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

夏烈是中国网络文艺研究的著名专家，曾拜读过他的一些文章，颇为佩服。一次开会的机会，我收到了他的大作《中国网络文艺的常识与趋势》。说实话，这类书的写作难度很大。越是“常识”的东西，越难以清晰准确的描述，写出大家能满意的结论，比如，“何为网络文艺”“网络文学是否有价值”“如何认识网络文学的文学性”“网络文艺与传统文艺有何关系”这些问题，就是在学术界，也是“吵吵闹闹”了很多年，难以达成共识。而说到“趋势”这个说法，难度更大，这需要综合理论研究、产业政策研究、传播学研究等诸多领域，才能有前瞻性地指出，中国网络文艺发展趋势和问题症候。这个意义而言，夏烈的中国网络文艺研究，应该值得学界重视。

中国网络文艺已发展了数十年，却依然是争议很大的新兴潮流，随之而来的网络文艺研究更是“炮火连天”，这既是学术界和大众文化、国家意识形态与产业导向对这一领域不同定义和外部认知所导致，也取决于“中国网络文艺”新兴学科，本身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这也导致中国网络文艺研究现状，是“话题大于研究”“产业大于学术”“热点大于焦点”。我曾戏言，中国网络文艺研究，是一个“火锅式”研究场域。传统大学的学科分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通俗文学、文艺美学、传播学、社会学、文化产业，甚至横跨到应用学科的大数据研究、数字分析等学科，都参与到这个新兴研究场域，各说各话，彼此间缺乏共识，甚至在“常识”领域，各阶层和不同团体，相互之间的隔阂误会也很多，既缺乏清晰准确的学理建设，更缺乏长久的理论前瞻式预测。结果就是，网络文艺研究学术会议，都是几路人马大杂烩，“炒来炒去”，这一桌菜也难以炖熟，更遑论做出别致的“美味”。究其根底，网络文艺研究，实际挑战了现有大学的学科设置，更迫切地提出“跨界融合”的吁求。

传统文科学术研究，讲究精耕细作，数十年坐冷板凳，自己的园地，开自己的花，结自己的果，一个人老死于一个山头，结果的问题，就是周作人所言“专门家多悖”，眼界越来越狭隘。网络文艺研究出现之前，文科学术已遭遇了这样的危机。然而，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学脉之中，早就有“通人”传统，比如，五四一代学者，很多人具有通人气质，鲁迅、郭沫若、钱锺书等，都是兼跨几个领域的，具有杂学意味的学者，我们所执着的专业岗位，其实不过近百年才在中国出现的，现代大学专业意识形态的产物。可是，通人也不容易，这也是所谓“博识家多妄”，搞不好没成“通人”，反而成了“野狐禅”。所以，学界中人，大多也老老实实，专心种自己的地，心无旁骛，也就和时代越来越远。这也导致了有限的学术资源之中惨烈的厮杀和无聊的门户之见。我曾碰到一位研究宋代城市文化的历史学者，就因为将学术兴趣转移到了唐代，就受到了别人的质疑与攻击。

网络文艺的出现，其意义不仅在于文艺传播媒介的改变，引发的艺术形态的转变，更在于，媒介转变汇集了多种知识体系，在广泛的跨界与融合的基础上，出现了全新研究命题。这里包含研究方法的革命，也包含文艺意识和文艺价值、文艺审美等多方面跨界融合，这也是我们实现新文艺形态革命的重要契机。可是，现代大学研究的利益机制和知识生产机制面前，真正能实现这种跨界融合的学者，少之又少，甚至有这种强烈意愿的学者，更是少之又少。大家还是按着“高层次论文——高层次项目——高层次获奖”的套路，心安理得地获得体制内学术好处，缺乏挑战这种秩序的意志力。但研究的最大乐趣，还在于追求真理，探索未知，穷究未知之规律和秘密。当代文学研究要搞好，特别是在当代网络文化语境之中，既要有专业的钻研精神，精益求精，务求精深细致，也要有杂学精神，既不以专家的偏狭对待新事物，不厚古薄今，不将学科边界变为阻挡追求真理的壁垒。

夏烈的《中国网络文艺的常识与趋势》，在沟通学界、官方、产业与大众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语言简练干净，准确凝练，说理晓畅。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夏烈的身份和经历，在学院派体制之中，是非常独特的。他曾在文联部门和文学刊物工作，也曾亲身经历网络文学新媒介的崛起，而在文学出版和文学策划等领域，他也多有涉足，身兼多项政府文化决策顾问之职，而今又在高校进行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这种多方面的跨界与融合的历练，也造就了夏烈非常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现实敏锐性”。微信、微博、抖音、豆瓣、直播、电竞，这些大众耳熟能详的领域，夏烈都能清晰准确地描述它们的媒介传播特质，及其间带来的种种机遇和问题。即便是在短视频形式之中，他也并没有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恐惧，对碎片化艺术生存的抵制，而是敏锐看到了新兴事物所蕴含的巨大艺术动能和未来可能性。他甚至展望，将短视频艺术与全息技术结合，用于未来的文学教育。由此，我看到了一个“灵活通达”的学人形象。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评，在中国的后发文化语境中，既给了我们应对文化市场经济的有力理论武器，也暗合中国千百年来文人化知识分子的“中古”心态，道德拯救意识、帝王师心态，文化垄断的贵族自傲，而如何正视大众文化需求（即胡适说的浅人社会的诉求），进而促使之成为一种影响社会发展，反映大众呼声的“真文学”“活文学”，我想这才是当下中国网络文艺研究者的迫切任务之一。

夏烈的一个核心观点，即在于文艺形态的雅俗之变，都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从大众形态向精英形态的转移。低级形态更能符合大众口味，而在新的媒介平台之中，目前的低级文类，蕴含着巨大的文艺革命动能，更能展示新的艺术民主和自由。他对网络文艺的一个重要期待，也在于如何利用批评的介入性，促进这种文艺形式，变成更有效与更高级的“文类”。雅俗之变，更类似于一种人类文艺心理的“钟摆定律”，而由“俗”变“雅”，是文类上升的必然路径，由“俗”变“雅”的过程，反映了精英场域对大众的情感和想象方式的象征能力的汲取和提升。网络文学，实际是晚清以来，第四次重大的雅俗之变。第一次发生于“晚清新小说”的兴盛，第二次发生于二三十年代通俗小说的大发展，第三次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从港台开始的华语通俗文学的繁荣，最近的一次，则是21世纪初开始的大陆网络文艺。乐府之于拟乐府，话本之于拟话本，弹词之于拟弹词，都意味着文人吸取民间大地的养料，学习民间的形式与体裁而脱胎的品种。知识精英文学崇尚永恒，而大众通俗文学祈盼流通。雅俗之变，虽有古今之别，但在当代，似乎又钟摆一般，在五四新文学与网络文学之间，形成了新的雅俗之争。而这种雅俗之争，在现代文学以来，持续表现为新文学/通俗之争，这种“通俗”，大部分来自港台，大陆类型文學并不成气候，要到网络媒介转换的刺激之时，各种类型文类才能获得大发展。

夏烈对于雅俗之变的敏锐把握与理论前瞻性，令人佩服。他进而提出四个观点，即网络文艺是中国文艺发展的新方向，是中国文化产业的新支柱，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新阵地，是国家意识形态塑造的新契机。他认为，类型文学的“后发机遇”，知识产权的宽松，70后与80后的“媒介机遇”，是中国网文兴盛的三个成因。他仔细梳理了网络文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及出现的不同网络文学形式，不同代际在接受网络文学时的接受特质。他通过《甄嬛传》与《芈月传》的产业策划的真实案例，分析影视强势媒体对网文的发展的作用，IP概念对多媒介的融合。在文化产业方面，他提出利用网络文艺，如何实现弯道超车的问题。他分析了网络文学的资本化过程之中，网文的资本吸纳能力的变化，在整合游戏动漫与影视等优势文化资本产业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和传统文学相比，网文利用新媒介的內在产业轨迹，这都给我们认识网络文艺，提供了很多启发。

就国家意识形态塑造上，夏烈在沟通官方、大众文化方面的工作也很有益处。比如，他会向文艺工作管理层介绍，基，宅，腐，萌，佛系，精日，丧文化等概念的内涵及形成的语境特征。网络文学“走出去”的方面，他也有着广泛的了解和介入，比如，他熟悉北美，俄罗斯和欧洲的中国网络文学翻译网站。他结合习总书记的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等经典文献，提出我们如何利用网络文学优势，塑造核心价值观，打造对外形象，实现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问题。他对网络文学发展的浙江模式，以及网文发展20年的变迁和改变，进行了清晰梳理，介绍了文学期刊的传统文学，商业出版的市场文学，网络新媒体文学的“三分天下”之说的形成。

作为一个高校的文学批评从业者，我对夏烈所说的，网络文艺带来的“故事红利”“观念再造”与“想象力重建”等观点，也非常感兴趣。夏烈对于学院派批评的指责非常尖锐：“学院文学批评接近于烦琐、无趣与自我封闭的知识生产”，他分析了网文时代前后文学批评生态的变化，对“职业批评家”与“红包批评”的分析，也令人信服。他也借用毛尖的话，“用写作的方式从事批评”，提出“野生批评”的期待。目前而言，批评观念的再造与批评想象力的重建，更有待于青年批评家的意识转变，以及对高校体制束缚的反思。夏烈的网络文艺批评实践，让我们看到了青年学者可贵的勇气与开阔的视野。

（作者系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