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珍

儿童文学和图书在世界文化和我们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儿童文学与图书如何促进儿童与由文字、图片构成的世界以及由事实、思想和情感构成的世界之间的联系？儿童观如何型塑了世界各国儿童文学并促进了其发展？我们可以从出版于2019年的《童书汇览：儿童文学之重要性》（The ABC of It： Why Childrens Books Matter）中找到答案。《童书汇览：儿童文学之重要性》源自纽约公共图书馆（NYPL）一场史无前例的书展。书展结束后，众多参观者期待得到“童书汇览：儿童文学之重要性”中收录的书籍目录，同时希望书展策划人和儿童文学历史学家伦纳德·马库（Leonard Marcus）对儿童图书进行系统梳理评价集结成册。不负众望，马库斯和明尼苏达大学克兰儿童文学收藏馆（Kerlan Collec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合作出版了该成果。著作沿用了书展时的名称《童书汇览：儿童文学之重要性》（The ABC of It： Why Childrens Books Matter），全书共231页。马库斯以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眼光审视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文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书中收集了四百多幅原创艺术品和档案材料的全彩图像。《童书汇览：儿童文学之重要性》由三部分组成：“童年观的变迁” “读书时间：给予和获得书籍”和“图画书的艺术”。

马库斯认为“童年观”就是把童年视为某种文化建构，童年观促进了儿童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每一本儿童读物的背后都是童年的想象：一种对成长的共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对“童年”的理解甚至大相径庭，“童年”是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的文化建构概念。儿童天生带有原罪还是天性纯洁？培养儿童的理性还是让儿童在玩耍中成长？如何让儿童通过生活历练来认识世界？影响现代儿童观的哲学家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约翰·杜威等对童年、儿童教育提出的理念影响了数个世纪的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的发展。1690年左右在波士顿首次出版《新英格兰启蒙读物》（New-England Primer），是最早用于北美殖民地儿童精神（灵魂）教育的文学作品。殖民者笃信原罪和救赎的可能性，儿童也理应得到拯救。“理性儿童”的概念由英国启蒙运动哲学家约翰·洛克提出，它否认了清教徒的观点，且持续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在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安徒生、E. B.怀特（E. B. White）、莫里斯·桑達克（Maurice Sendak）横跨两个世纪的作品和艺术品中，浪漫主义儿童观认为作为主角的儿童既能够敏锐感知世界，有时也能揭示生活的真相和哲理。1900年左右，发展心理学的兴起激发了“进步儿童观”。儿童书籍如玛格丽特·怀兹·布朗（Margaret Wise Brown）的《晚安，月亮》（Goodnight Moon）和克罗基特·约翰逊（Crockett Johnson）的《哈罗德与他的紫色蜡笔》（Harold and the Purple Crayon）等，将儿童如何感知世界并从中学习的心理学理论付诸实践。而20世纪初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儿童作为未来公民”的儿童观也备受瞩目，这一新兴的儿童观则侧重考量儿童和儿童文学在传承民族文化、构建民族身份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

“读书时间：给予和获得书籍”部分重点关注儿童在成年监护人的许可下能阅读的书籍种类以及儿童自我发掘并阅读的图书类型。19世纪，西方出现了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群体，由此以文学价值和视觉盛宴为特征的节日礼品市场蓬勃发展起来。书籍的购买、交换和馈赠成为时尚。20世纪美国儿童可以免费使用公共图书馆的资源，开启了阅读和文化教育普及化的新篇章。美国也率先设立儿童图书馆，瑞典、日本等国纷纷效仿。另一种现象是，一些最受欢迎的儿童读物并不为图书馆员和其他成人权威人士所推崇。代表性例子就是20世纪初美国作家和企业家爱德华·斯特拉特迈耶（Edward Stratemeyer）风靡一时。斯特拉特迈耶雇佣的写作团队创作了大量模式化的青少年系列小说，征服了无数美国青少年读者。20世纪30年代，漫画书同样颇受欢迎但也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孩子们喜欢漫画书，但成年人却认为内容粗俗的漫画书会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正是因为成人和儿童所喜爱的书籍可能有着天壤之别，而且复杂多元的文化背景必然出现迥然不同的童年观，因此审查制度的存在就不足为奇了，这一制度迄今仍在美国儿童文学领域发挥着重要影响。

“图画书的艺术”颇具启发性。图画书和绘本大多配有色彩丰富、引发人们想象力的插图，文字篇幅较小甚至没有文字。图画书看似简单，实则具有高度的艺术性、独特的设计感和丰富的阐释空间。马库斯认为现代图画书之父伦道夫·凯迪克（Randolph Caldecott）在艺术形式的创新中贡献巨大。凯迪克将图画书视作移动的电影，以凸显图画书的艺术表现力。而婉达·盖格（Wanda Gag）的《百万只猫》（Millions of Cats）则融合了民间传说的叙事传统和现代派绘画艺术成就，被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图画书。《百万只猫》也被认为是美国儿童文学开始文化意义上的独立、脱离欧洲影响的标志。马库斯认为儿童文学对好莱坞、迪斯尼以及其他流行文化形式和媒体产生了普遍的影响，并扩大了流行文化的受众范围。儿童文学作品如《爱丽丝系列》（Alices）、《绿野仙踪》（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费迪南德的故事》（The Story of Ferdinand）和《哈利·波特》（Harry Potter）、《黑暗物质》三部曲（His Dark Materials）、《暮光之城》（Twilight）等被改编为电影、电视、舞台剧等视觉媒体形式，促进了流行文化的蓬勃发展。历史地看，人们对连环画小说保持着持久的兴趣。这种现象能从漫画和图画书的历史尤其在儿童文学中体现出来。即使在当下，全球范围内人们仍热切地享受老少皆宜、图文并茂的视觉文化盛宴。这也印证了图画书的艺术魅力。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克兰儿童文学收藏馆馆长莉萨·冯·德拉塞克（Lisa Von Drasek）在《童书汇览：儿童文学之重要性》结语部分介绍了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的儿童图书档案资料、特色收藏及儿童文学相关研究。“儿童文学馆藏的大部分图书和研究资料为作家和艺术家们所慷慨捐赠。本馆的宗旨是丰富和激发研究儿童文学研究，促进儿童教育。”德拉塞克高度赞同马库斯的观点，即“儿童文学是一种具有教育性、娱乐性、充满挑战和富有启迪的艺术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纽约公共图书馆在该书创作出版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如前所述，专题展览“童书汇览：儿童文学之重要性”是该图书馆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书展延续了纽约公立图书馆在美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引领地位。20世纪初，纽约公共图书馆儿童图书管理员安妮·卡罗尔·摩尔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利用《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Tribune）为平台阐释一切为了儿童的观点，强烈反对儿童图书领域唯利是图的商业行为。为了丰富儿童的精神生活，摩尔率先设立了年度最佳图书名单，合作创办了儿童图书周，并支持设立了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和凯迪克金奖等。正是因为摩尔等图书馆管理员的努力，纽约公共图书馆开始雇佣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员工，进而促进了儿童文学与图书馆藏资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此外，马库斯认为纽约是一个“传奇城市”，至今仍是儿童和青少年文学作家丰富且强大的灵感来源：

马克·吐温、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路德维格·贝梅尔曼斯（Ludwig Bemelmans）、H·A·雷伊和玛格丽特·雷伊（H. A. and Margret Rey）、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罗伯特·麦克洛斯基（Robert McCloskey）、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莫里斯·桑达克（Maurice Sendak）和朱迪·布鲁姆（Judy Blume）都曾在纽约定居。

然而，纽约不仅仅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居住地：

以卓越文化品性著称的纽约……成为各色人物的探险之地，例如从《埃洛伊丝》（Eloise）到《小侦探哈里特》（Harriet the Spy）再到《鳄鱼莱尔》（Lyle Crocodile）的冒险。艺术家们认为纽约就像一个符号，扮演了艺术圣地和移民目的地的历史角色，并从各种不同视角呈现其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化多元性和包容精神。毫无疑问，纽约的开放、多元等特性也激发了青少年文学亚流派（sub-literary）蓬勃发展。

与此同时，逐渐发轫的亚流派文学则突出青少年的成长、冒险以及拥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艰难历程。

马库斯的《童书汇览：儿童文学之重要性》所选素材的范围之广和多样性令人赞叹，这不仅因为其对儿童文学历史的宏观把握，也得益于克兰儿童文学收藏館的丰厚藏书和纽约公共图书馆无可匹敌的藏书资源。马库斯在纽约的首次展览中也充分利用了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资源，收录了来自欧洲、美洲、亚洲等地近三百年来的重要儿童书籍。马库斯以历史学家和儿童文学批评家的独特眼光阐释了三百年来世界范围内儿童观的变化、儿童文学的历史和现代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追溯儿童书籍与其所属之宏大社会之间的深刻联系，马库斯认为儿童文学既是集体记忆的丰富宝库，也是社会文化变化的强大引擎，而文化变革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该著丰富的史料、独特的批评视野以及大量珍贵的图片对儿童文学研究者、图书馆馆员、教育界、出版界以及其他读者来说都提供了珍贵的文本和思想资源。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