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润青

清末民国鼎革之际，伴随着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急遽变迁，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风雷激荡的局面，一批批有识之士致力于把西方文明中的现代性元素注入到中国文化之中，希望以此来重建中国的行为规范、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进而重塑中国的国民、社会和国家，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梁启超的《新民说》便是这种以文化变革促社会变革思想的先声。梁氏在维新时期既已认识到，中国的不足不仅在于器物和制度，更在于民智。在他看来，国民是政治的基础，国家只有把新民放在首位，才能开通民智、变法图强。因此，梁氏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发表的《新民说》就以挖掘国民的劣性为入手，以培养国民的新德性为目的，期望最终通过新民以新国，为政治改革做好人本身的准备。诚如其所言：“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梁启超的新民学说提出后，在国内思想界引起巨大震撼，不仅对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等知识青年产生启蒙影响，更对新文化运动的勃兴起到了精神催化剂作用。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鲁迅对“改造国民性”的思考与梁启超的新民学说无疑有许多共通之处，但两者的差异也很突出：前者是从个体本位出发，而后者则以国家为本位。当然，这并非意味着鲁迅不重视社会变革之于个人解放的作用。五四运动以后，鲁迅的思考逐渐从“改造国民性”转向改造旧中国的经济、社会制度，这一点在其《祝福》《伤逝》《离婚》等以女性为主题的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