江户时代

一、 引言

日本自1543年葡萄牙人登陆以来开始与西方世界发生接触，在这期间主要经历了三次西风东渐，分别为南蛮学、兰学以及西学的渐入。这三次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传入的浪潮，在日本词典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每一次西传的浪潮，都给日本带来了欧和、和欧词典[1]的新发展。结合史学，笔者从词典学角度将三次西风东渐的时间节点划分如下：

1. “南蛮学”时代（1543—1639）

以首渡日本的葡萄牙为代表，这一阶段的西风东渐以传教和贸易为主要目的，相继诞生了一批葡和、和葡词典[如1595年的《罗葡日对译辞书》（Dictionarium Latino Lvsitamicum， ac Iaponicum）、1603—1604年的《日葡辞书》（Vocabulario da lingoa de Japan）、十七世纪的《葡日辞书》（ポルトガル語語彙集/Vocabulario da lingua Portugueza）等]，为日本西欧语词典之先声。（李睿，王衍军2018）为禁止天主教传播，日本江户幕府于1633—1639年间先后发布五次锁国令，第一次西风东渐以幕府禁止葡萄牙船只入港画上了句号。

2. “兰学”时代（1640—1808）

至1640年后，荷兰成为西方唯一一个获准登日的西方国家，而日本的长崎出岛成为日本唯一的对外窗口，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这也是日本西风东渐的第二个阶段。自十七世纪以来，从荷兰进口至日本的书籍，几乎成为日本了解西方世界的唯一窗口。宫永孝（2001）124指出，“纵观江户时代日本的西欧语言学习，持续时间最长的当属对荷兰语的学习，达250年之久”。在这一时期，大量西书传入日本，广为翻译。“兰学”对日本近代的发展与转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受此影响，这一时期也诞生了一批兰和、和兰双语词典，它们成为日本大量编纂英和、和英双语词典时期前的重要过渡阶段。

3. “英美西学”时代（1809年之后）

直至1808年的“菲顿号事件”以后，日本才被迫向西方世界打开了大门，以英美为代表的“西学”自此对日本产生重要的影响。“菲顿号事件”促成了日本第一部英和词典《谙厄利亚语林大成》（《諳厄利亞語林大成》，1814）的诞生。随着此后明治维新的不断深入，日本的英和、和英词典的数量急剧增长，奠定了十九世纪日本双语词典编纂的主基调。（李睿，薛梅2017）

“兰学”肇始于1600年荷兰商船“慈爱号”抵日。就词典学视角而言，作为“兰学”运动中重要的语言文化产物，日本的兰和、和兰词典（尤其是兰和词典）具有承前启后的词典学意义。“承前”在于它承继了大航海时代日本葡和、和葡词典的编纂传统——“对译”[2];“启后”则体现在它对后来的早期英和、和英词典编纂所带来的重要借鉴。

所谓“对译”，顾名思义，指的是词典编纂中以一部其他语言的词典为底本进行翻译（或编译）的词典编纂方法。日本第一部西欧语词典《罗葡日对译辞书》便是“南蛮学”时代“对译”词典的重要代表，开创了日本西欧语词典编纂中的“对译”传统。刊行于1595年的《罗葡日对译辞书》，系耶稣会会士以安布罗·卡勒（Ambrogio Calepino）风靡欧洲的拉丁语词典《拉丁语言词典》（Dictionarivm Latinae Lingvae）為底本编译而成的。（李睿，王衍军2018）这个“对译”的过程，包括了大量的节缩、字母顺序编排的调整等，并将拉丁语译为葡萄牙语与日语，最终以三语形式付梓。日本西欧语词典的“对译”传统在“兰学”盛行的十八至十九世纪继续发酵，在“对译”风尚的影响下，日本几部重要的兰和词典皆沿袭“对译”传统，形成了谱系脉络清晰、承继关系有据可考的词典体系。

二、 日本兰和、和兰词典的分类、谱系与承继关系

沿着“对译”的主线，日本兰和、和兰词典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729年的《兰法词典》（Woordenboek der Nederduitsche en Fransche Taalen， Dictionnaire flamand et franais[3]）第二版。《兰法词典》系弗朗西斯·哈尔马（Franois Halma， 1653—1722）编纂的一部兰法双语词典（即荷兰语与法语的双语词典），初版于1710年刊行，在日本常被称为《波留麻兰法辞典》（《ハルマ蘭仏辞典》）、《兰法辞书》（《蘭仏辞書》）等。“ハルマ”也写作“波留麻”，是对该词典作者姓氏“Halma”的音译，此后，以《兰法词典》为底本而诞生的词典也纷纷使用“波留麻”这一名称以标示出处。以《兰法词典》为源头，从谱系角度而言，日本早期几部最重要的兰和词典可以溯源为两脉：

A. 《兰法词典》（1729）→《波留麻和解》（1796）→《译键》（1810）→《改正增补译键》（1857）

B. 《兰法词典》（1729）→《长崎波留麻》（1833）→《和兰字汇》（1855—1858）

诞生于1796年的《波留麻和解》（《ハルマ和解》）系日本首部兰和词典，但是，据《兰学事始》（第四十三小节）记载，早在《波留麻和解》诞生的近三十年前，长崎著名的兰通词西善三郎就曾尝试着手编写一部兰和词典。根据宫永孝（2004）117，西善三郎“向出岛的荷兰人借了一本名曰《术语辞典》（Kunst-woordenboek）的词典，还制作了三部抄本，据说看到的荷兰人很佩服他的精力，于是就把那本辞典给了他。（《兰学事始》上）”，之后，西善三郎以皮埃尔·马林（Pieter Marin）的兰法双语词典《兰法大词典》（Groot nederduitsch en fransch woordenboek）为底本编译了一部兰和双语词典（即荷兰语与日语的双语词典）[4]，然而遗憾的是，西善三郎还未完成字母D部的编纂就辞世了。（杉田玄白1933;Effert2012200）

另有学者认为，日本早在1785年就有了兰和词典，如刘智（2015）27指出，“1785年，前野良泽所著的《兰日辞典》出版，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日本人编写荷兰语词典的开始，在编著词典方面具有开拓性的作用，这本词典也成为了当时学习荷兰语的必备教材之一”。而鲍永玲（2012）101也指出，“1785年前野良泽编《兰日辞典》，1798年稻村三伯等编《兰日对译辞书》，1855—1858年更出版了《和兰字汇》”。但笔者经多方考证，未发现前野良泽曾编写过一部名曰《兰日辞典》的兰和、和兰词典，更不可能出版了该词典，此处应为讹误。日本学界普遍认为，日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兰和词典为1796年的《波留麻和解》，而前野良泽在1785年左右的确修纂过一部语言类手稿，名曰《和兰译筌》（《和蘭訳筌》），是一部编纂和装订都较为简陋的具有荷兰语教科书性质的手稿小册子。而前野良泽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与杉田玄白等人一起翻译了《解体新书》（《解體新書》1774）。

自《波留麻和解》诞生以来，日本出现了若干部颇具影响力的兰和词典，这些词典之间的谱系与传承关系环环相连。尽管它们的母本皆为《兰法词典》，但囿于编者语言水平有限及词典编纂技艺有限，其编纂依然沿袭着日本大航海初期的葡和词典的“对译”传统，并最终被沿袭至英和词典时代。

三、 日本兰和、和兰词典的兴起与发展

（一） 兰和词典谱系第一脉： 从《兰法词典》到《改正增补译键》

《兰法词典》在西方的影响力远不及日本。十八世纪中叶的日本，兰和、和兰词典依旧匮乏，根据宫永孝（2004）113的记载，1754年，哈尔马的《兰法词典》、皮埃尔·马林的《兰法大词典》（上、下两册）以及一部拉兰语言词典（即拉丁语与荷兰语语言词典）被引进日本。笔者推测，这部以拉丁语为词目、荷兰语释义的语言词典，很可能是塞缪尔·皮提斯卡斯（Samuel Pitiscus， 1637—1727）编纂，并于他死后出版的《新拉比词汇》（Lexicon Latino-Belgicum Novum， 1729）。底本词典的匮乏使得日本早期的兰和、和兰词典谱系单一，而这些词典的编者又多为兰通词，只能算是业余的词典编纂者，他们大多并非同时精通荷兰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因而，这些兰通词们并不是采用日语替代法语的方法来开展对译工作，而是通过将荷兰语的释义与对等语翻译成日语，来为荷兰语的词目释义、寻找对译词。更确切地讲，这些兰通词们之所以选择《兰法词典》作为底本，并非想依靠法语来辅助日语对译部分的编纂，而是仅仅依赖词典荷兰语的部分，来减少收词与字母排序等繁重的工作量。为了与后来完成的《长崎波留麻》（《ヅーフハルマ》）区别，《波留麻和解》因其编纂者以江户的兰通词为主而被称为《江户波留麻》（《江戸ハルマ》）。

稻村三伯（1758—1811）在学习荷兰语与“兰学”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兰和词典的重要性，于是他以《兰法词典》作为重要底本，在石井恒右卫门、宇田川玄真、桂川甫周的帮助下，历时十三年完成了《波留麻和解》的手稿并进行了刊印。词典手稿现藏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文库8A209）。手稿共十三卷，刊本各卷与之一一对应，囿于印刷技术的限制，这部收录六万多词的双语词典既无书名和序言，也无凡例，刊本仅有荷兰语词目，以木铅字印刷，而对译词则是用毛笔书写，因而，只刊印了三十套。从收词来看，《波留麻和解》大大缩减了其底本《兰法词典》的词目数量，手稿版的《波留麻和解》[5]与其印刷版的收词立目保持一致。《波留麻和解》的词目从A到Z以字母顺序排列，以A—Z为主标题字母，以词目词的前三个字母为次标题字母，例如，G标题下面有gad、gaf、gas等次标题，每个次标题下面收录含有前三个相同字母的词目词，这显然是受到其底本《兰法词典》的影响，不过，《兰法词典》的次标题字母全部是大写的。但从微观结构看，《兰法词典》（见图1左）、手稿版的《波留麻和解》（见图1中）与刊行的《波留麻和解》（见图1右）均有差别。

图1选取了三部词典的词典正文末页作为示范，以窥《波留麻和解》从底本到手稿、再到刊行版的编纂与出版过程。底本词典《兰法词典》是一部大部头兰法双语词典，其词条由荷兰语词目词、词性标记、荷兰语释义、法语释义或对等语等组成。其中，法语部分以斜体标记。手稿版《波留麻和解》的收词立目显然是节取自《兰法词典》，并缩减至约6.4万个词目，《波留麻和解》刊本的词目相同。《波留麻和解》的词类标注（包括名词的性等語法范畴）也是源自《兰法词典》，如z.m.代表阳性名词（zeggen mannelijk），不过手稿本也有一些与刊本不同的地方，如图1中的三个动词（过去时）zwol、zwolg和zwom在手稿版中采用了《兰法词典》的时态标记onv.（zeggen onvolmaakte tijd）来标示过去式，而在刊本中则省略了这些动词的时态标记。不仅如此，刊本《波留麻和解》还删去了手稿词典中荷兰语释义的部分。从图1可以看出，《兰法词典》为词目词提供了荷兰语与法语释义（或对等语），相应地，《波留麻和解》手稿有时会保留一些荷兰语释义，删去法语部分，并在词条右侧提供日语对等语，而《波留麻和解》刊本则没有保留荷兰语释义，仅仅为词目词提供了日语对等语，而且，刊本中的日语对等语，也是在手稿版的基础上删减而来，并且删掉了其中以日语写成的注释。此外，《波留麻和解》手稿上还有一些红笔写成的日语对等语和一些删改的痕迹，这些笔记在刊本中都统统去掉了，如词条aakster在手稿本中（见图2）有多处改动的痕迹，也有红笔补充上的日语对等语，但是刊本中仅保留了“鶺鴒”一个对等词。而从笔迹上来看，尽管刊本的《波留麻和解》中的日语部分也是手写的，但是比对手稿本可知，它们并非出自一人之手。

《波留麻和解》的刊行标志着日本第一部兰和词典的诞生，它出自日本本土的兰通词之手，虽承袭了南蛮学时代的“对译”传统，却不再服务于宗教目的。《波留麻和解》开启了日本兰和词典编纂的大门，但由于其仅仅印刷了三十套，远远满足不了日本国内对兰和词典的需求，于是，在《波留麻和解》的基础上，稻村三伯的学生藤林淳道（1781—1836）于1810年（文化七年）编纂了《译键》（《訳鍵》/Nederduitsche Taal）。《译键》以《波留麻和解》为底本，将六万余个词条缩减至约三万条，并对词条的日语对等语进行了修订。词典共三册，其中正文部分两册，分别为“乾”“坤”两卷。此外，还附有一册简要描述荷兰语语法的“凡例附录”。《译键》虽没有词典正文前的部分，但在“坤”卷最后附有三十三页的“太西药名”部分，根据笔者的统计，这部分共收录了2712个药名，并按字母顺序排列。词典的第三册“凡例附录”中还附有“序言”，对于学习者而言非常实用，这个附录后来独立成书，名曰《兰学迳》（日语书名写作《蘭学逕》）。从宏观结构看，《译键》同样按A—Z字母顺序排序，上册（“乾”册）收录从A到N的词目，下册（“坤”册）收录了从P到Z的词目，也同样沿用了《波留麻和解》和《兰法词典》的三个次标题字母，但是，《译键》的次标题字母全部改为与《兰法词典》相同的大写形式。《译键》的词目词拼写还使用了三个“点”来替代这三个重复的字母（见图3），页面最外侧还添加了字母指引，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索引的作用。这些做法大大节省了《译键》的刊印成本，词典在“坤”卷末页刻有“活字訳鍵百部絶板”八个大字，明确指出了《译键》所采用的印刷技术及印刷数量。

《译键》对《波留麻和解》的日语对等语做了很多有益的修订，如zeepaard一词在《波留麻和解》中释义为“角アル海獸ノ名”，而在《译键》中改为“海馬”[尽管在《改正增补译键》（日语书名写作《改正増補訳鍵》）中又被改为“半馬半魚”]。《译键》对zeepaard一词的释义，可能参考了1798年《蛮语笺》中“海馬”的说法（但未给出荷兰语字母拼写）。1857年（安政四年），广田宪宽（1818—1888）对《译键》进行了增益修订，出版了《改正增补译键》。在《改正增补译键》的序言中，广田宪宽指出，该词典的编纂补充了《译键》的不足，同时参考了《和兰字汇》（日语书名写作《和蘭字彙》），这部词典有时也被称作《增补改正译键》。

（二） 兰和词典谱系第二脉： 从《兰法词典》到《和兰字汇》

哈尔马的《兰法词典》在日本的谱系不仅有《波留麻和解》（即《江户波留麻》）、《译键》、《改正增补译键》一脉，该书还是《长崎波留麻》的底本，并由此衍生出对日本英和双语词典产生一定影响的《和兰字汇》等词典。

十九世纪初，滞留在长崎出岛的荷兰商馆馆长亨德里克·道富（Hendrik Doeff Jr.， 1777—1835）着手编写一部兰和词典，他以《兰法词典》为底本收词立目，同时参考了《波留麻和解》。这原本只是道富自发的一次词典编纂尝试，但后来应幕府提高兰通词荷兰语水平的请求，道富于1816年（文化十三年）开始与兰通词吉雄权之助、中山得十郎等11人合作，全面开展此项词典编纂工作。这部词典直到1833年才编纂完成，而道富在完成了A到T的部分（1811—1817）后离开日本返回荷兰，后续部分则由兰通词们接管并出版，全书共五十八卷。该词典的手稿本并未记录词典名，除去空白页，手稿的第一页便写着“Inleiding tot het Woordenboek door Hendrik Doeff”（Introduction to the Dictionary by Hendrik Doeff，笔者译），紧接着就是9页半的荷兰语序言（Introduction）、5页的日语“绪言”（落款时间为1816年）、2页的“凡例”和1页缩略语表（词典中称之为“辞書中諸符”）。为了以示区别，这部诞生于长崎的兰和词典手稿被称为《长崎波留麻》（日语书名写作《ドゥーフ·ハルマ》《長崎ハルマ》）。该词典还因主编者是道富，故也被称作《道译法儿马》（日语书名有时写作《道訳ハルマ》《道訳法児馬》）或者《通布字典》。

《长崎波留麻》[6]同样是一部兰和词典，收词约五万，也是采取删除底本《兰法词典》中法语部分、翻译荷兰语词目的方法编纂而成。但是相较于《波留麻和解》，道富为词目提供了内容广泛的例句，这些例句多为道富亲自搜集而来。比起书面语，道富十分重视口语，这些内容增加了《长崎波留麻》的实用性（见图4）。无论是从宏观结构还是微观结构来看，这部词典的体系已经较为完备，代表了当时兰和词典的最高水平。然而，这部3000多页的大部头手稿以《和兰辞书和解》（《和蘭辞書和解》）之名被呈交给江户幕府后，却迟迟未获批出版，只有三十多部抄本流传，直到“黑船来航”（1853年）之后，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幕府才在1854年批准其出版，这才有了后来的《和兰字汇》。

1855年至1858年（安政二年至五年），桂川甫周（1826—1881）编纂出版了《和兰字汇》，共五册（第一分册： A—D;第二分册： E—K;第三分册： L—O;第四分册： P—T;第五分册： U—Z）。该词典是《长崎波留麻》的增益修订版，收词约五万个[7]，修订过程中也参考了《波留麻和解》《译键》等前人编纂的兰和词典。桂川甫周在绪言中说明了决心发行这部词典的动机，是为了向全世界传扬道富多年来的辛苦。他指出，就连《兰法词典》的作者哈尔马以及马林（P. Marin，也是其他兰法词典的编者）等前辈大家也在校订上反复校订，因而自己的字典不能说没有错误。（广庭基介1982）6

《和兰字汇》的封面仅有“和蘭字彙”四个汉字，书名页和3页的“例言”也均为汉字写成。书名页印有“安政乙卯新鐫 和蘭字彙 侍醫法眼桂川甫周臧梓”等字眼，并未提及原作者道富，不过在“例言”的一开头，桂川甫周就详细交代了词典编纂的来龙去脉： “此書原係徃昔和蘭人道氏久在崎港而頗通本邦之語乃就法爾末第二版譯以我邦語而便於邦人為和蘭學者也。”桂川甫周将道富称为“道氏”，“法爾末第二版”指的便是哈尔马的《兰法词典》（1729）。“例言”之后便是缩略语表，值得一提的是，《长崎波留麻》的缩略语表几乎与底本词典《兰法词典》一模一样，除了删掉了底本中的Tusschenw.（叹词），以及漏写了底本中的Geenerlei（中性）;《和蘭字汇》的缩略语表则是《长崎波留麻》的翻版，并将《长崎波留麻》中遗漏的Geenerlei补上。不过，就词典正文而言，《长崎波留麻》手稿与其增订印刷版《和兰字汇》还是有诸多差异的，在图5中，我们以两部词典正文首页为示例，展示其差别。

从宏观结构看，《和兰字汇》在收词方面较《长崎波留麻》有所增删，如图5中《和兰字汇》增收了aafsch，这显然是参照了底本《兰法词典》。尽管都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但两部词典在次标题字母的规范上略有不同，显然《和兰字汇》更为规范，页面最外侧还添加了字母指引。从微观结构看，两部词典在释义等方面也不尽相同，如在图5中，《长崎波留麻》将词目词aak的性的标注为阳性（z.m.），这与《兰法词典》是一致的，但是《和兰字汇》将词目词aak的性改为了阴性（z.v.）。《和兰字汇》纠正了词目词荷兰语释义的错误拼写[如，将词目词aai的释义ach纠正为och、将词目词aak释义中rhijn（莱茵河）的首字母改成规范的大写等]、修正了部分词目词的日语释义或对等语（如，将aal的对等语由“小鰻”改为“鰻”）、将日语释义部分或者例句的日语译语中的平假名以片假名替代，等等。《和兰字汇》成为江户时代在日本印刷和出版的最完整的兰和词典，将兰和词典编纂推上了巅峰。然而，这部在明治维新前夜出版的词典也见证了兰和词典编纂逐渐式微、英和词典崛起并逐步取而代之的历史进程。

在英和、和英词典史上，《和兰字汇》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众所周知，“《英和对译袖珍辞书》被普遍公认为日本首部正式的印刷版英和辞典”（远藤智夫2007;李睿等2017）74，对日本早期英和词典发展影响深远，而《和兰字汇》对《英和对译袖珍辞书》（《英和対訳袖珍辞書》）在日语译词的选择方面影响极大。远藤智夫（1994）对比了同时代可能为编写《英和对译袖珍辞书》做参考的五部在日本广泛使用的兰和、和兰双语词典[8]，发现《英和对译袖珍辞书》中所对应的日语对译词仅有20%与《和兰字汇》无关。（李睿 2018）不仅如此，樱井豪人（2003）还指出，日本第一部法和词典《法语明要》（《仏語明要》，1864）中的日语译语也受到了《长崎波留麻》或者其修订版词典《和兰字汇》的影响。

（三） 其他兰和、和兰双语词典

至此，《兰法词典》对于日本兰和词典发展史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从《江户波留麻》到《改正增补译键》，从《长崎波留麻》到《和兰字汇》，沿袭着葡和、和葡词典编纂的“对译”传统，这些词典的诞生为日本的“兰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兰和、和兰词典值得一提，尤其是两本义类词典、词表——和兰双语词表《蛮语笺》和兰和双语词典《兰语译撰》。

早在十八世纪末期，出现了一部义类词表，名曰《红毛类聚语译》（《類聚紅毛語訳》，1798），后改名为《蛮语笺》（《蛮語箋》）。这部词表由森岛中良编纂，其封面除了题明书名“蛮语笺”外，还写着“付録万国地名箋”。这指出了该词表的一大特色，即附有一个收录世界各地地名的和兰双语词表附录。根据笔者统计，该附录一共收录了231个世界地名，并根据地域进行划分。附录之后，森岛中良还向读者介绍了一些书籍，可能是为它们做宣传的“广告”。书名页有两处值得注意，一是作者的署名为“東都 熊秀英”，这是森岛中良的笔名;二是在作者署名下方写着“不許翻刻”，说明作者已经具备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书名页之后是两页的序言和两页的目录（目次），均以汉字写成。受到中国清代词典的影响（很可能是受到《清文鉴》的影响），这部和兰双语词表共收录近2000词，并按主题分门别类，总计二十大类： 天文、地理、时令、人伦、身体、疾病、神佛、宫室、服饰、饮食、器财、金部、玉石、鸟部、兽部、鱼介虫、草部、木部、数量、言语。词目排列整齐，竖排，每页约十四个词语，词目词为日语，释义为荷兰语对等词，但是此处的荷兰语并不是以字母寫成而是以片假名写成的，如“人伦”部分中的词目词“客”（客人）的释义为“ガスト”（gast）。《蛮语笺》对日语也带来一定的影响，成为很多日语新词的滥觞。此后，箕作阮甫对《蛮语笺》进行了增益修订，并于1848年出版了初版《改正增补蛮语笺》（《改正増補蛮語箋》）。《蛮语笺》系列对此后的《英语笺》（《英語箋》，1861）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译键》出版的同年，马场佐十郎编纂了一部兰和义类词典《兰语译撰》（《蘭語訳撰》）。与《蛮语笺》不同的是，《兰语译撰》首先将词目词分为二十四部分，以“伊吕波顺”排列，如第一部分为“伊”（い），然后将每部分的词目词以主题分为十九类： 天文、 地理、时令、数量、宫室、人品、家伦、官职、身体、神佛、器用、衣服、饮食、文书、钱谷、采色、人事、动物、植物。尽管《兰语译撰》的印刷算不上精良，但比起《蛮语笺》，这部收录约7000词的大部头可以算得上是一部词典了。

此外，由于江户时期的兰和、和兰词典印刷数量少、流通性差等因素，还出现了一些手抄词典，这些词典并未广泛流传，如西村茂树书写的《字书原稿》（日语书名写作《字書原稿》）是一部兰和词典手稿，而高野长英的《波留麻辞书》（《ハルマ辞書》），实际上就是《波留麻和解》的抄本，等等，在此不做赘述。

四、 结语

在日本两个多世纪的锁国时期（约1642—1863年），荷兰语扮演着重要且不断变化的角色。隔离主义政策使得日本与西方的接触实际上仅限于长崎一个很小的荷兰贸易商馆（De Groot2016）63，但却使得“兰学”得以蓬勃发展，在此期间，兰和、和兰词典为日本人学习荷兰语及了解“兰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日本的欧洲语言词典编纂发轫于葡和、和葡词典，蓬勃于英和、和英词典，但是兰和、和兰双语词典在日本的西欧语词典编纂史上却是承前启后、不可缺少的一环。与大多数葡和、和葡词典不同的是，兰和、和兰词典的编者多为日本本土的兰通词，编纂目的也不是为了传教，而是为方便进行兰学研究与贸易往来。其承前在于，受其先驱的葡和、和葡词典编纂“对译”传统的影响，日本最初的几部重要的兰和词典皆继承与保留了这一传统，选取《兰法词典》作为底本，选择性地“翻译”，以日语替代法语部分，这一传统还延续到了早期英和词典的编纂中。其“启后”在于，这一时期的兰和、和兰词典，尤其是词典中的日语译语，对此后英和词典的编纂影响深远。笔者梳理了十八、十九世纪诞生于日本的兰和、和兰词典的缘起与发展史，并通过分析其谱系、承继关系与其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阐明了兰和、和兰词典的词典学价值。

附 注

[1]本文涉及的日本欧和、和欧词典中，欧洲语言主要包括葡萄牙语（即葡和、和葡词典）、荷兰语（即兰和、和兰词典）及英语（英和、和英词典）。

[2]大航海时代是日本与欧洲世界首次发生接触的历史时期，最先来到日本的葡萄牙人成为探索日本的先驱，在这期间，日本诞生了五部日葡、葡日词表（与词典），其中十六世纪中后期的Duarte da Silva编写的《日本语词表》（Vocabulario da Lingua Japoneza）手稿与Juan Fernndez的一部附有日语语法书手稿双向词表的，由于未采用印刷技术而在传抄中亡佚，而后来的《罗葡日对译辞书》《日葡辞书》与《葡日辞书》则在批量印刷中得以存世。（李睿等2018）这些词典成为日本南蛮学在语言学层面上的代表作，其“对译”的词典学传统，对日本兰和、和兰词典持续产生着影响。

[3]词典全名为： Woordenboek der Nederduitsche en Fransche Taalen： uit het gebruik en de beste schryveren， met hulpe van voornaame taalkindigen， in de voorrede gedacht， opgesteld。

[4]關于西善三郎编纂词典所用底本问题，邹振环（2007）166-167曾指出，“西善三郎根据哈尔马的《荷兰辞典》着手编纂《荷日辞典》。大玄泽（1757—1827）的弟子稻村三伯等以此为基础，参照《荷法辞典》等，编成收词64035个的《波留麻和解》，1783年完成，1796年出版， 成为最初的《荷日辞典》。”有待商榷。

[5]从手稿版《波留麻和解》的笔迹推断，译语的笔记出自多个人。

[6]本段对《长崎波留麻》的论述参考了Boot等（2012）200-201。

[7]根据小田勝（2008）109，《和兰字汇》共收词49024个。

[8]这些词典分别为： 《波留麻和解》《译键》《道译法尔马》《改正增补译键》《和兰字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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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睿 广东财经大学 广州 510320/奥斯胡大学 丹麦 8000）

（Annette Skovsted Hansen 奥斯胡大学 丹麦 8000）

（责任编辑 马 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