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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胆》:郭沫若的乐山与乐水

2021-06-17曾子涵

博览群书 2021年6期
关键词:郭沫若孔雀公主

曾子涵

1942年9月3日至8日,郭沫若只花了五天半的时间,便完成了历史剧本《孔雀胆》,但在围绕写作的相关工作上,郭沫若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一方面是完成后的修改。郭沫若在后记中说:“虽然写只写了五天半,但改却差不多改了二十天。我送给好些朋友们看过,也念给朋友们听过几次。”(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P265)另一方面则是写成之前的准备工作。郭沫若发挥了其历史学家的钻研精神,写满了一整个抄本,比剧本本身字数要多五倍,又在朋友杨亚宁的帮助下,对昆明实地及相关史料进行了二次查验。这些努力,足以证明郭沫若对《孔雀胆》的重视。

郭沫若的历史剧多取材自战国两汉的侠客故事,但《孔雀胆》的肇本却是一段发生在元末云南的悲剧。至正二十二年(1362),明玉珍派军队攻打云南。大理总管段功率兵打败明玉珍的军队,救下镇守云南的梁王一家。梁王感其功德,或为拉拢段功,将女儿阿盖公主嫁给段功。后梁王相信了关于段功有不臣之心的谗言,将毒酒孔雀胆交给阿盖公主,命其毒死段功。阿盖公主没有执行,反而将秘密泄露给了段功。段功没有听从阿盖公主逃亡的建议,最终被暗杀。阿盖公主大恸,在留下一首诗之后也自杀殉情。

这个故事最早并不见于明初编订的《元史》中,而是广泛流传于一些明代嘉靖年间编订的野史、方志里。蒋彬《南诏源流纪要》、杨慎《滇载记》《南诏野史》等都有记录。根据杨亚宁的调查,《昆明县志》曾记载云南有祀段功与阿盖的寺庙,故而故事确实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或许是考虑到这一点,民国时期柯劭忞在编纂《新元史》时,将阿盖的故事也收入了其中。

阿盖的故事本身并不算复杂,甚至因为过于简练而令人感到不安。进谗言之人是谁?拥有大量军队的段功是真的被冤枉,还是只是仗力认为梁王不敢害自己?一部分野史中记载段功在大理还有一妻高氏,这是否是真的?段功帮助梁王屠杀起义军,是否有助纣为虐的前提?段功流连云南温柔乡,不愿意再回到大理,是否过于自私?阿盖自己又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变化?换言之,在阿盖故事的凄婉之下,隐藏着太多的人性问题、权力博弈问题乃至民族问题,这些都是极其复杂的,而在作家的二次创作中,也是必须要去处理、去解决的。

郭沫若选择了两步走的处理方式。一方面,爱情故事仍然是其主线,但将之放大。为了凸显阿盖的坚贞,郭沫若虚构了复杂的副线,生造了坏人车里特穆尔爱阿盖而不得,借助与之私通的王妃之手在梁王面前谗害段功的情节,将原本故事中一词带过的“谗言”细细勾勒,从而让整个剧本的故事性、传奇性大大加强。另一方面,在原故事中就代表着善的阿盖之外,郭沫若还增加了段功的善,将其形象光大化。他让高氏早已亡故,使段功成了鳏夫,又增加了段功仁爱保民的描写。在《孔雀胆》中,段功愿意留在云南及不愿听从阿盖建议,都是为大局着想,本心是不想云南再陷入生灵涂炭之中,连带其攻打明玉珍的军队,也是对起义军在进入云南之后军纪败坏,以致民怨沸腾的替天行道。而在两大改造之后形成的《孔雀胆》,则成了一个极善与极恶斗争,最后不幸失败的传奇故事。

有趣的是,在《孔雀胆》问世之前约十年前,还有一个作家也用现代小说的形式重写过阿盖的故事,这便是收录于1932年施蛰存出版的历史小说集《将军底头》中的《阿褴公主》。延续了《石秀》的精神分析写法,施蛰存在《阿褴公主》中,用远没有郭沫若坚定的笔触,写下了段功犹豫在种族矛盾与情欲之间的过程:段功留念温柔的阿盖公主,但在大理被手下一鼓动,又感到自己确实与元朝有不共戴天之仇,因而想要带兵造反;而带兵走到昆明、看到阿盖公主,又被情欲所攝,将造反看成并不算紧急的事情,最终在这种摇晃矛盾的心理中丢掉了性命。高氏依然存在,而阿褴公主的形象也变得复杂了:她一方面觉得自己的确对于种族负有责任,一方面又认为如果按照父亲的命令毒死了段功,种族的确可以得到保全,但自己却得承受毒死亲夫的万千骂名,这对于她来说实在是百害而无一利。此外,还有左右丞相的小心思,还有梁王个人的想法……可以说,施蜇存的《阿褴公主》虽然在情节上并没有《孔雀胆》复杂,但在心理描写的深度与曲折上是远超《孔雀胆》的。

郭沫若在写作《孔雀胆》之前并没有看过施蛰存的《阿褴公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孔雀胆》问世后,郭沫若在朋友推荐下阅读了《阿褴公主》,却在文章中公开表示了自己对这篇小说的态度:

读了这篇小说,在积极方面对于我毫无帮助,不过在消极方面它算使我知道了我所不能找到的东西,别人也没有方法找到。(《郭沫若全集》文学编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P259)

郭沫若在此处所说的“没有方法找到”的东西,是就史料而言。大概而言,郭沫若不认同施蛰存的小说主题与构造,认为施蛰存在对史料的裁剪方面也颇不会斟酌拣选,以至于误信一些史料,让整个故事变得不甚阳光。总而言之,很明显,郭沫若不喜欢《阿褴公主》。

郭沫若,1892年生于四川乐山县铜河沙湾,原名郭开贞。乐山向来多山多水,郭沫若也曾在回忆录中描写过自己的故乡:

场的西面横亘着峨眉山的连山,东面流泻着大渡河的流水,乡里人要用文雅的字眼来形容乡土人物的时候,总爱用“绥山毓秀,沫水钟灵”的字句。绥山就是峨眉山的第二峰,沫水就是大渡河了。(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P89)

显而易见,故乡的山水让郭沫若始终不忘,因为就连他最常用的笔名“沫若”也便取材于家乡的两条江河——沫水(大渡河)与若水(雅砻江)。这两条江河位于长江水系的上游,因水流湍急而水能丰富。

在烈水峻山的环境中,人需要与环境做长期的搏斗,这在那个人口流通不频繁的时代,某种程度上来说便塑造了一个地区人民的性格。郭沫若对家乡的第二个记忆便是众多的土匪。有大量的土匪头领出自铜河,江湖气颇重。这似乎与整个四川豪侠任气的特点不谋而合。郭沫若曾经在自传中详细描述过保路运动,这是辛亥革命的先驱,正是因为清政府将湖北的新军调去镇压四川,武汉的革命者才有了趁机起事的机会。保路运动的前后,虽然有大量混乱甚至内斗的地方,但在维护铁路所有权之上,却是全省同心。这让我想起了几十年后的川人抗日,他们也是这样悍不惧死、前赴后继的。

虽然没有暴烈至此,但郭沫若的性情,实际上也深深染上了故乡山水的色彩:在少年求学时期,他就屡次因为与校方发生矛盾,或是作为学生头目带头闹事而被斥退。就读嘉定中学时,因为醉酒大骂一名学识不博却颇为专制的监学而被斥退,在成都读高等学堂时,又因为担当了立宪请愿的罢课代表而险些被斥退;本来考上了天津的军医学校,但在看到乱七八糟的入学试题后,又愤而弃学……但在屡被斥退之外,他在学业上,又经常拔得头筹,甚至寻常人要一年半也不一定考得上的日本官费学校,他能够仅用半年的时间便在日语几乎零基础的情况下顺利达成目标;而在遇到不公平的事时,他也会拔刀相助,挺身而出。通读其自传,仿佛在读其名作《天狗》一般,如此仗气使性,又如此神采飞扬,仿佛那奔腾酷烈的大江大河一样,一往无前。

某种程度上来说,《孔雀胆》中的云南其实并不完全是云南,毋宁说是一个郭沫若想象中的云南、是乐山化了的云南。这也就可以理解,《孔雀胆》中的阿盖公主的故事为何如此浪漫,大开大合,大悲大喜。在故事中,无论善恶,每个人的性格都像是清澈江水一样透明、倔强,都在践行着自己的想法。王妃爱车里特穆尔,于是即使亲手毒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也要帮助她的爱人。段功希望云南太平,于是即使阿盖已经警告了他第二天可能会有谋杀,他依然一笑了之;而全剧中真正的主角阿盖公主更是如此,她是水的化身,兼具有水柔性“可载舟”的一面,又有烈性“可覆舟”的另一面。她对待自己的继子女、父亲、弟弟,都像传统中国女性一样柔软,但在保护段功之上,她又是这么坚决,以至于可以抛弃一切。这或许是因为河水也是奔腾向东,它不会为任何人所改变想法。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人们,只能去适应它,而非由它来适应人。就像在读或观看《孔雀胆》时,读者、观者很难有时间静下来慢慢思考,因为故事已经带着扫荡六合的气势将你席卷其中了。

虽然在后期表述中,郭沫若将《孔雀胆》定位为妥协主义者与残暴统治者的斗争终将失败的象征故事,而在抗战之中,《孔雀胆》也确实曾鼓舞过人民奋斗,但事实上,《孔雀胆》与其说是为宣传而生,倒不如说是圆了郭沫若少年时的一个梦:

我知道有阿盖的存在应该是三十多年前的事。……《阿盖妃》的诗又重新温暖了我的旧梦,因而那册书我便随身带到了重庆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7卷,P257)

郭沫若动笔写《孔雀胆》,是因为他阅读了大量的元史料,但阅读元史料最初却不是为了写《孔雀胆》,而是想把钓鱼城的故事戏剧化,“但在中途我的兴趣却被阿盖吸引去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7卷,P257):

本来,我在当初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的主眼是放在阿盖身上的。完全是由于对她同情,才使我有这个剧本的产生。(《郭沫若全集》文学编7卷,P274)

的确,像阿盖公主这一类有才子、有佳人,佳人又如此倔强的故事,是很容易打动郭沫若本就多愁善感的浪漫的心的:

我最表同情的是拿破仑的废后约塞芬,她在死的时候还取出拿破仑的相片来表示爱慕,那真是引出了我的眼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P43)

当我读到亨利上古塔去替她取鸦雏,从古塔的顶上坠下,她张着双手去接受着他的时候,就好像我自己是从凌云山上的古塔顶坠下来了的一样。我想假使有那样爱我的美好的迦茵姑娘,我就从凌云上的塔顶坠下,我就为她而死,也很甘心。(《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P122)

似乎这类故事对他有着天然的吸引力。

为何会是这样?我想,郭沫若成长在其中的乐山的内陆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农耕文化、乡土社会性,或许是很重要的原因。乐山远离沿海等地区,道路不通畅,相对封闭,即使在清末,仍然保留着延绵几千年的小农经济面貌。而在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中,诗意和抒情是通过与自然的和谐对话关系产生的。正如学者张柠说的那样:

古典世界是一个静止、凝固、重复、节奏简洁的永恒世界,一个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尚未破碎的“乌托邦”世界,一个业已消失的典型的农耕文明世界。在那里,人的整体性与自然或世界的整体性合而为一,彼此认同、相看两不厌,拥抱在一起;在动植物身上可以感受到人性,在人身上可以看到植物性和动物性。(张柠,《感伤时代的文学》,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P141)

这样环境生活中的人,是具有整体性的,他对于世界的理解就像春分了要去耕种,冬至了要歇冬一样自然,在他的眼里,一切都是简单的、純粹的,是不存在矛盾的。诗意因浑圆而完美,因纯粹而美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所勾勒的景象,本质上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是一回事,因为它们都是在剔透的自然意境中去感受诗意的。

郭沫若不能接受《阿褴公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阿褴公主》中的爱情已经不“纯粹”了,它里面夹杂着这么多个人的小算盘,漏了这么多的马脚,这怎么能谈得上美呢?阿盖公主明明是像能起死回生的押不芦花一样纯善的人,她怎么可能还会盘算自己在毒死丈夫后的名声问题呢?这实在与培育了郭沫若的农耕文化有着太大的差别,大到几乎令他无法理解的地步了。

《孔雀胆》不需要这些,郭沫若不想触动一切。他甚至写了长长的后记,来一一否定史料中阿盖故事一切暧昧的地方。特别是在对段功的定性中,在原本的野史里,无论如何段功都称不上是一个够理智的英雄,但郭沫若坚信野史在这里是成见作祟:

但我揣想,他这人大概是一位豁达大度,公而忘私的人。故尔也才引得阿盖那样的爱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7卷,P252)

这让我想起在郭沫若所创作的另一历史剧《武则天》中上官婉儿所说的断言:“照我现在看来,我父亲和祖父应该是罪有应得。要谋害好人的人,总不会是好人!”(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P155)

因为阿盖是个好人,所以好人喜欢的人一定也是个好人,否则好人为什么会爱上他呢?这种纯粹的思维模式实在是典型的古典环境中的文化产物。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颇具有现代文学色彩的《阿褴公主》。在《阿褴公主》中,没有一个角色是确凿的,所有人都生活在不确定之中,他们的思维是多变的,甚至是偶然的。联想到施蛰存所长期生活的上海,这一切并不难理解:在内陆还保留着两千多年农耕社会面貌的时候,上海已经是一个非常国际化、资本主义化的大都市了。而都市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原子化与破碎感。施蛰存能够理解阿盖故事中的含混与不确定性,因为城市带给人们的感觉确实就是这样的,所以他着重在故事中敷衍加长了这些原有的含混,而这却是郭沫若所绝对无法接受,也是传统乡土文化所无法接受的。

郭沫若写过很多的史剧,但《孔雀胆》却是在商业上最成功的。它甫一问世便广受好评,在重庆、成都、昆明各地演出,无论场次多少,都能场场爆满。一个当时看剧的普通士兵做的读者反馈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就是那个公主真是好人……真可怜,我们大家眼巴巴地望着她,公主一开口,我的心都软了,不由得鼻子发酸。”(唐文娟:《悲剧抑或闹剧?——从商业演剧角度对郭沫若〈孔雀胆〉的考察》,《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1期,P94)

太纯粹的故事或许天真,或许幼稚,但人却总是不由得被那些太纯粹的东西吸引,就好像我们明明已经远离了那个完整的世界,却仍然对古诗们时时回看,回嚼其中的诗意。为什么呢?士兵喜欢《孔雀胆》,是因为它符合一个在农耕地域成长起来的人的审美期待,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呢?我想,或许最根本的原因是,无论如何,《孔雀胆》是美的。它是一种只能生长于农耕地域中的理想,像挽歌,并且终将在历史的滚滚潮流中无可挽回地烟消云散。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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