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明艳 白英惠

中國共产党与以往中国其他政党和政治组织不同，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确立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在百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奋斗，始终坚守初心和使命，让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关键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而在全部马克思主义著述中，就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以及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影响而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一部奠基性的重要经典。

《反杜林论》的成书背景与译介经过

19世纪70年代，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形象和地位，有力驳斥和清算杜林主义的各种错误观点，避免杜林错误观点影响德国工人运动的正确方向，应李卜克内西的再三请求，在马克思的支持下，恩格斯于1876年5月毅然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集中反击杜林所谓的“社会主义”学说。1878年6月，恩格斯完成了全书写作，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名发表，后以《反杜林论》著称。

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的本意是在历史和逻辑上阐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不是试图构建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的“体系”相对立，但是由于作为批判对象的杜林的“体系”已扩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就迫使恩格斯在用自己的见解去全面反驳杜林观点的过程中，无意中构建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领域。《反杜林论》集中论述了上述三个领域及其之间的有机内在联系，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取得了对杜林主义的决定性胜利，极大提高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成员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列宁也认为这“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有益的书”，同《共产党宣言》一样，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反杜林论》不仅直面马克思主义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运用生动准确的语言，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观点和方法，还直接孕育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这本小册子。恩格斯在世时，这本小册子就被译成欧洲10种文字出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广泛传播。

1920 年，中国进步杂志《建设》3 卷 1 号上刊载了一篇题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译文，由苏中转译自日本学者河上肇选译的《反杜林论》第三编“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是《反杜林论》最早和中国读者见面的中译文。1924年，瞿秋白参考《反杜林论》“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编内容发表了《社会哲学概论》一文，集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为探索中国社会的革命之路提供了科学指南。1930年，《反杜林论》的多个中文译本在国内出版，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吴黎平翻译的第一个完整的《反杜林论》中译本，为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作出了卓越贡献，被毛泽东誉为“其功不在禹下”。

“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系统阐明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如恩格斯在该书序言中所指出的：“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而“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该书的中译本（尤其是吴黎平的全译本）出版后，迅速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传播开来，其中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对中国的革命道路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32年，红军打下福建漳州市之后，获得了一批哲学经典著作，其中就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毛泽东拿到书后如获至宝，一直将该书带在身边，但凡有时间就拿出来认真学习研究。《反杜林论》也因此成为毛泽东一生阅读最多的马列著作之一。毛泽东曾多次向党内干部推荐的马列著作名单，其中就一直包含由恩格斯《反杜林论》抽取改编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38年，延安成立“ 《反杜林论》学习小组”，同年又成立了“新哲学研究会”，集中研读《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都是该研究会的会员。1939年，延安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将《反杜林论》等著作列为必修课。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学校也将《反杜林论》作为主要教材。通过研读《反杜林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领悟了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反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937年，毛泽东在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时，不仅遵循了《反杜林论》的基本论述逻辑，还多处直接引用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经典语句。1959年，毛泽东在同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马特谈话时明确指出：“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本人的马克思主义观乃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都得益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反杜林论》的长期反复研读。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创新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描摹出的辩证唯物主义。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在论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问题时，引用了《反杜林论》中的一段重要论述：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这段论述提及的是唯物辩证法在历史领域中的根本原则，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不断取得成功的法宝。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要成功应对变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就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今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不断推进改革，就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方面，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不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改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今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就是要廓清困扰与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要根据新时代的变化更新我们对人民之问的回答方式，要立足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明确价值导向，而不是将所有“新”出现的事物都简单等同于真正的“创新”。总之，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威力与实效，全在实事求是和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得以彰显。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为了确立唯物史观的整体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自觉地将辩证法贯彻到自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观点，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生态问题的认识。

首先，恩格斯从根本上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结合当时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尤其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恩格斯得出了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的结论，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在恩格斯看来，一方面，人类起源于自然环境，依赖自然环境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人的活动也改造和重塑了环境。自然永远构成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并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深化而不断彰显出自己的存在。每当人类活动的疆界拓展一步，伴随而生的各种生态问题乃至生态危机，就会让人类更清晰地意识到自然界限的存在，从而让人类更加直接地承担自身活动的后果。可以说，在恩格斯这里，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是彼此相互制约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就包括绿色发展理念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这些重要理念和论断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和方式的深刻转变，也是对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继承与创新。从在福建治山治水、推动“绿色浙江”建设到担任党的总书记，习近平一直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治国理政思想之中。在习近平总书記看来，保护生态环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与人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系统性工程。正如2021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我们要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坚持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其次，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全球性。他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世界是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资本主义的工业已经相对地摆脱了它本身所需原料的产地的地方局限性。” 恩格斯敏锐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工业，已经不是在一个地区的生产，而是产业链遍及全球的工业化大生产。其所带来的生态灾难，必然随着工业生产遍及全球。今天，对于“地球村”里的每一个国家来说，生态环境绝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某一国企图以邻为壑，将污染释放到其他国家，最终不仅不能独善其身，还将污染整个地球生态，引发全人类共同的生态灾难。诸如气候变化等也早已是必须各国通力协作才有望解决的全人类共同的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秉持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积极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一般性辩论发言，之后又在12月12日纪念《巴黎协定》签署五周年的气候峰会发表重要讲话，两次宣布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目标——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不仅彰显了中国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更是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为化解全球生态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最后，恩格斯从人类社会由“必然”向“自由”转化的角度，将生态解放与人类解放联系起来，提供了化解生态问题的未来指向。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过程。而所谓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对于恩格斯而言，人类只有认识并尊重自然规律，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迈进“自由王国”。如果人类一味地违背自然规律，终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关于未来，他继续写道：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显然，中国共产党人秉承了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我们看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自然界是人类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而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关键就在于人能够正确地认识自然规律，并利用自然规律改造世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实现生态解放的基础上实现人类解放。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实现共产主义是其最高理想和最高目标。我们可以说，今天中国共产党在生态问题上的理念和实践，不仅是出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考虑，也是为将来最终实现人类解放做出的努力。

（作者简介：胡明艳，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科技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白英惠，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