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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手迹存毁录

2021-06-17石钟扬

博览群书 2021年6期
关键词:江津陈独秀

石钟扬

陈独秀(1897.10.9—1942.5.27)首先是文化领袖,其次才是政治领袖,作为政治领袖他虽是个悲剧人物却不乏“开天辟地”之功,作为文化领袖他呼唤科学、民主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则具有永恒的魅力。陈独秀手迹无疑是中国现代化史上重要的历史文献与艺术珍品,更是他生命的风景、心灵的诗章。陈独秀手迹之毁与存,亦是其风骨与命运之见证。

珍迹惊现书画展

“迟到的纪念:纪念陈独秀诞辰130周年书画展”有陈独秀真迹惊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大陆与香港多家媒体报道了这次书画展。而《扬子晚报》(2011年3月25日)则突出陈独秀真迹的故事。兹录于斯,以省笔墨。

展览现场,一帧“陈仲甫先生论韵遗墨”颇为引人注目。原来,这是1940年3月29日陈独秀写给当时的中央大学教师黄粹伯的一封讨论音韵学的信札。信札上有黄粹伯小楷释文、陈钟凡行书识语、胡小石行书题署,组成一幅精美艺术品。此条幅1948年11月装裱。“文革”中被抄并胡乱地塞在南京大学南园的一个楼道里,十几年无人过问,直到1980年被人发现并交南大校部。校部发还黄粹伯家属,黄氏家属又返赠中文系,遂成中文系镇系之宝。

同样命运的还有一副陈独秀对联。藏家薛永福先生赶到现场,他打开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里面正是陈独秀的一副草书对联:“好书不厌百回读,嘉树新成十亩阴。”原来陈独秀与薛永福的爷爷薛太生为莫逆之交。陈独秀在南京坐牢时,薛太生常帶酒物去探望,陈独秀为他写下这副笔墨酣畅的对联,以示感谢。“文革”中,这副对联被抄走,正要焚烧之际,一位将军抢救下来,并交给薛永福嘱他好好保存。

其实画书展中还有一副陈独秀真迹,那就是安徽省望江县文物局提供的对联:金樽银烛销春雨,象管鸾笙护紫云。上款“毓卿先生之属”,下款署名“独秀”,钤阴文篆书“陈独秀印”。

此联首载《团结报》1988年5月7日副刊,据称为1983年秋文物普查,在该县翠岭乡发现并征得。原收藏者介绍其祖父吴毓卿在辛亥革命期间结识陈独秀,且交情甚笃,故得陈以联相赠。

劫后幸存知多少

包惠僧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说:

一九二○年下半年到建党之初,与陈书信来往很多,他每次来信都不长,一二页,主要是谈工作。其保存着一百多封陈的来信,装裱成集,封面题《陈仲甫先生遗墨》,“文革”中怕惹是非全都烧了。

陈独秀居江津时,有位同乡医生程里鸣常给他看病。一日,程医生笑道:“陈老先生,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陈说:“有话直说。”程说:“人们都说你老先生是半截子革命。”陈叹息道:“你行医,不懂政治,你为我治了病,无以答谢,给你写副对联。”于是陈为之写了这样一联:

美酒饮到微醉处,好花看在半开时。

此联曾传给其女程华珍,惜毁于“文革”。

罗宗文抗战期间曾在江津当过县长。他说:

陈独秀给我写的一张条幅(半幅四尺宣纸)是杜工部的“曲江对酌”:“穿花蝴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1942年3月下旬,我离江津前,又送纸去求他写副对联。他写的是:“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并在边角题云:宗文先生长斯邑年馀,今调赴铜梁,出纸索字,因集散氏铭以赠,即乞政之。独秀。下面盖了两方印章,殊知我刚一到铜梁县,即在报纸上看到他逝世的消息,那副对联可能就是他最后的书法作品了,我裱好珍藏在家。在“文革”初期,我主动把家里所藏的书籍、字画全部上交了,但不知那副对联和条幅,还存在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社长张定,1940年初乘船去江津中山中学读书,“在船上看见一位身着长袍,很有风度的长者。船警告诉说他是陈独秀”,张即请他在日记本上签名。他慨然写上“少年中国,中国少年”八个大字,并写上“张富培同学纪念。独秀于民哲舟中。一九四○年□月□日”。“文革”中被抄走,至今不知下落。

阙森荣曾是陈独秀石墙院的近邻,常以写字绘画请教于陈,时间长了,情分厚了,便开口请他题字留念。大约是1941年上半年,陈为阙写了一幅条幅:

问我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文革”中阙不得不将之裁为四片,抠掉名字,保存于抽屉底下。到1982年11月县志办、党史办征集文物时,阙将此残片交给了公社党委,“以表示一个小小的贡献”。

陈独秀为前清进士杨鲁丞后人写的两幅条幅,一是写李白《山中问答》,与阙森荣残存的那幅同样的内容。另一幅写的朱熹的《绝句》: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不等到“文革”,早在土改期间,它就与杨家所藏所有字画一起散失了。

即使如此,陈独秀还有不少手迹幸存人间。中国寺庙历来就是藏书藏宝之佳所,如陈独秀晚年为太虚法师(1889—1947)所题联语“一切无常,万有不空”,就安然藏身于武汉(汉阳)龟元寺内。太虚法名心,浙江桐乡人,早年出家。因与苏曼殊、欧阳竟无交游,陈独秀与之声息相通,故有此葆蕴禅机的联语相赠。此幅联语未以楹联方式书写,而是写成条幅,百无挂碍,张弛有致。

陈独秀1942年年初有《致欧阳竟无诗柬》:

贯休入蜀惟瓶钵,卧病山中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佛学大师欧阳竟无(1872—1943),名渐,江西宜黄人。1922年在南京成立支那内学院,抗战时入川,在江津重建内学院,与陈独秀过从甚密。欧阳竟无有汉隶《汉执金吾丞武荣碑》拓片。1942年春节,陈以诗代柬,向他借阅。说如能得武荣碑观摩,这年就过得比别人家吃肉啖鸭更解馋。此诗初见1943年5月《欧阳竟无大师纪念刊》。但到1980年朱蕴山著文说这首诗是陈特为他写的,因那年快过春节时,他去江津看望陈并送了一只鸭子。郑超麟则力辟其谬。我则认为此诗原致欧阳竟无,并不妨再书赠朱。

陈独秀在江津时与当地名绅邓蟾秋、邓夑康叔侄友善。1940年9月陈在邓氏庄园小住期间,恰逢邓氏先祖创办聚奎中学六十周年与邓蟾秋(鹤年)七十寿诞。10月2日陈应邀在聚奎中学“鹤年堂”作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讲演。在宴会上,陈盛赞邓蟾秋助学之义举,且与欧阳竟无、邓仲纯、方孝博、台静农等共同具名书《邓蟾秋先生七十寿序》(欧阳竟无执笔)。陈即兴挥毫写下两幅篆书赠邓蟾秋,一为“大德必寿”,刻在黑石山鹰嘴石上;一是“寿考作仁”,刻在黑山另一巨团石上。两者均被毁于“文革”,前者则重刻那鹰嘴石上,仍辉耀在那山石间。

少年时代得晤陈独秀,并获其所赠条幅“双鬓已白难再青”,到20世纪还健在的杨实舜,虽未说他的那条幅如今何在,他却向宜昌政府提供了陈独秀的遗诗、遗墨。

遗诗为《闹新房》:

老少不分都一般,大家嘻笑赋《关关》。

花如解语应嗤我,人到白头转厚颜。

遗墨为录唐朝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赠雅髯的条幅: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雅髯先生正文独秀书于江津

唯不知这“雅髯”为何许人。然这幅字确是自然天成,洒脱非凡。从字法到结构,都耐人寻味。

陈独秀晚年对抗金英雄岳飞情有独钟。1937年8月21日從南京监狱释放出来,即为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参事的包惠僧写了岳飞《满江红》片段: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与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落款独秀。

陈从1937年9月到1938年6月在武汉住了几个月。他为同住一院的中共一大党员金家风也写了岳飞《满江红》的片断。屡经风雨,得以幸存。

王凡西1999年12月31日有信云:老先生给吴甲原题字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住在老先生家,吴来看我,顺便求他的“墨宝”。当时还有一些由江浙流亡到武汉的青年朋友,也趁机求字,他有求必应,写了不少,最多写的是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透露出他当时的乐观心情。给甲原的二句是他自拟的: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是于新时局中重提五四命题。这幅题字现存上海档案馆,曾在其展厅展出过,后影印刊在《档案与史学》上。

陈独秀在江津,逢年过节,或新屋落成,乡邻请写对联,他是有求必应。老朋友潘赞化在江津国立九中任总务主任。有时星期天他会带三五个学生到鹤山坪去看望陈独秀。行前,潘先生总会嘱咐学生:“你们向陈仲甫要字,他的字写得好。你们只要买二斤白糖、二斤猪油,再带些鸡蛋送他就可以。”学生们遵嘱备些薄礼,陈氏也慨然接受,并要学生留下姓名,容日后作书落款,有时也会当场写就。

《金粉泪》:终成“国家一级文物”

陈独秀与上海亚东图书馆(实为出版社)的主人汪孟邹(1878—1953)及其侄汪原放(1897—1980)可谓“生死之交”。亚东图书馆从创办到发展,都融入了独秀智慧与独秀精神,亚东图书馆的版税与资助也成了陈独秀流寓生活的重要经济支柱。

陈独秀与汪氏叔侄多有文墨之交。亚东图书馆的前身芜湖科学图书社的客厅,就挂着陈写的对子:

推倒一时豪杰,

扩拓万古心胸。

此既为独秀夫子自道,也是为科学图书社、亚东图书馆标识了大方向大境界。

陈独秀在南京狱中致汪原放的信就有42封(从1933年6月到1935年3月)。1937年6月29日夜,汪到南京监狱向陈求字。他当时没有响应,后来给汪写了两幅,托人带到上海。那两幅书法作品一写的是《古诗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那首,另张小屏则写的是:

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

独秀书于金陵

1936年(或1937年)汪孟邹从南京狱中带出陈独秀所书绝妙好词《金粉泪》56首,1953年2月11日,军管会受命清查亚东图书馆涉及“托派”书籍,未没收《金粉泪》手稿,直到1959年才由汪原放交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革命纪念馆藏品分为两类:一是革命文物;二是参考品,即价值不大或反动者的物品。《金粉泪》即作为参考品被打入冷宫。

“文革”结束后,一大纪念馆负责人任武雄,将《金粉泪》影印本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党史资料丛刊》。《党史资料丛刊》编辑部请华东师大陈旭麓作了诠释,并上报有关部门“审批”以期发表。事隔半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将之在其分管的《中共党史资料》(1983/4)上公开发表。上海的《党史资料丛刊》主编郝盛朝闻风而动,则将《金粉泪》连同全诗墨迹一起发表。不料遭主管部门批评与处理。

直到20世纪末,曾被打入冷宫的《金粉泪》,终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陈独秀致杨朋升的40封信,是作为杨的档案材料保存下来的。

杨朋升(1900—1968年),四川渠县人。其小陈独秀21岁,1916—1919年在北京读书,受新文化运动滋润而崇拜陈独秀。

1937年9月,陈独秀从南京到达武汉,杨时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二人此际相识而成忘年交。1938年8月陈独秀流亡江津时,杨在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与陈往来更密。从1939年5月到1942年4月5日,陈独秀致杨信40封。

杨于一·二八淞沪战役,以88师副师长身份率部英勇抗日;1949年12月随邓锡侯等率部起义。前者说明他爱国,后者说明他“弃暗投明”。1949年后一度被聘为西南美专教授、成都市政协委员。1954年却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判有期徒刑20年,而陈独秀的40封信在渠县展出时差点被毁。四川省档案馆得知而收存,1980年7月移交中央档案馆。

杨朋升1968年病逝于渠县狱中,1983年2月平反。

陈独秀晚年呕心沥血之作《小学识字教本》,从南京监狱写到江津流寓之地,却并未完成。当时不能出版,退而求其次,油印50册分赠朋友以防散失。

梁实秋幸得一册且携至台湾,1971年将之影印出版。为避嫌他将作者名与作者“自叙”删去,书名改为《文字新诠》。梁氏有序对之充分肯定:

一、用科学方法将中国文字重新分类。

二、对若干文字的解说,采取新的观点。

三、内容简说扼要,易于了解。

梁实秋(1903—1987)临终嘱咐女儿梁文薔,在适当的时候将这部重要著作捐给大陆某个著名博物馆。2003年8月,移居美国的梁文薔亲自将其父珍藏的《小学识字教本》油印本和影印本《文字新诠》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了却梁氏遗愿。而《小学识字课本》之原稿据说尚幸存于北大某教授家中。

郑学稼(1906—1987)是陈独秀晚年结交的年轻朋友。郑当时在重庆的复旦大学任教,两人常有书信往来。郑在《陈独秀先生晚年与我》中说:

我本没有留友人信的习惯。某日初次生恶性疟疾,经过二十小时的寒热后,夜半想起:人生无常,不久之后,总会有些友人死去。由这一念使我感到独秀先生年龄比我大,可能死在我前,我应保留他的信,以为纪念。以后,我珍藏他的信,只剩十四封。最可惜的是论井田制度长信不在内。

郑学稼晚年拼命为陈独秀写了部公正实在的传记,全书70多万字。1986年2月动笔,次年2月病倒,6月写完,7月13日就病逝台北。未及见到书的出版。

酒旗风暖少年狂:台静农忆陈独秀

作为同乡好友的台静农(1902—1990),是珍藏陈独秀书信、墨宝最多的一位学者。抗战期间,台静农以沦陷区大学教授身份被安置在重庆的国立编译馆。陈独秀避居江津时倾力于《小学识字教本》之写作。以《小学识字教本》为中心话题,陈致台有102封信。另有诗、联书法作品20多幅,《实庵自传》两章手迹相赠。

台静农1946年5月应许寿裳之邀任教台湾大学中文系。1948年许因传播五四新文化而被右翼文人砍杀。台静农临危受命,1949年夏接任中文系主任。他吸取许血的教训而韬光养晦,将对陈独秀的情感深藏心底,不予表露。台静农数十年如一日完好地珍藏着陈给他的所有书札包括只字片纸,精装成册,并请名人为之题词。台静农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终有佳作《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发表。

沈尹默的题词为:

静农索题仲甫稿,旅羁无悰难为词。携共东来一开视,忍读当日杭州诗。鹤坪树老鹤不归,存殁之感徒尔为。还君诗卷意未已,君将何计塞吾悲。此卷置箧中数年,今始题得,如何如何。

三十七年十月四日灯下,尹默。

“三十七年”即1948年。沈乃陈1910年在杭州结识的朋友,1917年后北大同事。沈之书法得力于陈的批评激发。

沈题旁有胡适题记:

三十八年三月廿八日胡适读后敬记。

此时为胡适从北平“逃”到南京,将由上海赴美国的前夕。

董作宾的题词为:

卅八年一月随史言所迁台,任教台大。于静农兄处得读此诗卷及文字学、古史表各遗稿。余读书北大时,先生已去,每以未親教益为憾。廿五年春因陈君之介,得访先生于首都囹圄中,先生方治古文字声韵学,旁及卜辞,畅谈半日。抗战中先生居江津,余客李庄,不及再晤。今睹此卷,犹想见先生风采奕奕,仿佛昨日,为之慨然。

同年五月十八日董作宾敬记

“史言所”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为所长),抗战时落户四川南溪县李庄(今宜宾市翠屏区),1949年1月迁台湾。董作宾为“史言所”治甲骨文的著名学者,1936年(廿五)春经陈君(疑即陈钟凡)之介到南京狱中拜访陈独秀,陈对甲骨文上卜辞颇有兴趣,故两人“畅谈半日”。“同年”当为“史言所”迁台的“卅八年”即1949年。在台湾见到“先生”的诗卷怎不“为之慨然”。

沈刚伯的题辞为:

陈公龙凤姿,奇气凌云汉。薄孔非汤武,无异嵇中散。调高不谐俗,才为身患。我今读遗篇,喟然发三叹。

三十八年六月十四日沈刚伯敬题

1984年春,江兆申还在陈独秀为台静农所作篆书“一曲书屋”题了长跋。先言中国篆书之兴衰,次言清代皖人邓石如(皖公)振兴篆法,然后说:

(陈独秀)先生不以书专其长,而笔墨雄健,结体古劲,固能者无所不能。或皖公山人一脉泽润绵长否耶?

陈与邓家为世交,书法也受其“泽润”。

如此珍贵的书札,直到台静农先生逝世六年后的1996年6月才由台北影印出版,名曰《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受到海内外学者的珍视。

而台静农先生终生珍藏的陈独秀书札原件,现归台湾大学图书馆收藏。我2013年8月28日在台大拜读了这批遗札,心灵为之震荡。

这些年的拍卖会:陈独秀书札一字千金

陈独秀1932年10月入南京监狱时,就有人为日后能待价而沽求他的墨宝。而其手迹真正见于市场则是1984年前后的事。江津教师胡品中说,他年轻时帮陈独秀打理过菜园,陈很感激,就送了一副字给他,写的是:“坐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是月沉楼。”1984年3月他与来访者说:

“文化革命”破四旧时,我怕惹祸,就把陈独秀落的款和两方印章全挖了。前两年县里搞文物普查,说这条幅上没有陈独秀的款和印,就不值钱了。

成都、重庆的不少书画贩子经常跑来收购他的墨宝。白沙镇有人卖了一副陈独秀写的中堂,得了一万三,还落了个“傻”字。

尔后不久,陈独秀的两封信被拍卖了20多万元。

真正引起轰动的是,2009年5月30日一批“胡适存友朋信札”亮相北京嘉德拍卖会(据说是胡适的儿媳从美国携来的),陈独秀致胡适信札13通27页,以554.4万元人民币成交。始由民间收藏家认购,同年6月国家文物局依据《文物保护法》,行使“文物优先购买权”,从嘉德拍卖公司购得这批信札。按理讲,这批文物,要么落户北大档案馆,要么藏之“五四”纪念馆(老北大红楼),都是理想处所。不知何故,其终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

2013年11月18日嘉德拍(信札写本专场)陈独秀1937年12月13日、15日向《宇宙风》杂志编辑陶亢德索取稿酬的两页信札,竟拍成400多万元。2020年10月16日华艺国际(北京)拍卖会上,陈独秀1923年11月13日所作《科学与人生观·序》(10页)拍2185万元。这些故事,让人们对陈独秀书札手迹一字千金的价值刮目相看。

陈独秀同时代的名人无论身角色,只要有手迹存世几乎都以各种形式出版过。唯有独秀手迹无一权威版本问世,因而无论研究界、还是收藏界、鉴赏界都期待着《陈独秀手跡》的出版。

何之瑜俨然“陈独秀遗嘱的执行人”,为陈独秀遗著的搜集、整理、出版事宜不遗余力。到1948年4月“商务出版仲甫先生的遗著,早有大部分排好了”,只等胡适的总序来到,“就马上出版”。《陈独秀丛著》中有大量手稿,何都交商务印书馆。后因内战与大陆易帜,《陈独秀丛著》未得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不管从何角度看,商务印书馆理当对陈独秀遗稿妥为保存。而实际命运如何则不详。

不幸中的万幸,《甲戌随笔》等得有心人方继孝珍藏之,并予点校,终于2006年11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收陈《甲戌随笔》《以右旁之声分部计划》《读〈四裔编年表〉有感》《刘銮与刘銮塑街》四部手稿,附录陈编订的《杨鲁丞遗著三种》),名之曰《陈独秀先生遗稿》。尽管这只是陈独秀手迹中的极小部分,诚如方继孝所云:“陈独秀先生若在九泉知之,或能稍许得到一丝安慰吧。”

所幸现已知胡适、蔡元培、周作人、魏建功、台静农、罗家伦、陈钟(中)凡、郑学稼、刘海粟、汪原放等人及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研究室、上海档案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安徽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安庆图书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北京市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所藏陈独秀手迹,多为我所用。

还有很多陈独秀手迹背后的故事,我已写入拙著《江上几风清:寻找手迹中的陈独秀》(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作者系南京财经大学中文系教授,陈独秀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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