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润青

清末民国鼎革之际，伴随着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急遽变迁，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风雷激荡的局面，一批批有识之士致力于把西方文明中的现代性元素注入到中国文化之中，希望以此来重建中国的行为规范、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进而重塑中国的国民、社会和国家，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梁启超的《新民说》便是这种以文化变革促社会变革思想的先声。梁氏在维新时期既已认识到，中国的不足不仅在于器物和制度，更在于民智。在他看来，国民是政治的基础，国家只有把新民放在首位，才能开通民智、变法图强。因此，梁氏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发表的《新民说》就以挖掘国民的劣性为入手，以培养国民的新德性为目的，期望最终通过新民以新国，为政治改革做好人本身的准备。诚如其所言：“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梁启超的新民学说提出后，在国内思想界引起巨大震撼，不仅对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等知识青年产生启蒙影响，更对新文化运动的勃兴起到了精神催化剂作用。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鲁迅对“改造国民性”的思考与梁启超的新民学说无疑有许多共通之处，但两者的差异也很突出：前者是从个体本位出发，而后者则以国家为本位。当然，这并非意味着鲁迅不重视社会变革之于个人解放的作用。五四运动以后，鲁迅的思考逐渐从“改造国民性”转向改造旧中国的经济、社会制度，这一点在其《祝福》《伤逝》《离婚》等以女性为主题的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鲁迅认为，妇女要实现真正的解放，不仅需要打破婚姻包办的枷锁，获得自由恋爱的权利，还必须拥有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这些思想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很容易触及广大人民的内心情感并激起共鸣，因此在当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极为服膺梁启超的思想，以至于其关于政治理论的认识、关于政治实践的思考乃至文风文体都处处流露着梁氏的影子。然则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以后，尤其是在阅读《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马恩的经典著作之后，毛泽东从世界观到方法论均发生了巨大转变，因而对“新民”等问题也有了新的思考。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通过扬弃梁氏的理论，对新中国的人民进行了描画：他们应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同时，他们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无产者，是一个拥有具体阶级属性、阶级立场的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人。与梁启超不同，鲁迅始终得到毛泽东的推崇，并被后者称作“新中国的圣人”。因此，鲁迅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是更加深刻的，他对于女性解放等问题的思考在中共的政策和法律中都得到了实现。这也印证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断：“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邵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讲师）

康有为、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对双子星式的存在，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以“康梁”并称，以表示他们既为师生又兼为同道的复杂关系，他们师生之间互相配合，携手推动了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以戊戌变法为主要内容的维新思潮。然而颇为吊诡的是，康梁二人留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却截然不同。康有为以儒家公羊学为基础提出容纳了西方近代观念的大同学说，成为形塑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思想动力，与此同时，康有为本人却因为落后于时代的保皇立场被新的知识精英目为前清遗老，排除在新世纪的视线之外。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梁启超一向不惜以今日之我批判昨日之我，他不断调整政治主张以适应时势变化，尤其重要的是，梁启超以思想启蒙自任的定位远远超越特定的政治立场，他的思想和言论启迪和教育了整个中国近代思想界，成为几代中国学人思想上的先驱，因此，尽管梁启超未能像其师一样构建起自成一家的哲学体系，然而梁启超却始终置身于中国近代史的语境之中，置身于新世纪的视线之内，成为人们心目中那个为近代中国盗取火种的伟大先觉者。

以新民启蒙神州：从《时务报》到《新民丛报》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追述梁启超，特别谈及新民思想对自己的影响：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梁先生自号“中国之新民”，又号“新民子”，他的杂志叫作《新民丛报》，可见他的全副心思贯注在这一点上。

1929年梁启超逝世后，胡适特作挽联以示缅怀，“文字收功，神州革命；平生自许，中国新民”，以新民启蒙神州、做思想革命为梁氏盖棺定论，可谓深知其人也。的确正如胡适所言，新民思想既是梁启超一生致力于觉民觉世的重心，也是其对时人后世影响最深最巨的方面。

与在改良派之前的洋务派不同，梁启超在投身政治活动时，就已经认识到中国不仅是器物的不足，更是制度的不足，而国民作为政治的基础，维新工作就应当把新民放在首位，从而开通民智、變法图强。为了给变法造势，1895年8月康梁创刊《万国公报》，11月成立强学会，利用现代报纸和学会，康梁广泛动员士绅民众，在推动政治改革的同时注重开启民智，使社会风气为之一新。此后，梁启超先后担任《中外纪闻》（前身为《万国公报》）、《时务报》等报刊主笔，将报纸作为舆论阵地进行变法宣传，同时，写作报纸文章又成为梁启超此一时期开启民智的主要实践方式。在《时务报》时期，梁启超曾与中国第一个介绍西方近代思想家的古文翻译家严复展开过有关文体的争论，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新民丛报》时期。严复认为自己所译之书学理深邃、文风古奥，“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不认同梁氏对其“殆难索解”的批评；与之针锋相对，梁启超指出“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因此，在“觉世之文”和“传世之文”之间，梁氏自觉以觉民觉世自任，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觉世之文的标准，以“救一时、明一义”而区别于“规久远、明全义”，体现出梁氏坚定的启蒙立场。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本期间，梁氏深刻意识到维新事业的失败在于国民智识未开，对于维新事业，人们不但不能起而行之，反而惊惧改革，“今日中国之官之士之民，智识未开，懵然不知有天下之事，其见改革而惊讶，固所当然也”，这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此认识基础上，梁启超开始广泛涉猎日本的维新著作及日译出版的西文社会政治著作，提出“精神之维新”的观点，进一步巩固了他关于戊戌变法失败的认识：

彼日本三十年前之维新，岂战船之谓乎，岂洋操之谓乎，岂铁路之谓乎，岂开矿之谓乎，并无战船洋操铁路开矿等事，而不得不谓之维新者，有其精神也，……但使有精神之维新，而形质之维新，自应弦赴节而至矣。

通过新民之精神以提振国民之元气的新民思想在这一时期最终成熟，其标志即是在日本开办《新民丛报》，特别是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新民说》，是梁氏新民思想的集中阐释和基本内容，是把握梁氏新民思想最重要的思想文本。

新人：新世界的主人形象

梁启超曾经亲自剖析过他做《新民说》的目的：

余为新民说，欲以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原，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

因此，《新民说》以挖掘国民的劣性为入手，以培养国民的新德性为目的，最终通过新民以新国，为政治改革做好人本身的准备。

对于应如何培养国民的新德性，梁启超指出“新”的方法大体有两种：一、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合而论之，即通过兼采中西以追求一种至善的人格，而具备这种人格的人就是新世界所要求和期待的新人。具体而言，尽管梁启超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然而相对于本有之传统而加以淬厉，梁启超认为采补传统所无之西学要更紧迫、更为当世所需，因此《新民说》以绝大篇幅引介西方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梁启超看来，为中国传统所缺而又为新人所需的西学，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公德利群观念。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中国传统道德强调私德，对“诸德之源”的公德则要求甚少。有鉴于此，梁启超认为培养公德是新人最重要的道德义务，“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梁氏继而指出公德在社会层面能够发挥利群的功效，提倡公德就能“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在政治层面则表现为爱国的情感和行为，从而彻底解决中国历史上人民国家意识淡薄、不知国家为何物的问题。

二、独立自尊意识。梁启超看到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一方面，只知一己之私，缺乏群体观念，缺乏公德意识，更没有国家思想；另一方面，中国人虽然只知有己不知有国，但其“只知有己”之“己”却不是独立之己。梁启超哀叹中国人易于服从，缺乏自身的独立性，“我中人以服从闻于天下也，久矣”，“查其服从之病，其根源悉生于倚赖”，“举一国自上至下之思想，举一人自幼至老之生涯，无不奉一倚赖主义”。对此，梁启超提出应当从树立独立意识、权力意识、义务观念三个方面入手，使人能自立于天地之间。

三、进取冒险精神。梁启超极为推崇西人进取冒险的精神：

夫豪杰之所以能成就伟业，创造世界者，类皆挺身崛起，自拔于旧风气之中，任天下所不能任，为天下所不敢为，排除众议，凌冒艰阻，强矫不倚，独往独来于世界之上，以一人而造举世之风潮者也。

因此，梁启超要中国人学习西人冒险、刚毅、尚武的精神，以矫正其柔弱尚慈的传统。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梁启超的新民说突破了以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为中心的视角，通过对中国国民性的讨论分析中国何以落后、西方何以先进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其刻画下，一个带有鲜明近代性格的“人”的形象出现在了中国近代思想视野中，成为建设新国家、建设新世界的现代主人。

“观念论与形而上学”：毛泽东对“新民”思想的扬弃

梁启超新民学说提出后，在国内思想界引起巨大震撼，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郭沫若曾回忆，当时的知识青年，“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的洗礼”。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不例外。青年毛泽东极为服膺梁启超的思想。在毛泽东走出大山开始接触新思想的过程中，康梁的思想，特别是梁启超笔下常饱含感情的报刊文章最早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并在毛泽东的青年时期起到了主要的启蒙作用。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政治理论的认识、关于政治实践的思考乃至文风文体的形成，都受到了梁启超的重要影响。1936年在保安，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说道：

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作《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在反复阅读《新民丛报》刊登的《新民说》中关于国家思想的观点时，毛泽东特意写下批语，这则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表达了他对梁启超国家观点的认同和接受。1911年考入湘乡駐省中学后，毛泽东发表了他关于时局的最早政见，其中仍然清晰可见梁启超的身影。在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

1912年，毛泽东在参加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的入学考题《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时，以梁启超提出的“以教育为主脑”之说立意下笔。1913年在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进行预科学习时，梁启超的《新民说》《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等内容仍时时出现在他的课堂记录之中。甚至梁启超的报刊文风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1958年，毛泽东在武昌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时，仍盛赞梁氏“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其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在毛泽东走出学校、尚未最终确定其马克思主义立场之前，毛泽东主要采取的仍然是梁启超式的、以教育新民为途径的改良道路。毛泽东积极投身文化教育事业，以“新民”为名成立“新民学会”，并将改良人心与风俗作为学会初创时期的宗旨，同时创办文化书社，参加新村活动、工读活动，希望通过新式文化改造国民从而间接影响社会，推动自下而上的改革以最终达至理想社会。

1921年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此后在经历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背景下，在继承梁启超关于新民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一方面始终坚持强调人的主观能共性、人的精神力量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则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强调社会存在及社会实践的第一性。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批判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仍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仍是从人内在主观的道德精神出发理解和把握人性，是抽象而空洞的人性观。1939年2月22日，毛泽东就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致信张闻天：

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

通过对梁启超的扬弃，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基础上对新中国的人民进行了描画，他们应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同时，他们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无产者，是一个拥有具体阶级属性、阶级立场的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人。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