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夕果

壹

整理中国营造学社阚霍初先生手稿时，发现日本学者桥川时雄写给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的一封墨笔书信。信封正面正中墨笔竖题“桂辛社长阁下台启”，左侧竖题“弟桥川时雄敬椷”，信封背面朱印“北平王府大街东厂胡同人文科学研究所电话东局八二二号”。信笺二页，信的内容如下（原文竖排）：桂辛社长阁下辱承

教言籍谉

文祺清适为颂为慰关于霍初遗著印行诸荷

赐示拜读之下感激莫名敬伸

谢忱

阁下谓此稿非霍初手笔弟亦疑之但霍初壮岁墨迹不似晚年舒朗有致此稿或系其壮岁所为亦未可知适有霍初旧友野崎某由津来平谓此稿碻此霍初手笔并举例为证然兹经

清鉴定为非其真迹是则此稿本不用付之可罗版景仰以排字精仰可也阁下又谓此稿乃霍初匆率之作不甚经意故遗佚仍多印行以前应有所增补俾成完璧尊见甚善但以弟之谫陋无才愧未能负此事近幸贵社左右人才荟萃弟夙所饮纫倘得指示推荐笃有研究者一位以成此举实为荣幸未悉尊意若何敝邦关野博士去年已归道山弟等刻拟发起为博士刊布一追悼纪念论文集籍慰英灵将其贵社学人修补前稿指霍初稿本之文稿重载于该论文集中以增光采此亦一翰墨因缘也如蒙慨允共襄其事弟亦与有荣焉不胜愿企之至区区之意不尽饱言附霍初原稿本再呈

察阅专此奉上顺颂

台安

弟时雄拜于

三月五日

贰

桥川时雄于1894年出生在日本的一个汉学世家，1918年来到中国，任《顺天时报》记者，1927年在北平创办并主编学术杂志《文字同盟》，1928年起，擔任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及其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总务委员署理，仿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主持编纂了目录学著作《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收书范围扩展到宗教、戏曲等。1930年以东方文化总委员会身份加入中国营造学社。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方没收了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全部设施，桥川时雄及日方人员全部被遣返日本。在华期间，他结识了北大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并与中国的学术界名流如罗振玉、鲁迅、周作人等有交往。在与中国学者良好的关系下，尽管处于中日对抗的时局里，仍做了许多与政治无涉，适合两国学者分工合作的工作。

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晚年号蠖公，贵州紫江人。清末历任京师大学堂监督、京师外城警察总厅厅丞、内城警察总监等；民国时期先后出任中华民国内阁交通总长、内务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曾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开放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修筑环城铁路，并将社稷坛开辟为中央公园，对大众开放；1919年南北议和时在江南图书馆发现《营造法式》重印出版；1929年在北京成立“中国营造学社”，对中国传统建筑进行研究和调查；1935年起兼任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技术顾问；1947年兼任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委员；1949年后曾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及全国政协委员，并兼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古代建筑修整所顾问。著述有《蠖园文存》《存素堂丝绣录》《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清内府刻丝书画考》《清内府刺绣书画考》《漆书》等。

阚铎（1875-1934），字霍初，号无冰，安徽合肥人。毕业于日本东亚铁路学校，回国后任北京政府交通部秘书、临时参政院参政、国民政府司法部总务厅厅长、东北铁路局技师等。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后，阚铎担任编纂一职，并在1930-1931年担任文献部主任，是中国营造学社最早的专职人员和核心研究成员，负责参与了许多营造文献的收集整理和校勘工作，例如校勘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明代计成的《园冶》、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中的《工段营造录》、清代李渔《一家言》中的《居室器玩》、清代任启运的《礼经宫室考》、明代黄大成的《髹饰录》。参与编辑了《元大都宫苑图考》《哲匠录》等。阚铎参考日本的建筑辞典，撰写了《营造辞汇纂辑方式之先例》，并专门设计了编纂内容及表格，印制成册，供分类填充，为中国建筑用语辞典的编辑提供了思路和借鉴。阚铎与日本学界联系广泛，如与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关野贞、大村西崖、今西龙等都有交往，通过他们获取了一部分营造文献，很多日本学者也应邀访问中国营造学社，其中伊东忠太、关野贞、今西龙等人还与朱启钤、阚铎、何遂发起古瓦研究会，并将办事处设在中国营造学社，扩大了中国营造学社的影响。在中国营造学社兴办初期，阚铎曾为编纂营造词汇赴日，访术语委员会会长笠原敏郎等人。

叁

1928年11月，桥川时雄创办的《文字同盟》第十八、十九、二十号合刊，专门介绍朱启钤的文化事业，并对《营造法式》《天工开物》《髹饰录》《存素堂丝绣录》等古籍的刊刻加以推介。桥川时雄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后，在中国营造学社定期出版的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担任参校一职，此刊主任为朱启钤，编纂为阚铎和瞿兑之，参校为梁思成、林徽因、陈植、松崎鹤雄、桥川时雄。桥川时雄共参加校订汇刊14期，一直和朱启钤、阚铎是同事，与梁思成、林徽因同职、同工。

桥川时雄在中日官方合办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工作，总委员会设在北平，由中方委员和日方委员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补助中国留日学生经费、在东京设立东方文化学院、在北京设立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中日双方人员互访等文化交流活动。信封背面“北平王府大街东厂胡同人文科学研究所电话东局八二二号”的人文科学研究所是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在北京的下属机构。

信件落款“弟时雄拜于三月五日”，没有标识年份。桥川时雄于1930年以东方文化总委员会成员身份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九·一八”事变后，出现了全中国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局面，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梁思成坚决反对与日方有任何形式的交往，于是，桥川时雄于1934年6月离开中国营造学社，和中国营造学社之间的往来只能通过信件联系。桥川时雄信中记“敝邦关野博士去岁已归道山”的关野博士即关野贞，生于1868年，是日本的建筑学家。关野贞从1910年开始，以重要的佛教寺院为目标，多次对中国的古建筑做了长期的调查。关野贞于1935年7月29日去世，第二年，桥川时雄计划出版追念关野贞的论文集，拟用阚铎之文，而阚铎已于1934年去世，于是桥川时雄通过给朱启钤写信，商议用阚铎文稿，并咨询文稿是否为阚铎手稿。桥川时雄信中所记去岁关野博士归道山，可推断桥川时雄写信日期为1936年3月5日。

“阁下谓此稿非霍初手笔”，桥川时雄最初与朱启钤探讨时，朱先生有疑虑，给出的答案文稿不是阚铎的。但“霍初壮岁墨迹不似晚年舒朗有致此稿或系其壮岁所为亦未可知”，朱先生熟悉阚先生舒朗有致的晚年写体，但不能断定是否为年轻时的字体。且“适有霍初旧友野崎某由津来平谓此稿碻此霍初手笔并举例为证”，旧友野崎某由津的观点此稿是霍初手笔，且有例证。“阁下又谓此稿乃霍初匆率之作不甚经意故遗佚仍多印行以前应有所增补俾成完璧”，朱先生认为文稿是霍初仓促之作，以至于有所遗佚，应该加以增补、核校。但桥川时雄自认为“谫陋无才愧未能负此事”，不能胜任。“幸贵社左右人才荟萃弟夙所饮纫倘得指示推荐笃有研究者一位以成此举”，所以请朱先生推荐学社的学人做审稿校稿的事。另外，桥川时雄“拟发起为博士刊布一追悼纪念论文集”，因此，想把霍初此稿收入论文集，“贵社学人修补前稿指霍初稿本之文稿重载于该论文集中以增光采”，中日人才荟萃，成果斐然，学术佳作结集出版，“此亦一翰墨因缘也”。

（作者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