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似乎方兴未艾。这也难怪，因为文学与地理本来就亲如一家，《水经注》即可作如是观。现代作家在其笔下，更是有意无意地强化着地理空间：福克纳守着一块邮票大小的土地耕耘，名扬天下；莫言扎在高密东北乡的世界里写作，得了诺奖。以前赵树理开创了山药蛋派，孙犁打造了荷花淀派，实际上也是文学与地理的结盟。所以，《文化地理学》的作者迈克·克朗才说：“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塑造了那些地理景观”，“文学与其他新的媒体一起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地理的理解。”

这组文章是在文学世界打量地理、用地理视角观照文学的一种尝试。耿弘明思考文人眼中的故乡，认为“一个虚拟化的故乡才是最有文学魅力的故乡”。无独有偶，张佳谈作家对地域性的主动营造，实际上是想论证“地域性是被‘虚构出来的”这一命题。仔细想想，鲁迅笔下的鲁镇，沈从文眼中的湘西，哪一个不与虚拟、虚构有关？然而，这也正是文学地理的秘密，因为在文学中，地理已非现实空间，而是一个美学场所。王悠谈论颜歌的“方言写作”，表面上似与地理无关，但请别忘记，方言其实是地理位置的声音标签。想当年，赵树理极力淡化方言色彩，为的是让全国人民都读得明白听得懂，现在看来是何其可惜。现如今，作家可以大大方方地方言写作了，他们又何其幸福。《繁花》不就是在炫上海话吗？此外，曾子涵以《孔雀胆》为例，写郭沫若的乐山乐水；欧小莎拿作家东西开刀，写广西桂西北地区的风土人情，这些都是文学地理学的个案，很值得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