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刚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古都得到了保护。

在此之前，北平已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城内不时可以听到城外的炮声。北平城里的大批国民党军队，虽然已没有了战斗力，但如果负隅顽抗，也会对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古代建筑造成巨大损失。北平何去何从，亟待抉择。

当时，防守北平的傅作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邀请了北平的一些学者名流，征询意见，徐悲鸿也在被邀之中。

会场在中南海，气氛之严肃可想而知，场面静寂，很长时间没有人发言，终于徐悲鸿第一个站起身说：

北平是闻名世界的文化古城，为了保护我国的优秀古代文化免遭破坏，也为了北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能够得以保全，我希望傅作义将军能够顺应民意，使北平免遭战火。

沉默的空气被打破了，会场开始活跃起来。历史学家杨人楩紧跟着发言，支持徐悲鸿的建议。随后，生物学家胡先骕、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纷纷发言，都表示希望北平能够得到保护。傅作义一直耐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他最后表示，感谢大家的直言不讳。

北平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对傅作义作了大量工作，最后，傅作义认清了形势的发展，开城纳降，北平迎来了和平解放。

画马抒情

1950年冬，徐悲鸿曾以异常兴奋的心情，画了一幅正在疾速向前、四蹄腾空的奔马，作品构图明快，笔墨苍润。画面上题写了“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的诗句。

此后，徐悲鸿画过多幅题有同样诗句的奔马图。

1953年，徐悲鸿去世之前不久，他又抱病画了一匹一匹骏马高高地扬起头，向前飞奔，并在画面上题写了“百载陈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表达自己的心情。

在这些奔马图中，马的轮廓使用浓墨重笔，以遒劲有力的线条勾勒，马头大片留白，表现出高光，强化马的立体感与马头颅的坚硬质感。马的身体以稍淡的笔墨纵笔挥写，将躯体的块面及凹凸交代清晰，表现出马强壮有力而灵活的姿态。同时，用肯定的线条，勾画突出的关节和翻飞的马蹄。马鬃马尾以阔笔横扫，使骏马以飞动之势从纸面破空而出。

徐悲鸿籍马抒怀，正如同他画狮、画鹰、画鸡、画猫，甚至画小麻雀一样，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

从这些奔马图的题诗可以看出，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众望所归，人民渴望已久的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随后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被帝国主义欺凌和压迫的日子彻底结束了。

徐悲鸿通过画马，抒发了他对中国结束战乱、擺脱帝国主义列强欺辱的无比喜悦，对国家和民族光明未来的无限向往。他所作奔马的艺术表现力，也让观众感受到巨大的精神鼓舞。

艺术报国

1918年春季，徐悲鸿被蔡元培聘请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当时北京的知识界十分活跃，《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对中国的时局进行研讨，对保守势力展开猛烈的抨击，传播民主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徐悲鸿受到深刻的影响。针对中国画坛的现状，他鲜明地指出“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已极矣”，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入者融之”的中国画改良论，主张继承中国古代绘画的优良传统，同时汲取西方绘画中的优秀技法，以发展我们民族的现代绘画。

1919年5月，徐悲鸿得到教育部的公派留学名额，来到法国巴黎留学。到了巴黎以后，他才知道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徐悲鸿心系祖国和同胞，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为祖国争光，努力弘扬中国绘画艺术，使它继续在世界艺术的宝库中放射光芒。

在欧洲留学期间，徐悲鸿悉心地甄别西方的艺术流派和艺术风格，他系统地学习了欧洲绘画古典主义的造型、浪漫主义的运动感、印象主义的光色表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理念和表现手法。他的油画作品曾入选法国国家美术展览会。

1927年，徐悲鸿结束留学生涯回到了祖国，轮船抵达上海，好友田汉到码头迎接他。他们有共同的艺术追求，那就是复兴中国艺术，在中国推行现实主义的艺术教育。

当时田汉兴办的“上海艺术大学”，遭到和国民党当局息息相通的法国巡捕房的封闭，这不仅是因为“艺大”拖欠了房租，更重要的是因为“艺大”有中共党员。

田汉另起炉灶，筹办南国艺术学院，徐悲鸿积极地支持和赞助他，义务担任“南国”的美术系主任。

徐悲鸿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鄙视一些人为了个人的名利，趋炎附势于国民党和洋人，毫无做人的气节。他以司马迁的《史记·田儋列传》中所记载的故事为题材，绘画了大幅油画《田横五百士》，歌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高尚品德，以此对现实中的丑恶现象进行尖锐的贬斥。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大举入侵我东北三省。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数十万东北军几乎未放一枪，以致东北大片国土沦陷，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国民党当局推行的政策，一面软弱地向帝国主义列强步步退让，一面残酷地镇压国内的民主运动，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国破家亡的惨状，使徐悲鸿义愤填膺，他不能再安于日常的教学和创作，他要用画笔为人民向上天控诉，于是开始构思巨幅油画《徯我后》。

“徯我后”取材于《书经》，描写的是夏桀暴虐，商汤起兵去讨伐暴君。受苦的百姓盼望大军来解救他们，纷纷说：“徯我后，后来其苏”，意思是说，等待我们贤明的领导人，他来了，我们就得救了。

画面以写实技法描绘干裂的大地，瘦弱的耕牛，一群衣不蔽体的穷苦百姓，抬头眺望远方，像期待天边起云下雨、滋润土地一样，期盼能有贤明的君王来解救自己。徐悲鸿用象征性的浪漫主义手法，花费3年时间构思和创作了这幅巨作，借此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发出渴望求得解放的呼声。是徐悲鸿用油画抒发爱国心声的现实主义巨作。

画面人物造型生动，贫苦百姓的众生相，让开阔的空间场景中的气氛十分压抑和沉重。而人们仰望的一片蓝天又带给他们命运转机的希望。

徐悲鸿使用较为昂贵的油画颜料，花费大量时间描写中国的普通百姓和他们的艰难生活，是徐悲鸿“真宰上诉”“为民请命”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我们可以看到徐悲鸿根据中国历史题材，运用西方写实优秀绘画技法进行创作，表现中国广大民众生活现实的高尚情怀和艺术表现力。

徐悲鸿在构思中，曾数易其稿。现在保存在徐悲鸿纪念馆里的素描画稿上，还有“吊民伐罪”的旗帜。这幅大油画的诞生，表现了徐悲鸿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的愤恨，和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深厚的深厚感情。

1931年10月，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徐悲鸿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誓死以抗强暴再来肃清国贼》一文，文章中说：

日本果要杀人，他那几十年来，追随物质文明的进步，其利器舍飞机战舰大炮不计外，又如毒气炸弹等，当然应有尽有，不难一举消灭各大都会数十百万生命。我手无寸铁之华人，只有消极的一口气，守着人的尊严，曰不屈服，准备着死，还是抵抗。

若幸而不死，便有三事，须立刻拼命做去。

一、 国家经济，采取绝对自给主义。

二、 教育方针，不能采取东洋或美国或任何西洋各国之合理主义。必教成二十世纪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相煎之中国人，如何能挣扎渡过去。拿日本国势及其人民吃的穿的，做我们最低限度之标准对象。

三、实行征民殖边。政治之所以需要，乃在其能安民定国，政治家之所以可贵，乃在其能运用安民定国之政策，非以住洋房、驰汽车挟妓女为可贵也。如有人不能住洋房、挟妓女驰汽车，则其人之高贵，必尤千万倍于今日之政治家。或则为天下之饭桶，而政者方以住洋房挟妓女驰汽车为能事，窃位误国，营私自利，匪特可鄙，罪在不赦。

这篇文章，表现了徐悲鸿改变中国社会现实的主张和对未来中国政治清明的美好憧憬。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这使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深感痛心疾首。“如何能使世界各国认识中国是一个有高度文化的国家呢？”徐悲鸿想到，如果能在欧洲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览，这样可以使世界人民了解和同情中国，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恰在这时，法国国立外国美术馆来函，邀请徐悲鸿赴法举办中国画展。他立刻积极筹备，于1933年1月，启程前往巴黎。徐悲鸿此行携带了数百幅中国近代绘画，代表了中国近代绘画的各个主要流派。

徐悲鸿的展览在巴黎及米兰、柏林等地相继举办，所到之处，备受欢迎。画展成功举办后，英国和苏联都来邀请徐悲鸿，但都把时间定在五月一日前后。徐悲鸿反复考虑，决定放弃英国和罗马的展览，到苏联去。他对此回忆道：

悲鸿之意，苏联为首先取消对我国不平等条约之国家……大革命后力行建设，久欲访问其邦而不得，此乃极好机会。

到达莫斯科后，徐悲鸿立即筹备画展。1934年5月1日，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在红场历史博物馆开幕。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会长致辞，追述了中国与苏联人民的友好历史，希望中苏两国人民在文化上有进一步的了解。徐悲鸿致答辞，感谢苏方的盛情招待，并表示今后应加强中苏两国的文化交流。

在苏联的画展盛况空前，徐悲鸿归国后曾撰写《在全欧宣传中国美术之经过》一文，他回忆说：

开幕后，参观者之踊跃为各处所不能比拟，有重来五六次者。尚有一可注意之事，即在他国展览中参观者多半是知识分子，而在苏联，除知识分子外，大半是工人农民。彼等伫立凝视，在一幅前探索玩味，苟遇我在，必寻根究底，攀问各画内容，彼等对美术兴趣之浓厚，不但中国工人所不及，虽各国之时髦绅士亦难比拟……彼等认为自大革命以来，这是最有兴趣、最大规模之外国展览。

展览结束，徐悲鸿带回国极为珍贵的列宁和托尔斯泰的面模，也带回了很多西方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的美术复制品，其中有大量的俄罗斯巡回画派艺术大师列宾、苏里科夫等人的作品复制品。徐悲鸿是第一个将俄罗斯巡回画派介绍给中国的人。

徐悲鸿离开苏联前，曾建议苏联美术家到中国举办画展，他的建议促成了1935年在南京和上海举行的苏联版画展。徐悲鸿为展览会撰写的序言说：

艺术是一个民族生活的反映和民族思想的表征……世界各民族之間互相尊重和互相友好的感情应当从文化交流开始。

1935年3月，田汉因为参加进步的话剧活动，在上海被捕入狱。徐悲鸿得知田汉被捕的消息后十分焦急，立即为营救田汉而四处奔走。因为田汉是中共地下党员，案情重大，上海警备区不敢做主，所以徐悲鸿等人争取的保释未果，并于3月18日晚被解往南京。徐悲鸿继续为营救田汉不断努力，终于由他和宗白华一起，将田汉保释出狱。

田汉出狱后并未沉默，作为共产党员的他，积极筹组话剧团体，准备上演反映现实、“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而战”的戏剧。田汉说：

有人说，过去民众的戏剧运动碰壁了，现在改由政府来办了。我想，这是本末倒置的话。从来“民为邦本”，没有民众到处碰壁，而政府单独干得起来的。救国运动如此，戏剧运动也如此。

此后，田汉等人创作的话剧《械斗》公演了。田汉为《械斗》所写的主题歌歌词强烈地撼动人心：

同胞们，快停止私斗，

来雪我们中华民族的公仇！

快停止一切私斗，

来雪我们中华民族的公仇……

徐悲鸿深受感动，他写道：

垂死之病夫，偏有强烈之呼吸，消沉之民族里，乃有田汉之呼声。其音猛烈雄壮，闻其节调，当知此人之必不死，此民族之必不亡。

革命的文化运动陶冶着徐悲鸿的思想，激励着他的斗志。随后，徐悲鸿也热心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

1937年1月28日，徐悲鸿缅怀淞沪抗战，创作了国画《壮烈之回忆》，他在画面的右上角题写了：

廿六年一月廿八日，距壮烈之民族斗争又五年矣，抚今追昔，曷胜感叹。

《壮烈之回忆》这幅国画以高叫的雄鸡，象征全国的民众对光明的渴望和期待。这个时期，徐悲鸿精力充沛，祖国的多灾多难，也使他越来越紧密地把自己的创作与民族的命运和祖国的安危联系在一起。此后，徐悲鸿创作了大量抗战题材的作品，并卖画筹赈，将卖画所得的全部巨款捐献给国内支援抗战。

迎接光明

1945年初春，徐悲鸿的高血压和肾炎一直未愈。艱苦的抗战仍在进行，敌占区人民仍在水深火热中，大后方也陷于混乱，因为贪官污吏横行，奸商囤积居奇，物价飞涨，人民流离失所，民怨沸腾。2月5日上午，郭沫若从重庆市区来探望徐悲鸿，郭沫若带来了延安的红枣和小米，并特意说明，这是周恩来从延安带来的，托他送给徐悲鸿，因为周恩来实在太忙，不能亲自来探望，实在抱歉。

徐悲鸿和郭沫若1925年相识于上海。抗战以后又聚首于重庆。但郭沫若住在市区，而徐悲鸿住在远郊，聚谈的机会并不多。他们交谈了文艺界的情况，也谈到时局。徐悲鸿高度赞扬了解放区的木刻艺术，并对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当他们谈到目前急需一个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有利于抗战时，郭沫若掏出一份文稿请徐悲鸿看，题目是《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这是郭沫若亲自起草并用墨笔书写的。

徐悲鸿和夫人廖静文都在《进言》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们完全赞成《进言》所陈述的政治主张和要求。

徐悲鸿很敬佩郭沫若不顾个人安危，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国民党心脏地区，发出这样的战斗檄文。他们也都很清楚，在这份《进言》上签名，要冒多大的风险。

十几天以后，1945年2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全文和312人的签名。震动了文化界，也震动了全国人民，也使蒋介石既惊又怒。他责问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中统特务头目张道藩，为什么文化界的重要人物都让共产党拉走了？让他立即采取行动，扭转局面。

张道藩立刻找到中国文艺社参加签字的一位职员，声色俱厉地进行威胁，因为中国文艺社在张道藩控制下，这名职员害怕丢了饭碗，于是只好同意将张道藩亲自起草的一个文稿作为自己的声明，内容是说共产党盗用了他的名字，他曾签名的是如何救济贫病文化界人士，并非《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说明他是被共产党欺骗的。

说客也找到徐悲鸿，对徐悲鸿软硬兼施，让他也发布一个同样的被骗声明。面对威胁，徐悲鸿大义凛然，对来人说：“我没有受骗，我对我的签名完全负责！”当来人声称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如果不照办会对徐悲鸿“很不利”时，徐悲鸿坚定沉着地说：“不管是谁的意思，我绝不会收回我的签名！”

不久，一个由国民党起草的所谓文化界的宣言出台了，内容当然是完全相反的，它被送到徐悲鸿面前，强迫徐悲鸿签字，但同样遭到徐悲鸿的严词拒绝。于是，接二连三的信寄来了，有劝徐悲鸿明哲保身的，有威胁恐吓的，也有侮辱谩骂的，徐悲鸿都把它们撕成了碎片，扔到窗外。

廖静文回忆说，当时她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连起码的生存权利都受到威胁，于是强烈的愤怒便驱散了恐惧。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捷报频传，国民党的要员纷纷逃离北平。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急电北平各大专院校南迁，受到徐悲鸿的坚决抵制。事先，徐悲鸿和北平艺专的主要负责人吴作人、李桦等人商定，他们本人绝不离开北平，北平艺专也绝不南迁。

当时北平艺专中共地下党的支部书记是油画系的学生侯一民，他除了自己接触徐悲鸿外，还通过徐悲鸿早年的学生、地下党员、油画系的教授冯法祀更多地了解徐悲鸿的想法和决定。因而，在徐悲鸿主持校务会议讨论迁校的问题时，事先都做好了准备。

徐悲鸿以校长的身份首先发言，提出不迁校的主张，并说明了这个意见已事先征得很多教师的同意。他的发言得到参会很多人的响应，但也有少数人持反对态度。最后表决时，赞成不迁校的占压倒多数，于是，校务会议正式通过了不迁校的决议。

此时，国民党教育部汇来了一笔“应变费”，电文说明是作为学校南迁之用。徐悲鸿准备将这笔钱分发给全体教师、职工和学生会，作购买粮食之用，以安定人心、保护学校，迎接解放。他的建议得到了地下党的支持。于是徐悲鸿又召开有群众代表参加的会议，正式通过了这项决议。这笔钱后来购买了大量的小米。解决了全校员工和学生的吃饭问题。

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政府列了一份名单，派飞机来接北平的专家学者去南京，徐悲鸿也在这份名单中，但他坚决拒绝去南京，而是留在北平。

鞠躬尽瘁

1949年3月，徐悲鸿被邀请作为新中国的代表，前往巴黎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的团长是郭沫若，团员还有曹禺、艾青、丁玲、田汉、洪深、马寅初、郑振铎、程砚秋、古元、曹靖华、翦伯赞、邓初民、戴爱莲等。

3月29日代表团乘坐的火车离开北平，4月11日到达莫斯科。但得到通知说，巴黎政府拒绝中国代表团入境，因为那时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还未与法国建交。于是，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决定在巴黎和布拉格两地同时召开。

4月23日，布拉格的大会正在进行时，忽然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的消息，闻听此讯，全体代表立即起立欢呼，掌声雷动。许多代表纷纷离开座位，前来与中国代表握手拥抱，并将较年轻的中国代表高高地抬起来。中国代表齐声高唱《国际歌》，各国代表则高呼“毛—泽—东”一字一击掌，整个会场沉浸在一片狂欢中。最后，郭沫若同志代表中国向大会致谢，当他说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是对世界和平的重大保障”时，会场又爆发出一片欢呼。

当天晚上，布拉格市的热情群众不停地向中国代表团所住的饭店拥来，向中国代表们祝贺、献花，徐悲鸿和代表团的一些成员因接待这些群众而整夜未眠。

1950年，新中国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英模大会，徐悲鸿抱病带领中央美院的教师们，去为那些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画像。他先后画了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和战斗英雄邰喜德等许多英雄模范人物的素描和油画肖像。

这时，报纸上的一条消息吸引了他，消息说，为了根治鲁南和苏北的水患，使1500万亩良田免受河水泛滥之灾，要在苏北开凿长达200公里的新沂河，在山东则要让沭河改道，流入山东南部之沙河入海。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水利工程，规模宏伟，是新中国改造大自然的第一个壮举。徐悲鸿决定去导沭整沂的水利工程工地体验生活，并准备创作一幅反映新中国建设面貌的大油画。

那时徐悲鸿血压常常达到200，但他始终带病坚持工作。他到达导沭整沂水利工地现场后，看到数十万民工参加建设，他们的工作表现简直如同奇迹，这使徐悲鸿感到精神为之振奋。他在工地现场为众多劳动者画了素描肖像，还画了许多工地的速写。回到北京后，徐悲鸿要积极构思画作，还要处理大量的行政事务，突发了脑溢血。

经过抢救和治疗，徐悲鸿的病情有所好转，但半身瘫痪，只能卧床。虽然如此，他仍在计划编制一套《爱国主义教育挂图》，打算汇集中国历代文物，编印成册，张挂在大中小学校及公共场所，向大众普及知识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身体好转了一些后，徐悲鸿又重新回到了讲台上，从素描进修小组到油画进修小组，徐悲鸿细心地为学员们讲课和指导。虽然他时常感到身子往左边倾斜，左半边的手脚也软弱乏力，但他还是忘我地坚持工作和教学。

1953年年初，徐悲鸿抱病为志愿军战士创作《八骏图》，因为体力不支未能如愿，他只好陆续画单幅的《奔马》，凑成八幅，寄给了前线的志愿军将士。

1953年9月23日，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徐悲鸿从早到晚参加会议，脑溢血复发3天后由于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徐悲鸿去世后，当年12月，徐悲鸿的纪念会和徐悲鸿遗作展同时在北京举行。第二年，1954年9月26日，在徐悲鸿去世一周年之际，以徐悲鸿故居为基础的徐悲鸿纪念馆建成，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悲鸿故居》的匾额，并在不久后即对国内外观众开放，以纪念和弘扬徐悲鸿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精湛艺术。

（作者系徐悲鸿纪念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