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携手共同构建人类整体传播学》一文中认为，中国传播学并不“健康”，而且有病，即学术研究“过度西方化”和“过度量化”，现在需要回到中西方平等对话、交流的立场上来，需要在学术研究中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中国传播学研究需要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也要丢掉建构“东方中心主义”的幻想，应该积极探索和建构传播学研究中的“第三条路经”或“第三种范式”。 [1]

必须承认，中国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传播学等文科对西方学术有一定的依赖性。特别是一些从西方学成归来的专家学者，他们用的理论和方法是西方的，思维是西方的，甚至表达也是西方的，论著的参考文献都是西方的，有的几十个注释中看不到一个中文文献。这种“过度西方化”是值得我们反思和忧虑的。如果你的理论、方法、思维、表达、文献等都是西方的，你能保证你的立场、眼光和思想是中国的吗？

其实，这种现象在国内公共关系教学和研究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打开国内的公共关系教材，不少教材言必称艾维·李、爱德华·伯纳斯和格鲁尼格，生搬硬套、反复堆砌西方公共关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和观点，用其分析和阐释在中国发生的各种公关事件和公关现象也如隔靴搔痒，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的公关问题和困境。这种公共关系学的“民族虚无”和“本土缺失”，既不能上接“天气”，也不能下接“地气”，更无法建构学术主体性、增强学术自信心和形成文化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