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又是一年毕业季，战“疫”中，同学们体验了不同以往的毕业典礼。在毕业典礼这个可说是大学的最后一课上发言，大家讲述自己也聆听他人，回望成长也畅想未来，诉说不舍也憧憬起航。在临行前精心打包的毕业行囊里，有温馨的校园记忆、可爱的师生情谊、前辈的嘱托叮咛……

厦门大学毕业典礼

回望成长

关键时刻需要定力与坚持。记得大一时，一位老师跟我们讲：世界上有两种动物能够到达群山之巅：一种是雄鹰，展翅高飞，扶摇万里;另一种是蚂蚁，“日拱一卒”，专注不怠。我从来都不算一个聪明的人，从一名普通的学生成长到现在，最让我受益的，便是保持定力，专注走好每一步的信念。

我5岁时开始学习国际象棋，17年的棋手生涯中我一直保持着沉着冷静、专注棋盘、落子有方的状态。2019年，在全国大学生国际象棋快棋邀请赛的关键轮次中，因为开局不利，最危险时我的时间仅剩10秒，而对手的剩余时间是我的30倍。围观人群中隐隐传来叹息的声音，而我则全神贯注于对方薄弱的布局。我提示自己要专注比赛，步步为营，给对手施加局面和时间上的双重压力，最后在关键回合抓住了对方的弱点赢下了比赛。

赛后复盘时，队友们惊叹于我弱势之下的反败为胜，而在我眼里，胜利的原因很简单，无论棋局是顺是逆，都要专注下好每一步。

来北大之前，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然而，学术之路并非坦途，我清楚地记得一道Ramsey衍生模型的求解和分析困扰了我整整3天，几十页稿纸写满了推导公式，却怎么也算不对，这让我一度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學习经济学。我将心中的困惑向老师请教，老师告诉我，再复杂的计算都是一步步求解推算出来的，关键在于计算过程中要专注、心无旁骛。自那以后，我将“心无旁骛”四个字奉为圭臬，专注于在经济学的领域中求学问道。

四年如一日的坚持让我逐渐对经济学有了感觉，本科期间11门课程取得了4.0的满绩，点滴积累，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也越来越扎实。今年9月，我将作为一名博士新生继续在经济学领域的征途上前进。

——陈妍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本科毕业生

这非比寻常的毕业季，让我们有了太多无可奈何的体验，也让我站在这里多了一种新的使命感：或许我更应该谈一谈特殊环境里中文人的所思所想。所以今天，我不再去作何为“中文人”的本质追问，而是想要聊聊作为“中文人”在历史偶然性中的特殊定位。

如果说今年的毕业季“缺憾”尤多的话，中文系学子或许会了然“此事古难全”是人类普遍的际遇，也是一代代中文人试图突破的人生困境。无论是古人对于人生起伏的忧思，还是个体在时代处境中反复抗争的书写，对人类境遇的终极追问，都是文学领域常见的命题，历代的中文人也据此而给出不同的答案。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许多中文的从业者，都以“立言不朽”为目标，将对人的命运思考以文字记录，用文字、语言的温情，安抚个体的精神焦虑，在芜杂的现实生活中找寻某种超脱体验。中文人所从事的是在不同时代如何抚平人生遗憾的精神实验。常有人说我们中文系是“务虚”的，然而中文系的“务虚”并非凌空蹈虚，不食人间烟火，它恰恰意味着如何面对世界，如何生活其间。

暨南大学毕业典礼

疫情期间，我们的世界一度被各种围绕疫情发生的舆论事件所充斥。这些火药味十足的争论，从另一个侧面提示我，在中文系的学习生活也在帮助我们突破自我的认知局限，成为一个兼具判断力和包容心的人。

记得李杨老师在当代文学史第一节课上曾经提到过一个问题：文学专业的人和文学爱好者有什么区别。经历过严格、完整的文学史的训练后，我们不再仅仅根据个人阅读的喜好而选择研究的对象，还可以去读自己不喜欢的作品，并追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不仅局限于文学研究，中文学科的学习，就是一段在文字、语言、文本所构建的世界中探索的过程，其间我们会遇到各种意见的交汇、碰撞。不断突破自我认知的边界，以最严谨的态度探求文字、语言存在的规律和缘由，这是我们中文人的共同学术追求。在学术上的要求，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中文系引导我改变从前以自我为中心的视野，学会去理解世界多元的存在，勉力摆脱自己的偏私和狭隘。

——周思睿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本科毕业生

初识兰大，在巍巍萃英下感受兰大精神。四年前炎炎夏日后的金秋，我们满怀憧憬带着家人的祝福和希冀初拥兰大。“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百十年来，兰州大学扎根西部，坚守奋斗。居西北一隅静地，让学术和科技在沉淀后熠熠生辉。贺兰天山、昆仑祁连，西北偏北。十七八岁的我们，青涩、叛逆，有着对一切跃跃欲试的激情，然而校门外没有繁华的霓虹灯，没有高耸入云的写字楼，我们在最易浮躁的年纪慢慢积淀、成长，踏实、沉稳的学习氛围让我们得以带着扎实的学术基础、全面的综合能力和坚定的人生梦想奔赴天南地北。有人说这里与世隔绝，但这里也是世外桃源，在萃英山静默且深情的注视下，我们更深切地领会了守得住寂寞、耐得住浮华才是兰大精神的根本所在。

融入兰大，在学思践悟中厚植兰大精神。一次机遇，我成为了“兰天”丝路骑行考察队的一员，接过老队员的火炬，我们再次踏上“丝绸之路”，进行了长达1200公里的骑行考察。这一行，我不但领略了劲风、荒漠、戈壁、草原以及西北的苍劲，还有老一辈兰大人坚守奋斗的优良品质，更感受到了兰大扎根西北百十年，用自己的身躯助力西部发展的伟大。

——张俊伟

兰州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毕业生

新雅六字班的一个关键词，我想是“勇敢”。我们是新雅第一届高考统招生，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军训期间迎新晚会中有个保留节目是用相声串起每个院系的名称，每提到一个，对应的座位区域就会爆发出一阵欢呼。当时我们六十多个人就坐在那里，两只手都架了好几分钟，听了二十多个院系的欢呼了，最终却发现根本没有新雅。也正是从此之后，我们开始了漫长的发邮件之路。相声节目只是个很小的插曲，真正麻烦的是当时很多校内各级各部门的调查问卷或系统中都没有新雅书院的选项，所有专业院系更是没有接触过新雅学生，所以不知道如何对接，而新雅老师们已经忙得心力交瘁不可能照顾所有细节，所以很多问题从发现到解决都得靠我们自己。新雅的学生组织最初更是接近空白，学社、团委、TMS、科协等几乎所有组织都是在我们手中创立或成熟的，学生节、冬至日、班团活动，怎么搞？没人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张任意涂抹的白纸，只能笨拙而用力地去做。因此，“我与新雅共成长”于我们而言其实并非修辞，而是对事实的陈述;在很大程度上，阮东老师常说的“自信、主动、交流”于我们而言也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须如此。

——孔祥瑞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本科毕业生

回想初入清华园的印象，应该是“大”，大到我不得不开着导航寻找上课的地点，在一教、三教、六教里寻寻觅觅。而当我逐渐熟悉了这座园子，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清华真的很“大”，大到可以承载我所有的梦想，也大到即使在自己最自信的领域，也能找到更多的强者。因此，我的内心也一度在这座巨大的园子里迷失了方向。

找寻方向的第一步，是静下心来，专注当下。还记得大一小学期时初次接触莎剧《麦克白》原文，来自遥远时空的古老英语，让我只能对照着词典艰难阅读;大二口译课练习交替传译，30秒演讲45秒翻译，我却总是大脑空白、舌头打结，说不满这不足一分钟的时间。但当我选择放下对成绩的执着，只专注于当下：薄薄的一本莎翁原著，在写满了笔记与批注后，总算被我攻克;3分钟的英文演讲，花上数十倍甚至更多的时间反复练习，也能流畅地传译。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但沉浸其中的我，却在专注与踏实之中，体会到内心的宁静所带来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也伴随着我在往后的日子里笃定前行。

——袁舒

清華大学人文学院外文系本科毕业生

告别之际

疫情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你我。寒假离校时本以为会如往常一样回家过个春节便返校开始启动毕业季，也曾多次在脑海中描绘过毕业时的场景——大家会一起拍张大大的毕业照，穿着学士服，戴着学士帽;一起去大礼堂观看期待了好久的只有毕业年级才能看到的《再见民大》;抓紧时间把五个食堂从头到尾再吃一遍;寝室会一起出去狂欢，吃大餐，玩游戏，说不定还会抱在一起大哭;还有宿舍楼下的跳蚤市场，我们终于从逛地摊的人变成了摆地摊的人……当时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2020年的毕业季这些都无法实现了，没有合照、没有聚会、没有鲜花和红毯，只有远程拼图和线上毕业典礼，许多人甚至来不及好好告别便在匆忙之间各奔东西。

——桂卓艺

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与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

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典礼

培根说：“变更乃时间之幼儿。”万事皆变，我们始料未及，因为疫情，我们来不及再品一次“基本伙”，再走一回“天使路”，再赏一次“牡丹园”，再看一眼“悠悠木铎”，再摆一次“跳蚤市场”，再吟一次“想见你·北师大”，我们甚至来不及当面告别。但新街口、杏坛路、京师广场沉淀了我们永远的记忆。今年，明年，以后年年，我们都可以穿上学位服“再毕业一次”。今天，我们将告别京师“三宝”：木铎、女神、小黑鸟（乌鸦），但作为京师学子，我们永生难忘的是她赋予我们的精神“三宝”。

——巩永丹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毕业生

三年前，你们有位学姐叫黄亚熙，创作了一首校园歌曲，叫《下一站，蓟门桥南》。演唱者是邓雨寒，歌声像夏夜里的凉风，缓缓地吹在身上，也像雨后房沿上的水滴，轻轻地落在心里，有青春岁月的回首，有毕业心绪的感伤，也有对母校的一次次眷念。今年，实验班的董浩然同学，也写了一首歌，叫《玉兰未眠时》，由许八斗作曲，张文哲演唱，当“玉兰未眠时，天边月色正浓，别说再见了，要不要一起走”的歌词飘进我的耳鼓时，心潮起伏，眼睛模糊，它唱出了毕业季师生们的共同心声，也拨动了每个人柔软的心弦。同学们，法学院是个大家庭，我们骨肉相亲，血脉相连。为了给你们送行，老师们以研究所为单位，以行政和辅导员为团队，以党政领导班子为小组，在热风下，疫情中，书桌旁，给你们录制诗一样的临别赠言。舒国滢老师说，主题就叫“追梦青春天际线”吧。王人博老师说，再配上林海的钢琴曲《告别》，和视频一起播放，会更加意味深长。

——焦洪昌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

为了同学们顺利答辩、毕业，我们院研工办和行政岗位的老师们，加班加点工作。他们要跟924名毕业生和428名老师联系，还要为大家组织线上辅导、讲座、模拟答辩，打印并分发毕业论文、准备教室、开展网络测试，担任记录员等很多工作，这些工作没有丝毫失误，也没有一位老师抱怨，正是他们的辛苦付出，大家才能够得以顺利毕业。

——罗智敏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毕业典礼

在这里，老师们不但教会了我丰富的知识，还教会了我许许多多做人的道理。请老师们相信，我回到自己的国家以后，一定努力为自己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我会把我在这里看到的，学到的，感受到的，把中国朋友的热情好客和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情况告诉我的家人和朋友。中国是我的第二个家乡。我爱中国！凭着我在中国学到的知识，我回家之后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我可以说，来中国学习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伊萨（乍得）

中央民族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硕士毕业生

我叫安君傲，来自墨西哥，是一名即将毕业的燕京学堂的硕士生。七年前，我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读本科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当地学院举办的汉语课程。

这门古老语言仿佛为我打开了一扇神奇大门，让我对离墨西哥特别远、同样是文明古国的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向往。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这个决定也有一点疯狂——退学吧，去中国，考北大！

我的很多墨西哥朋友不能理解，因为大多数的墨西哥人，如果来中国的话，就是来做生意的。所以他们经常问我：你是在中国找到了什么好生意吗？

现在回头看，我的确找到了一门好生意：以我七年的青春年华为资本，将我的命运与中国最好的大学交汇。

听说我在中国上大学，他们就会问我，在中国可以学习什么？而我总是反问他们：有什么是不能学的呢？语言、历史、文化、科技……尤其是在北大！

北大给了我最广阔、最包容的求知平台。我一直都有学习考古的梦想。刚到燕京学堂时，我选修了张剑葳老师的《中国古代建筑专题》课程，参加了山西平遥古城和古村调研，这次调研点燃了我心中的光。多亏了燕京学堂跨学科的培养模式，我申请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为考古和历史，成功实现了我学习考古的梦想。如果说放弃在墨西哥最好的大学学习的机会，前往一个未知世界是听从了内心逐梦的召唤，那么中国最好的大学已让我梦想成真。

——安君傲（墨西哥）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硕士毕业生

师长寄语

如果你成为人民法官，或国家公务员，希望你能做出公平正义的判决，信守宪法誓言。2014年10月16日，广东惠州市惠阳区法院万翔法官，在审理的一个案件中，撰写了一份1.2万字的刑事判决书，其中写到：我们不能确认和保证本判决是唯一正确的，我们能保证的是，合议庭三位法官做出的判断，是基于我们的自由意志和良知，是基于我们对案件事实的整体把握和分析，是基于我们对法律精神的忠实理解，是基于我们对实现看得见正义的不懈追求。这份判决被法律界誉为“史上最伟大的判决”。万翔法官接受采访时说，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仁慈是正义的源泉，做法官时间越长，越需要仁慈，而不能麻木。

——焦洪昌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

在这个时候毕业，寻找工作，走上社会，大家会觉得很不幸，但事实是，人生这样的意外会很多，学会适应了，你就懂得了生活;学会把握了，你就会与众不同。今年全世界那么多的毕业生，大家都一样，都碰上了同样的困境，这个时候，你的态度、你的行动决定了你的未来。

你们至少比任何一届的学生多学了一门课，多修了一个学分，这门课没有考试，但比任何一门课都重要。因为疫情，因为这个灾难，你们学习了应该如何去思考这个世界的巨变，以及如何在巨大的变化面前承担自己的责任，如何改变自己去适应未来。我们都很难改变昨天、甚至很难改变今天，但我们做一点点事，就可以改变明天，改变我们自己的未来。这门课刚刚开始，我也和大家一样，都是刚刚开始学习这门课。

我想，21世纪的毕业生，抓住机遇，拥有未来，我们需要三观，就是全球观，未来观，还有全局观。我们也需要三商，需要有IQ（智商），需要EQ（情商），还需要LQ（爱商），the Q of Love。

——马云

马云公益基金会创办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倡导者，阿里巴巴合伙人

第一个是“如何处理小我和大我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这场疫情席卷了全球，每个人、每个家庭都牵涉其中，也包括了你和你的亲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小我和大我的关系。

我们知道国家的安全、世界的安全是一个大我，是大家安居乐业最重要的前提，而在这里面，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小我，你要怎么样通过自己的力量来为这个世界、这个大我，为它的安全、安定做出一些贡献呢？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比如说这几个月以来，很多国家和地區都有一个 Lockdown（封城）的限制，禁止了民众在户外的很多活动、要求待在家里、不要随意外出、日常戴口罩等等，这对个人来说实际上是个约束。

但是，另外一方面，民众是想要自由的生活状态的，想要比较开放的生活空间，希望自己想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

武汉大学毕业典礼

这些要求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其中就包含了一个我们应该思考的“小我和大我”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整个社会的安定，我们每个人是要受一些限制和约束的，这是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方便的。

同时，大家在经济上也有很多牺牲，有很多家庭，甚至是你的爸爸妈妈，可能他们的工作也受到了影響。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生活也受到影响，但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安定，我们的取舍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也涉及一个最基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那就是在社会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奉献和索取的关系”。

社会在进步、国家在发展、物质文明不断在进步，我们每个人也都希望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待遇、比较好的生活、比较好的环境和住所，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白，要想获得这些的话，必须对这个社会做出一定的奉献，这是我们一定要思考的问题。

——钟南山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学专家，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健康科普专家

从时间长度讲，学校生涯依旧是我人生的大部分。在1980年，我作为理科生考入心理学系，有幸成为了创系后的第一届学生。1990年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非常有幸地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在心理系毕业拿工学博士学位的学生。当时心理系作为一个新创建的系，在很长时间内被问是不是一个文科系。当理科生、文科系、工学博士组合在一起时，大家可以猜想一定会有一个非常纠结的人生，碰巧我就踏上了这条道路。

我个人既不具备文科同学看待世界的浪漫心情，也不具备理科同学理解世界的想象力，更需要锻炼用工程技术改变世界的勇气。而我幸运的是，当年在心理学系，我从陈立先生、朱祖祥先生和汪安圣先生身上亲身感受到了什么是学识，什么是严谨，什么是远见，什么是胸怀。正是这种学识、严谨、远见和胸怀铸就的勇气，让这所学校诞生了中国第四个心理学系，第一个工业心理学专业。而我有幸追随三位先生，亲历了心理学系从无到有的过程，这是我一生的光荣。

在2017年，我非常幸运有机会作为一名自愿者，和各地自愿者一起，发起了“2050”活动，让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因科技而团聚在一起，让年轻人感染另一些年轻人。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活动。从2018开始直到2050年，每年四月最后一个长周末会在云栖小镇举办，每年的时间都已经确定下来了，这是年轻人对未来的期待。

在与2050自愿者的交往中，我也经历了独特的全新感受，让我自己对年轻人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也让我的境界有了升华。其中有一位自愿者，驾驶螺旋桨飞机，经历了螺旋桨的破损、发动机的故障、轮胎的爆裂，绕地球一圈，来到了大会现场，这就是我想象中的年轻人。在“2050”，这种年轻人的勇气成了我的新老师。

——王坚

浙江大学校友 阿里云创始人

佟丽华是法大95届毕业生，在校读书时创办了准律师协会，他生于河北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喜欢看武侠小说，对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侠义之举特别着迷。毕业后创办致诚律师事务所，小有成就后开始转向公益事业，重点为农民工和未成年人提供免费法律援助。报道说，全国60万农民工，从佟丽华律师等推动的免费法律服务中，讨回欠薪、获得赔偿的金额达6个多亿。他救助过的未成年人数不胜数，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几百面锦旗，每面旗子背后都有一串沉甸甸的故事。他说，能用法律武器行侠仗义，不让老实人受欺，是我儿时的梦想，也是我幸福的源泉。

——焦洪昌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

我是1978年参加了高考，那时候是高一。因为学习成绩非常突出，所以校长说，你跟他们一起去参加考试，试一试，考上就上，考不上也没关系。结果我考上了长春师范大学英语系。去还是不去？这就让我想起那句“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一个很大的选择问题。因为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很偏僻的农村，如果选择了不去的话，要是第二年考不上，我还得在乡下继续生活下去。当时我们的校长说：“你一定要去。”我说：“我不去。”为什么？因为这个选择是很重大的选择，我要上北大。当我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以后，去跟我爷爷辞行时，我爷爷很不高兴：“怎么跑那么远去上学？”邻居安慰他说：“唉，好歹也是一所大学呀。”可见当时大家并不知道，北大意味着什么。当年暑假我穿着写有“北大”两个字的大背心，在村子里走的时候，围上来三个庄稼汉。围着我转了两圈儿，我问他们：“你们干什么？”他们说：“你的荒字呢？”他们知道北大荒，不知道北大。

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毕业典礼

我到北京语言大学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工作，源于在北大和留学生同住的经历。当时我的同屋问了我很多有意思的问题。他向别人介绍：“这是我的同房。”我告诉他：“是同屋，不是同房。”他问我：“八宝山和八宝粥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他：“是松花蛋和松花江的关系。”其实他根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也很难说清楚是什么意思。我从北大毕业之后，到北京语言大学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转眼30多年过去了，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们在培养知华友华的国际学生，也就是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我们力所能及的智慧和力量。后来在我担任北语校长的时候，提出了“德行言语，敦睦天下”的新校训。希望能用我们具体而微小的工作，来促进世界和平。

——崔希亮

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友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教授

我们毕业的时候，校园里悬挂着一条长长的条幅：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那个时候，我反复品读这句话，心中就是一个信念：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今天，操场上迎风飘扬的道旗上也有这句话，这个信念由你们接力，这也是兰大人坚守西部，多年奋斗奉献的文化传统。2019年5月，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让我和家人商量一下，能不能去驻村开展帮扶工作，我当场做了决定，“去！”第二天便匆匆收拾行装，奔赴临洮县连儿湾乡翟家梁村。用真情干实事，耐心细致做工作！到了村里，我坚持吃住在村，农忙时帮忙割麦、碾场、挖洋芋，农闲时挨家挨户做政策宣讲，晚上和村社干部一起讨论致贫返贫靶点、扶志扶智要点。事关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琐事，都是我眼中的大事。我深切体会到，和乡亲们的心路搭好了，村里的道路宽了，群众的幸福路也就亮了。在省委编办和临洮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年多来协调各类项目资金340多万元。2019年底，全村减贫47户174人，超过2014至2018年脱贫人数的总和，贫困发生率由31.78%降到1.03%，村集体经济由1200元增加到6.4万多元，整村如期实现脱贫。辛勤的付出，得到了组织和群众的认可，我被评为“2019年度甘肃省脱贫攻坚帮扶先进个人”，群众也称我为“攒劲的驻村第一书记”。对工作付出多一点，就意味着对家庭承担的少一点。但没有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就难以获得群众的认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坚持做到，在服务中增长才干，在实践中奉献社会。

——余恩

兰州大学校友

參加工作不久，我遇到了一个呼吸衰竭的病人，需要气管插管。由于我复习过相关流程，也曾在麻醉科成功实施过这项操作，便主动请缨。但当我拿着喉镜，站在病人床头时，却发现自己无论怎样都无法将气管插管送到气道里。耳边，监护仪的报警声越来越刺耳，眼前，病人的嘴唇越来越紫。看到我方寸大乱，在一旁的老师迅速接手，顺利插管，病人转危为安。后来我才知道，气管插管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而当时的我并不了解。这件事情让我认识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每一个临床规范的背后都蕴含着许多前人积累下来的经验教训。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固然勇气可嘉，但是更要有对前人的尊重、对经验的敬畏。于是我从头开始，求问老师、请教护士，踏踏实实地“泡”在病房里，从每一个病人身上一点一滴地实践并总结经验。回首11年的工作经历，是母校行胜于言的校风、严谨勤奋的学风，陪伴我度过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每一天。

——丁欣

清华大学校友代表，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北京协和医院援鄂医疗队医疗组长

最后再上堂专业课

广州大学毕业典礼

我们今天的典礼很特别，这是社会学系自恢复建系以来到场人数最少的一次毕业典礼，我们今天授予学位的同学共有160多人，而到场的只有21人;但借助于网络技术，我们的全部毕业生和他们的亲朋好友可以通过网络来远程参与我们的典礼，所以就参与的范围来说，这又是一次自恢复建系以来最为隆重的一次毕业典礼，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在云端举行的典礼。在准备这次典礼期间，我们经过了很多次的讨论，准备了很多种方案，最后采取了这种云上为主、线下为辅的形式。这种人人穿着礼服、带着口罩、彼此保持足够的间隔的毕业典礼可能真的是空前绝后的，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仪式性。

按照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仪式是一种用充满象征性和符号性的手段来激发情感和增强认同的社会安排。所以仪式中的物品、颜色、程序和人们的致辞、仪态和动作都充满了表演性和象征意义。在人类社会早期，这些使人激动的象征性符号背后是不可知的神力和超验性的力量，因此仪式的本质就是神圣性，人们通过仪式来和神的世界发生关联。在经过了近代科学和理性的洗礼以及社会学家们的研究之后，神的力量退出了仪式，但是神圣性却保留了下来，代替神的位置是权力的力量在起支配作用。因此，现代社会的仪式被看作是社会权力借助于神圣性以激发人们的情感和增强人民认同的制度安排，是权力利益的助力器或装饰品。这些理论我们都很熟悉，会拿来看待周围的仪式、典礼，也会写成课程作业和发表的论文。但是这明显不足以解答我刚才提出的疑惑，如果说仪式是因为一种权力的需要而存在，那一定是说的别人的仪式。我们不会把自己的仪式、自己对毕业典礼的渴望和参与仅仅看作是一种宏大力量实现它自己目的的工具。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站在我们自己的仪式现场，无论是在线下还是云端，为什么不会以客观的名义居高临下地看待我们自己的仪式呢？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日常生活中不太善于直接表达情感，我们也会对我们喜欢的人很好，但是不会直接表达。内心的情感需要积聚到一定程度才能表达，而表达需要正式的仪式。这就是礼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为什么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好的表达都叫做失礼或者非礼。

——周飞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

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1967年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的论文中构建了一个两部门增长模型：增长部门和停滞部门。他发现增长部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将导致停滞部门出现相对成本的上升，最终停滞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比重会上升，这样带来的一个不期结果是：经济增长最终由生产率最难提升的停滞部门决定。后人把这一现象叫作“鲍莫尔病”（Baumols disease）。澄清一下，这么隆重的场合，我不会也不应该把时间花在一个经济模型上。我只是想和大家分享从‘鲍莫尔病的经济学分析中引申出的一个启示：经济发展有多好，不取决于我们在好的方面做得有多好，而取决于我们在不好的方面能否真正提升。真正给人类社会发展设限的，不是那些我们擅长且做得好的，而是那些必需但又难以改进的事情（The progress of our society may be constrained not by what we do well but rather by what is essential and yet hard to improve）。

无疑，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互联网等等能够带来未来增长巨大的空间，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对此充满期待;但是，限制我们未来更好发展的，是那些必需但又难以改进的事。我们的线上零售总额占到全球45%，移动支付交易额是美国的三倍之多，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正视巨大的数字鸿沟的存在，而数字鸿沟背后是社会阶层渐趋固化所带来的成长机会鸿沟;我们目前个税的起征点是月收入5000元，然而，7.7亿的就业人口里面只有7000多万人缴纳个税，如果把起征点增加到6000元，这个数字在现有收入分配结构下将降到不到5000万人;我国农业产出只占到GDP的7%，但是农业仍拥有26%的就业人口，此外，我们还有3个亿的农民工。他们往返于城与乡之间，不安地寻找安身立命的归宿。如果没有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机制，没有人力资本的提升，没有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城乡二元结构这个痼疾会一直陪伴着我们，成为我们发展过程中难言的痛。就在人们兴高采烈、神采飞扬地讨论“前浪”和“后浪”时，有多少人关注到这背后静默、深深的海洋？经济社会发展不是体育竞技——专注于“更快、更高、更强”，总是强调“赢”。一个社会的高度和温度取决于它对待弱者的态度。

——刘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把课件从第16周开始从后往前倒序播放，重回进入燕园最初的瞬间，看看我们从中拼出的是忧伤抑或是快乐，是遗憾抑或是淡然。胡涛老师班上的同学和研究生同学，或许各位没有见过这份课件，但我相信，经济学的知识和原理都是相通的，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不定这份课件也藏着一份属于你的回忆。

让我们开始吧。

第16周，我们学习了净现值，探讨了公平的度量，知道了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了解了信息经济学里的经典模型。第16周，我们说了再见。

第13、14、15周，我们学了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学了一点简单的博弈论。我们知道了垄断厂商为了利润最大化，会对消费者进行歧视性定价。我们知道了五道口有一家枣糕王，正在利用买一斤送半斤的策略进行着二级价格歧视。

第10、11、12周，我们学了消费者理论，知道了经济学家使用无差异曲线刻画偏好，知道了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知道了理性消费者会在价格比等于边际替代率的组合上进行消费。我们学习了生产者理论，知道了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会如何生产。我们知道了我们熟悉的需求曲线为何会向右下方倾斜，供给曲线为何会向右上方倾斜。我们对这两条早已刻在我们脑海中的曲线的了解又多了一些。

第8、9周，我们学习了外部性和公共品，知道了充分竞争的市场也可能失灵，知道了科斯定理。我们还知道，只要在129合唱排练时足够努力，歌声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将慢慢变成正外部性。

我们知道了期中考试的分数，知道了原来努力和收获不总是成正比，至少在分数上如此。考试后，微信朋友圈上热闹非凡，充斥了大家精心制作的图片和表情包，我发现：原来我有一百种方法让你们“混”不下去。

我们还收到了来自助教们的关心和寄语。他们告诉我们：在强手如林的PKU，总会产生新的第一和倒数第一，第一的感觉或许对你们来说司空见惯，但是倒数第一，或许则是你崭新的人生体验。他们告诉我们：学习成绩并不百分之百是优秀与否的标准，在接下来的大学时光里，北大会一以贯之的继续告诉我们这件事。所以，我们无需感到自卑，大可以昂起头，重新加油。他们还告诉我们：要对得起学位证书上的每一个字，正如入学通知书上写到的，“每个人，一旦佩戴上北大的校徽，便会有一种被选择的庄严感和使命感”。

第5、6、7周，我们知道了价格需求弹性，知道了从北大出发前往颐和园的线路，知道了政府可以通过价格控制、数量控制、税收和补贴来影响市场。看到了许多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票证。我们还收获了一个好消息，期中考试即将到来;我们被告知：如果把助教的名字写错，卷面会被扣掉五分。

第4周，我们欢度国庆，没有上课。说实话，没有你们的周一，有点不习惯。

第3周，我们了解了市场的力量。我们学习了供需模型，一个可能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模型。我们还在饭点利用这个模型分析休渔期会如何影响海产品的市场价格，我们知道了这样的分析在经济学里叫做比较静态。

第2周，我们学习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知道了自给自足的桃花源可以通过交易使每个人都变得更好。我们知道，交易并非一个零和博弈，交易的本质源于社会分工。我们还知道，每个人都有谁都抢不走的一天24个小时。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这个社会里没有绝对的强者，也没有绝对的弱者，天生我材必有用。

第1周，我们学习了经济学的几个基本原理。知道人们时刻面临取舍、生产存在边界、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理性人考虑边际。我们熟悉了教学团队里每位老师和助教的名字，正式开启了一门叫作《经济学原理》的课程，这门课来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吴泽南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师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情境，给我们法律人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这就是法律不仅仅存在于立法、执法、司法的运行维度中，而且应当存在于所有看似与法律没有直接联系的社会领域和空间，例如卫生和健康领域中。此次疫情初始，很多法律人包括我自己都觉得它可能与法律并无太大关系，法律在其中的作用不会太大。但是，现实迫使我们改变了看法，从疫情初始，每一步都有令人困惑的法律问题存在，从限制人的出行到封闭式管理，从疫情信息披露到大数据监测，从关闭一些公共场所到封城，哪一个不涉及法律分析和论证呢？人们一般认为，在疫情防控中，法律起到的是次要的或第二层次的作用。是否真是这样呢？此次疫情防控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药物、疫苗和治疗方案。最有效的方法反而是最原始的方法，即保持社交距离，切断传染渠道。而所有这些流行病学上的措施，都涉及改变和规范人的行为;这就和法律的功能完全切合，因为法律就是调整和规范人的行为最有效的方法。当然，这只是以此次疫情防控为例来说明法律的社会功能，它的功能则远非局限在一个卫生健康领域。

清华大学毕业典礼

卫生法尤其是公共卫生法，历来是法學界和法律界的边缘学科。除了上述法治尚未进入所有重大社会领域的原因外，法律人专业的精深和学科的分门壁垒也成为束缚法律人发挥更大作用的障碍，因为它使得法律人以为“法律规则就是社会生活的全部”，而忘记了本与木、源与水的关系，忘记了不是法律决定社会，而是社会决定法律，不了解甚至不屑于了解法律之外的其他学科和社会领域。此次参与疫情防控，我和许多法律人对此深有感触，更有诸多反思：如果不了解医疗卫生体制、不了解流行病学和传染病防控的基本知识、不了解药物研发的基本制度和运作、不了解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和机制，法律人就很难深度介入疫情防控的方方面面，法律就会缺位，留下无穷的遗憾。现实危机要求我们不仅要专攻几门部门法，而且要尽可能多的地了解法学的主要部门，融会贯通，解决真实世界的难题。比如疫苗研发是最终战胜疫情的关键，世界各国都在全力以赴，争抢这一制高点。如何根据疫苗法为加快疫苗研发和紧急使用提供法律根据和路径，法律人责无旁贷;一个疫苗会涉及政府监管、融资、专利、竞争、PPP等一系列的法律问题。这还只是从国内法视角的观察，如果疫苗走出国门，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它将会带来疫苗国际合作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和机制的改革和发展，如疫苗研发的融资机制、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机制、疫苗的全球分配机制、定价机制、购买采购机制、专利许可制度、保险等风险防范机制。这仍然是局限在国内和国际法的范围内的视野，更进一步，疫苗的法律制度和机制还要求我们了解一些疫苗和药物的基本科学知识、行业运行的规律等一系列科技和社会的基本知识。

——王晨光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对同样事实发出不同的评判，本属正常，但如今，歧见双方往往寸土不让，分毫必争，相摧相激，相争相讦，相互之间自认占据道德制高点，将自己的逻辑往最锐利、最极端处发挥，而不给对方留下任何言论余地;即便在亲友之中，一言不合，就将对方拉黑，这种情况，也并非罕见。

这是我们所共同面临的言论环境。对我们这个时代这样一种精神氛围的感受，让我想起了明清之际的大儒王夫之，他痛心疾首将他置身其中的时代风气称之为戾气，并且认为弥漫在整个晚明社会包括君臣之间的这种严酷苛责、好勇斗狠的社会习性，应该为大明帝国的死亡承担责任。    无独有偶。明末有一位医学家吴有性，在其《温疫论》中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也就是邪气，他命名为“戾气”。当然，他说的这种戾气可能具有更强的物质性，它显然与王夫之提到的那种作为宽仁中和之气对立面的戾气遥相呼应。

——朱国华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马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