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坤

法国《世界报》2000年曾评出12位千年英雄（1001年—2000年），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该报认为，苏东坡的从政生涯同他的诗文书画一样，都属于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毫无疑问，在中国文化史上，苏东坡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他出生之日，眉山草木皆枯，可谓奇诞；他由北贬南，直至天涯海角之儋州，环境极恶，依然顽强生存，可谓奇命；他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文学艺术，科学发明，无所不能，亦无所不精，可谓奇才；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上至玉皇大帝，下至贫民乞儿，在他眼里，无一不是好人，可谓奇爱。正因为如此，苏东坡才得以真正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可敬可爱可慕可学的亲切实在甚接地气的典范。在他的人生坐标上，无论是男女老幼、白领蓝领，抑或东方西方、各色人等，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学习的思想品质与精神元素。所以，苏东坡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他被评为世界千年英雄无疑是实至名归、理所当然的。正是出于对苏东坡这样一位儒释道圆融、真善美兼具、德才艺全能的千年英雄的挚爱与崇拜之情，年逾古稀的原大连舰艇学院教授陈明福以“十年磨一剑”（贾岛《剑客》）之苦功，在前人基础上，竭诚奉献了后出转精的近60万言的大著《苏东坡大传》（下文简称《大传》）。

结构新：纵横交错形象明

由以往的多部苏轼传记著作观之，其篇目结构，基本都是按照传主由生到死的人生历程安排的，时间与地点线索都比较清楚，但也有其明显弊端，那就是对于像苏东坡这样一位遭遇非凡、政绩显著而又全面发展的文艺天才来说，如果纯粹按时间顺序叙述的话，他的丰硕而杰出的文艺成果就会因为分散介绍而显得零碎，缺乏集中展示杰出成果的厚重分量，一些亮点无意中会被淹没。《大传》则有意避开了此类缺陷，全书共列30章，前面19章主要描写苏东坡的生平事迹，分别为：三苏出川、苏门家风、师避贤路、名震京师、初试吏才、入朝参政、杭州情结、密州雅韵、徐州抗洪、乌台诗案、黄州风月、缥缈孤鸿、宦海浮沉、政坛恩怨、红颜知己、惠州得惠、儋州乡恋、爱国悯民、苏门学士。在这部分主要以时间为序的表述中，也含有以空间顺序表述的方式，如：缥缈孤鸿、宦海浮沉、政坛恩怨、红颜知己、爱国悯民、苏门学士等，作者有意将它们单列横排，正是为了突出苏东坡生平事迹中甚为重要的人生经历。后面11章主要是表现苏东坡的文艺才情等内容，分别为：文称苏海、诗列一流、词开新风、赋留绝唱、书画神品、儒学巨擘、得道恋地、喜佛因缘、养生美食、人格魅力、巨星陨落。《大传》采用了对传主的生平事迹以时间顺序的纵向表述与对传主的文艺才情等方面以空间顺序的横向表述纵横交错相结合的方式，竭诚塑造了血肉丰满、高大伟岸的“千年英雄”光辉形象，令人仰望，百世流芳。

《大传》以时空分列、纵横交错的叙述结构，的确有创新之处，但也难免些微瑕疵。若将末章“巨星陨落”置于前面生平事迹的“苏门学士”之后，将前面20章标名为“上篇”，将后面10章标名为“下篇”，则结构逻辑将更合理，篇章眉目亦更清晰。

见解新：存真求实辨析精

给苏东坡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全才“千年英雄”作传，对作者本身道德品质之素养与文学艺术之修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俗言所谓“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是也。而更重要的是，对传主素有争议的问题，则更需要作者具有博大精深的知识积累、明察秋毫的火眼金睛与辨析是非的判断能力。而《大传》在苏东坡存有争议的问题上，绝不人云亦云，而是存真求实，细心辨析，科学推理，自圆其说，尽量给出一个符合传主事实的解释。《大传》于此佳例甚多，仅举一例观之。

《大传》“乌台诗案”一章，是作者用力甚勤、考辨甚精、倾情甚深的篇章之一。作者首先對部分学者认为苏东坡“乌台诗案”是“莫须有”之狱，指出“尚存不够妥当和确切之处”，于是他提出两点理由：

其一是“莫须有”之狱，产生于后来的南宋时期，不宜用在此前的北宋；其二是“莫须有”已成为凭空捏造“不必有”的意思，故用在苏轼这起案子上，也与事实不符，因为反对变法，讽刺朝廷，发泄不满“确有其事”，与岳飞凭空被诬不可同日而语。

作者以此两点理由来驳斥“莫须有”的说法，有理有据，说服力强。作者虽然极其崇敬苏东坡高尚伟大的精神品质与感天动地的人格魅力，但他不为尊者讳，坚持史学家“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用事实说话，以道理服人。他一方面不隐瞒苏东坡“反对变法，讽刺朝廷，发泄不满”的事实，一方面又对他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与怜悯。作者“带着沉重与悲痛的心情研究了‘乌台诗案，在写本章时多次噙着泪水（尤其是别妻与写绝命诗），只觉电脑荧屏模糊，对这桩历史上著名的公案感慨良多”。作者这种不护短、有同情的立场与态度，才是传记作者难能可贵之处。

叙述新：诗性语言感染深

前引朱东润先生关于撰写人物传记所强调的重视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形象的生动性，这两点在《大传》中都把控得非常到位、恰到好处。关于“真实性”的问题，通过上述二例的阐析，我们已庶几可明其端倪。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大传》在文学形象“生动性”方面，作者又是如何来体现的呢？《大传》在“叙述新”的统领下，具体从五方面展示其新意。

对于诗词歌赋无所不精的大文豪苏东坡，在其人生经历的不同阶段，都会留下不同精神风貌的优秀作品，为了能够很好地将它们的神韵展示出来，《大传》采用了有别于鉴赏词典般的背景、思想、艺术等面面俱到的简析模式，发掘亮点，点到为止。这样，既兼顾了传记文学的体例要求，又呈现其文学精神，具有兼顾圆融之美。请看作者对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的简析：

这首《念奴娇》蕴含着郁积在苏轼心头的失意之感——人生如梦的思绪、年华易逝的慨叹。但是这些情愫映衬在江山如画的壮阔背景下，又渗透进了面对历史长河的苍茫感受，顿时变得深沉厚重。从此以后，黄州的赤壁便成为人们凭吊三国英雄的最佳场所，而真正的赤壁战场——嘉鱼县东北江滨与乌林隔江相对的那个赤壁，反倒无人问津了。黄州赤壁何幸，它在沉睡千载之后终于得到了苏轼的青睐！

地因词名，词借地传，词的意义与作用于此立马可见。

《大传》中每每可见善于提炼、概括精当的结论性语言，体现出作者非同凡响的思维水平与概括能力。关于苏轼为何独好陶渊明之诗与其人，作者比较全面地提出了高于一般学者的新颖独到之见解，他认为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同气之亲——志高重节，傲岸不屈；其二是同明相照——真实遂性，禀气寡谐；其三是同声相应——淡泊荣利，不合时宜；其四是同病相怜——正直刚强，与人多忤；其五是同好弃恶——朴质无华，真淳清癯。……苏轼之自我评价是不轻平生功业而更重安心养性，守道任真，故晚年始欲师陶，以安置灵魂。苏陶之出处之迹不同，而进退以道则同，精神与价值追求则同。

此概括十分精当贴切，别具新见。

作者为了努力写出一部全面反映苏东坡坎坷而辉煌一生的高质量传记，他在深入研读苏东坡的全部著作及后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循着苏东坡一生经历之足迹，逐一实地考察了眉山出生地、出川赴京水路、任职的凤翔、开封、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颍州、扬州、常州、定州、惠州、海南儋州及河南汝州郏县芭乡东坡灵柩安葬地，作者亲睹了各地政府对苏东坡遗迹精心保护的喜人景象，这些在《大传》中都程度不同地留下了优美生动的描述。请看作者对杭州“苏堤”的深情文笔：

苏堤南起南屏山麓，北到栖霞岭下，全长近三公里，堤宽平均三十六米，沿堤栽杨柳、碧桃等观赏树木以及大批花草。今天，堤的前端，还建有苏东坡纪念馆。每当春风吹拂，苏堤上杨柳吐翠，艳桃灼灼，长堤延伸，六桥起伏，晨曦初露时，湖波如镜，桥影照水，鸟语啁啾，柳丝舒卷飘忽，桃花笑脸相迎。置身堤上，湖山胜景画图般展开，多方神采，万种风情，任人领略。

作者意犹未尽，又作《苏堤吟》道：

一生颠沛长受苦，横遭谤害德不孤。

若非为民留功业，芳堤何能永姓苏？

作者从“苏堤”的命名及自己亲历优美景观的生动描摹，有力彰显出为民造福的苏东坡人格魅力之非同凡响，同时又给后人尤其是当政者以哲理思想的深刻启迪作用。

《大传》中，每每可见由此及彼的切情合理的联想，增加了知识含量，丰富了思想内涵，增强了读者兴趣。众所周知，苏东坡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之人，当杭州知州陈襄离杭之际，苏东坡曾作《南乡子·送述古》一词，末句“秋雨晴时泪不晴”，极写词人对老友不忍离别的刻骨念情，至为动人，堪称神来之笔。作者因此而万分感慨地联想道：

后人无法猜测陈襄当时读到此词是什么样的心情和表情，事隔九百余年，余读到此句也竟眼眶湿润，荡气回肠。

作者思维穿越九百余年的时间隧道，由自己为“秋雨晴时泪不晴”之句感动落泪而推测当年陈襄知州读到此句时的动人画面，虽未明言陈襄如何感动，而其实读者当是不难理会的。作者如此联想，对于苏东坡以及友人陈襄皆为重情者的形象塑造，颇具妙到毫巅之神奇作用。

此外，《大传》中写到苏东坡《后赤壁赋》中提到夫人王闰之家中储酒，方使得他与客人“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 。可见，此事对苏东坡印象是刻骨铭心的。对此，作者大发感慨，遂产生了一段十分神奇而又靠谱的丰富联想：

王闰之有远见，且细心，藏着好酒，关键时刻提供给丈夫招待客人，使他们尽兴。这一贡献有多大？后人自可议论和评价。依鄙人之见，若是没有她在家中储酒，苏轼不会第二次在月夜游赤壁；不夜游赤壁，就不会有比《前赤壁赋》写得更好、更艺术的《后赤壁赋》；没有《后赤壁赋》，就构不成赤壁前后“双赋”的珠联璧合，那么，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坛就不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作者由近及远，层层推衍，联想丰富，且合情理，既写出了东坡以酒待客、因酒作赋的热情与习惯，也凸显了夫人王闰之对丈夫苏东坡无微不至的关爱深情。联想之妙，令人拍案叫绝。

《大传》作者陈明福先生，已是耄耋老人，迄今已出版“中华名舰系列”、杂文、军事谋略、海洋科普读物、地域文化、人物传记等各类著作近50部，1600余万字。《大传》是其耄耋之年自费实地考察、收集资料发愿撰写数种中华名人传记中的一部，其中《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荣获第四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奖，真可谓“苍龙日暮犹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顾炎武《又酬傅处士次韵》），精神可嘉，令人钦佩。他的这部传记，满怀对传主苏东坡的崇仰敬慕之挚情，本着实事求是的史家“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恰如其分地运用文学表现手段，从而使此著呈现出纵横交错形象明的“结构新”、存真求实辨析精的“见解新”与诗性语言感染深的“叙述新”的“三新”特色，较之于先前出版的同类传记著作，别具史学之真与文学之美结合、学术考辨与诗语运用兼用、现场再现与个人感悟并行的传记新貌，不仅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塑造了“千年英雄”可敬可爱可学的鲜活灵动的苏东坡光辉形象，而且具有真实性、学术性、可读性俱佳的人物传记范式意义与审美价值，不愧为一部别开生面的东坡传记力作。

（作者系文學博士，江苏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