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档案”一词传播与社会化过程探析

2021-06-16杨茜兰

档案管理 2021年3期

杨茜兰

摘要：通过回溯“档案”一词的起源与使用，基于大众传播与接受理论，从社会动力视角探析民国时期“档案”一词的传播与社会化过程，揭示“档案”一词在社会环境动力的影响下，逐步从朝廷深宫大内走向国家行政机关、民间学术团体与普通社会公众。启示利用现代政治、文化、学术环境动力，正确引导社会公众对“档案”一词的知性、感性、理性认知，发挥档案界的主观能动性，促进现代“档案”一词传播与社会化的深化与发展。

关键词：民国时期;档案;社会动力;社会化;传播

Abstract： By looking back at the origin and use of the word Archives，based on the theory of mass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probes into the process of dissemination and socialization of the term of 'Archive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otivation，reveals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environment，the term of 'Archives' has gradually moved from the imperial court to the state administrative organs，folk academic organization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Revealing that we should use of modern political，cultural and academic environment power，correctly guide the public to have an intellectual，perceptual，rational cognition of the term 'Archives'，give play to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the Archives，promote the modern term 'Archives' dissemination and socialization deepening and developing.

Keywords：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chives; Social dynamics; Socialization; Communication

本文通过回溯“档案”一词的起源与使用，聚焦“档案”一词逐步取代“案牍”“文书”“公文”等历史文档名词到成为统一的文档名词的民国时期，基于当时社会的传播与接受环境，探析其逐步被社会公众认知与使用的过程，思考其对正确引导现代“档案”一词传播与社会化的启示。

1“档案”一词的起源与使用

1.1 清初至民国初年的“档案”一词。清初“档案”一词，由满文化的“档子”和汉文化的“案卷”结合演化而来，具有明显的满汉文化融合特征。清入关前，常将文书写于木牌或木条之上，入关后才改用纸张书写，于是将保存年代久远的文书称为“档案”“档子”。在满汉文化交融影响的时代背景下，兼具满汉文化精髓的“档案”一词在清后期逐渐取代“档子”“档册”等词，常出现于清代笔记中。[1]在相关律令条例中也有出现，如“录存档案”“档案副本”等表述，[2]在地方官府的文书人员职责中提到：“各衙门募设书办，不过令其缮写文书，收贮档案而已”。[3]

但并未在社会上普及传播与使用，而是主要用于清内阁机构与军机处等深宫内院部门，因为当时实行分门别类的文书汇抄制度，由此形成了数量庞杂的档册，如上谕档、军机档、寄信档、洋务档、朱批档、外纪档等。

民国初期，政府机关仍沿用这种文书汇抄制度，在1913年的《外交部保存文件规则》中明确指出“各厅司经办案件于办结时，即由各主管员删繁，摘要编成专档”“调取文件，应先就档案取阅，如档案缺漏或有疑义，再调原卷”。[4]可见当时的“档案”一词，主要用于指代根据档案原件摘录或抄录的档册，以便利用，而非今天所说的档案原件。[5]

1.2 民国中后期的“档案”一词。北洋军阀时期，“档案”一词也没有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与使用，社会认可度较低，[6]一方面是因为处于社会政权的震荡变动时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文书”“公文”等词仍占据着行政界的大半江山。但当时的教育部、司法部、外交部等政府行政部门已不再将“档案”视为编档的材料，而是指代档案原件，并成立专职的机关档案室，如外交部专门负责整理、保管档案的档案房，内务部的档案科等。

直到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口号的出现，八千麻袋事件的爆发，引发民间众多学术团体和个人收集、整理、研究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触发四大档案史料新发现。[7]国民政府时期行政界发起文书档案改革运动，并伴随着国内档案学者群体与档案教育的兴起，国外档案学的传入等外部推力，才正式推动“档案”一词在社会上的普及，成为社会公众普遍使用的文档名词，也奠基了“档案”可以从朝廷深宫大内逐步走向各级国家行政机关、走向民间学术团体、走向普通社会公众。

2 民国时期“档案”一词传播与社会化过程

2.1 从朝廷深宫大内走向国家行政机关。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彻底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封建统治。社会制度的变迁，权力逐步下放地方，讓“档案”有机会从朝廷的深宫大内走向现代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一方面，各级行政机关开始设立含有“档案”一词的专职档案管理部门，如档案室、档案处等，并制定一系列的关于档案的工作规章制度，在行政机关中加以推行使用。如外交部的《编档办法》要求各档案科室给档案编档号：“各司厅档案宜分科编号，每科立簿记一本，除编号外，兼记每案事由”。[8]教育部、司法部等其他行政部门也专门制定了系统的档案管理办法，如《教育部档案管理办法》。逐步规范化和组织化的各级行政机关档案部门数量的增多，档案管理相关的工作规章制度的推行，为“档案”在国家各级行政机关的传播与使用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发起也有力地推动了“档案”在各级行政机关的使用。公文是行政的工具，文书档案问题是行政的基本问题。[9]因此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一发起，就受到了行政界的广泛关注。首先是文书档案连锁法的实施，认为“文书档案实一者也”“档案原为归档之文书，文书即未归档之档案”，对文书档案进行“三统一”的管理，可以有效提高机关的行政效率，因此迅速被推广至基层机关。

甘乃光后来在回顾总结这次文书档案改革运动时说道：“此法出后，江西省政府即派员来部练习，广西省政府亦派员来调查，其余京内外机关来研究者甚多。”[10]其次，这次改革运动也让甘乃光等人关注到国外档案馆的发展，并萌发了建立“中央档案库”的想法：“我希望大家注意到档案库的设立，这是一代文献所关。……设立中央档案库，将加速推进各方面的进步。”

滕固认为不仅要设立中央档案库，还要设立地方档案馆：“我们不但希望有国立档案库，并且希望推行到地方，有地方档案库的设置”。[11]虽然最终并未实现，但“中央档案库”“中央档案局”“国立档案库”[12]等术语在行政界传播开来，有力推动了“档案”一词的传播。

另外，大规模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与旧政权档案整理工作也导致了文书档案人员出现用人短缺，政府开始向社会公开招聘：“考试科目分文书处理法，档案管理法及图书馆学三种”。“不数日，报考者已达三百七十八人”。[13]可见报考人数之多，“档案”一词开始以工作、职业的角色为人所知。

2.2 从国家行政机关走向民间学术团体。民国时期“档案”一词的社会化过程是一个由对客体的感性接触上升到理性认知的能动的辩证过程。民国时期，正处于我国档案史料大发现的时期。[14]遗憾的是，北洋政府没有对如此珍贵的文化遗产予以重视，不仅由于保管不善造成大量损毁或被帝国主义国家劫掠，而且还几临厄运。如“八千麻袋事件”就遭到了社会舆论强烈的谴责，引起了文学界、史学界、教育界学者对内阁大库档案的重视，也推动“档案”一词从国家行政机关走向民间学术团体。

民间学术团体开始对这些档案进行收集、整理与编纂，激发了民间学术团体整理明清档案的史学研究热潮，并创办用于公布这些史料档案的刊物，发行相关的档案汇编材料。如旧北京大学成立“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委员会”，将档案史料用于教学，并印行了《整理清代内阁档案报告要件》《整理清代内阁档案报告题本》等档案汇编材料，以供学术研究与社会利用。[15]除北大外，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禹贡学会等学术团体，[16]都是民国时期积极参与明清档案整理运动的主力。

此外，各界学者们纷纷就明清档案的整理发表自己的观点。鲁迅先生撰写、发表了《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翦伯赞先生动员北大学生整理清代档案：“过去的历史是根据档案写的，而今后的历史还是要根据档案来写”。[17]沈兼士在辅仁大学的开学训词中说道：“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材料就是清代的内阁档案……现在一般人都知道档案之价值，便是那时所开的风气”。[18]陈垣还总结了“档案整理八法”，广泛用于指导整理清代档案。学术界对明清档案的整理与研究，让政府和社会都意识到档案的价值与作用，重视利用档案编史修志。

秉承古代编史修志传统，在地方设通志局或通志馆，广泛开展地方志编纂工作。方志学著作中都强调方志编纂的重要材料来源之一便是档案，多次出现“档案”一词，如黄炎培的《川沙县志》：“全书材料，一部得自社会调查，而大部录诸档案”。[19]黎锦熙的《方志今议》：“一曰实际调查，二曰档案整理，三曰群书采录”。[20]甘鹏云的《方志商》：“此等材料，皆无书籍可考，无档案可查，此吾所谓尤难者也”。[21]和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地方之志，无异正史之片段，档案之副贰”“且官署档案，以及调查报告统计之属，皆为重要材料”。[22]等。

2.3 从民间学术团体走向普通社会公众。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以及明清档案的整理研究热潮，也孕育了近代档案学者群体，开始专门对档案进行理性认知。在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中，甘乃光就非常重视为文书档案改革培养人才，并鼓励和支持他们从事文书档案工作实践、撰写文书档案著作。[23]因此近代档案学者群体多半来自行政界与史学界，如行政界的甘乃光、周连宽、滕固，史学界的档案学者以沈兼士、单士元、陈垣等。[24]

这些档案学者群体根据行政界的档案实践与史学界的明清档案整理，结合国外档案学的传入，总结了有关档案的定義、分类、管理与保护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并提出许多适合国情的创新见解。如秦翰才宣称“档案非官署所专有，凡一个事业组织……皆必有其档案，即为一私人，亦有其档案”。[25]让社会公众意识到档案不再是“帝王之书”，也不只是“文书公文”或“珍贵史料”，从而大大拉近了社会公众与“档案”一词的距离。程长源引入美国杜威图书“十进分类法”，重新设计了适合我国档案工作的档案分类编目方法。[26]

由此也涌现了一批档案学著作，如档案学“十三本旧著”，不仅为档案的实践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档案”一词从民间学术团体走向普通社会公众提供了传播基础。

同时，近代档案教育的兴办，也为“档案”一词的传播与社会化增加了一味强化剂。兴办档案教育的最初目的，是由于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需要，国民政府试图通过教育、培训等手段来提高机关文书档案人员的专业技能，为国家政府机关部门培养档案工作人员。因此创办了文华图专和私立崇实档案学校，内设档案管理专科，开设档案管理课程，面向社会招生。并由毛坤、傅振伦、周连宽等人翻译英美法苏联等国有关档案管理方法、档案分类、档案人员培训等书籍，开设国外档案学课程，向学生介绍国外档案理论与实践工作概况。[27]

此后，各级政府大力推行对档案专业人才的教育和培训工作，全国随即成立了诸多档案教育与培训机构，或开设档案相关课程。如江苏省立江苏学院开设档案学课程，四川省训练团举办两期档案班，上海创办中国档案函授学校等。[28]我国近代档案教育的兴办与普及，让社会公众意识到档案学是一门面向社会的学科、专业，为“档案”一词从民间学术团体走向普通社会公众提供了渠道。

3 民国时期“档案”一词传播与社会化的现代启示

3.1 知性认知：善用政治环境导向动力。知性是介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一种认知能力，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一种“被动的理性”，主要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在政治环境中，权力符号能唤起感情和诱发行动，[29]形成的认知既不是内心自发的感性认知，也不是科学主动的理性认知。民国时期“档案”一词从朝廷深宫大内走向国家行政机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如社会制度的变迁、政权的变动、政府推行的方针、政策、法令等，对“档案”一词的传播与社会化产生决定性的导向作用，文书档案改革运动就推动了“档案”在各级行政机关的迅速传播与使用。传播是传递、控制、权力、撒播、共享和互动，[30]操纵与说服则是权力的形式，[31]政治环境操纵着“档案”一词的传播与社会化方向，通过语言交换活动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潜移默化的说服，是无形的权力控制与影响。

因此我们要善用政治环境作为导向动力，以新《档案法》为例，其突出了档案工作的政治导向和政治定位，强调“坚持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一方面，决定了国家对新《档案法》的大众宣传力度，让社会对“档案”一词有法律层面的理解;另一方面，在社会上进行各种特色纪念活动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公众对“档案”一词的认知度。

3.2 感性认知：巧用文化环境辅助动力。文化限定了某一文化背景下群体或个体如何思考、感觉与信仰，[32]文化环境的熏陶能加深人们对“档案”一词的感性认知。美国学者詹姆斯·卡里认为：“传播是一个制造、保持、修补和转换现实的象征性过程，传播是一种仪式，是一种对主体的召唤，邀请受者参与到传播中，获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33]通过传播，一定群体的人们共享民族、身份、信仰等相同的文化，并内化为感性认知。如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的开放，举办文化展览等，使得档案传承民族文化的作用逐渐突显，促使人们对“档案”一词产生了文化、史料、情感、记忆等感性认知。这也启示我们要巧用这种文化传播活动，制造更多让“档案”一词引发公众记忆共鸣的话题。[33]

3.3 理性接受：活用学术环境强化动力。民国时期的明清档案史料研究、档案学者群体的出现、档案学教育的兴办以及国外档案学的传入等学术环境，强化了人们对“档案”一词的理性认知。新文化运动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使民国学术成为中国学术走向现代的开端。[34]“在时贤眼里，西学就是新知，中国变革的动力及希望，即在于传播并借鉴西学”[35]这也是我国近代档案学术研究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活用学术环境强化动力，不同于政治环境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也不同于文化环境感性抽象的辅助作用，而是档案界在“档案”一词的传播与社会化过程中，可以自由发挥能动性的重要途径，是让人们对“档案”一词的认知从知性、感性维度上升到理性维度的必要条件。档案学术研究越活跃，“档案”一词的传播与社会化也会更专业化与规范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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