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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题材小说与马烽的“诗史”追求

2014-04-18段崇轩

黄河 2014年1期
关键词:马烽诗史短篇小说

段崇轩

农村题材小说的“变异”

在“十七年”文学的经典作品名单中,人们一定会发现,农村题材创作占据了最突出的位置和最大的比重。而短篇小说又是其中最“抢眼”的“亮点”,不仅作家众多、作品丰富,而且内容广阔、风格独特,是那个时代格外“受宠”的一种文体。

农村题材短篇小说的蓬勃发展,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在新时代下的“复苏”。中国古代文学中就有关注农村农民,并寄寓作家深切同情和田园牧歌情思的创作思潮。到了现代,鲁迅、茅盾、沈从文、沙汀等一代大家,创造了一个波澜激荡、丰茂多姿的“乡土小说”潮流。到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赵树理、周立波、柳青、孙犁等一批现实主义作家,又开创了一个立足现实、土色土香的农村题材创作主潮。这一创作主潮,是为现实革命斗争、为广大农民服务的,因此被纳入了主流政治之中。建国后的农村题材文学,继承和发展的正是这一主潮。二是主流政治的刚性要求和文学体制的大力扶持的结果。周扬在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国家建设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一个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过程。过去因为我们工作重心在农村,我们的作品反映农村斗争、生产的,就占了最大的比重;……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我们的作品必须着重地来反映这三个力量。”文学成为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国家要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文学就须密切配合。农村题材小说自然就优先发展起来了。

从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到五六十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虽然表现对象依然是农村和农民,但概念变了,思想宗旨和审美趣味也变了。乡土小说,表现的是背井离乡、寓居城市的知识分子作家,对传统乡村的回忆、想象和审视,突出的是地域特色、民间文化、民生疾苦等等。农村题材小说这一概念,在四十、五十年代的官方理论和文章中是没有的,一般用“以农村斗争和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这样的句式来表述。一直到六十年代,才正式有了“农村题材小说”这样的概念。如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开会,会议名为“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一概念的缓慢演进,反映了农村作为小说表现题材的不断强调与地位的提升,是乡土小说在新的时代的一种“变异”。工业题材、农村题材、革命战争题材,是当时并列的三大文学题材。

从建国初期到“文革”,中国农村经历了一波接一波的革命、运动和建设。从土改到互助组、合作社,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中国的农村面貌和农民命运,可谓翻天覆地、变幻莫测。农村题材小说,就是要跟踪政治和政策,反映农村的时代巨变,表现农民的斗争和生活,特别是农民的进步和成长,突出所谓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展示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前景。同时要努力运用“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和语言,使农村题材小说真正走进农村和农民中去。应该说,当时选择一条社会主义文学道路,有其历史的逻辑性、合理性,而且奇迹般地创造了一个文学的新时代,涌现了大批清新、刚健的优秀作品。但它思想和体制上的政治化,观念和审美上的激进化,给“十七年”文学带来了严重损害,则是无庸讳言的。

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在五六十年代,不仅得天独厚、强劲发展,而且“百花争艳”、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思潮和流派。华北山西的“山药蛋派”,作家大都来自革命解放区,赵树理是自然形成的一位“主帅”,重要作家作品有:马烽《韩梅梅》《“三年早知道”》,西戎《宋老大进城》《赖大嫂》,束为《好人田木瓜》《老长工》,孙谦《伤疤的故事》《南山的灯》,胡正《七月古庙会》《两个巧媳妇》等。这一流派的作品乡土气息浓郁,人物形象逼真,表现手法写实。在第一代作家的扶持和影响下,又有了“山药蛋派”的第二代作家。同属华北的河北一带,还产生了“荷花淀派”。这一流派的“领袖”自然是创作了名篇《荷花淀》的孙犁。孙犁在解放区是以短篇小说闻名的,但建国后作品锐减乃至辍笔。这一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作品有:刘绍棠《青枝绿叶》《大青骡子》,丛维熙《七月雨》《南河春晓》,韩映山《鸭子》《水乡散记》,房树民《一天夜里》《渔婆》等。这一流派着力表现北方水乡的地域特色,追求一种朴素、淡雅、柔美的审美风格,对后来很多作家的创作都有深远影响。湖北地区,在周立波小说的带动和熏染下,则涌现了一个“茶子花派”。主要作家有周健民、谢璞、张步真、刘勇等,创作了一大批短篇小说佳作。这一流派重在书写湖南一带的地域风景、民风民性,呈现出一种细腻、明丽、抒情、隽永的艺术特色。文学流派的产生,标志着作家审美追求的活跃与多样,也意味着短篇小说文体的创造与成熟。但对这些文学流派是否存在?有哪些特征?一直存有争议。

“十七年”时期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作家群,是一个庞大而整齐的创作方阵。它基本有三部分作家组成。一部分是生活工作在国统区的进步作家,如沙汀、师佗、骞先艾、刘树德等,他们在解放前创作有许多优秀作品,但解放后大都担任文艺界领导职务,创作思想与时代渐渐隔膜,虽然也有作品问世,但质量却有所逊色。另一部分是来自解放区的革命作家,如赵树理、周立波、孙犁、秦兆阳、骆宾基、康濯、马烽、西戎等,不管是工农作家、还是知识分子作家,他们真诚地热爱国家、献身文学,成为新中国文学的主流作家。再一部分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如李毕、刘绍棠、王汶石、谷峪、茹志鹃、吉学霈、浩然、林斤澜、段荃法、王杏元等,他们以全新的观念和感情去感知时代巨变,以灵动的笔墨去描写新的农村和农民,创作了大量充满生机的短篇小说佳作,成为文坛的生力军。自然,与老一代作家相比,他们思想文化功底的薄弱、艺术表现方法上的稚嫩,也突出地显露了出来。

马烽:用短篇谱写农村历史

马烽(1922—2004)是当代文学中一位重要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作家。他是“山药蛋派”的“主将”,赵树理之后成为这一流派的“领军”人物。他出生于山西孝义农村一个贫农家庭。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1942年进延安“鲁艺”附设的部队艺术学校学习两年,之后在晋绥边区的报纸、刊物上担任编辑、主编职务。1951年进京在中国作协学习、工作。1956年又调回山西,长期担任省文联、省作协的领导工作。1989年又奉调中国作协担任党组书记职务,同时兼任副主席。他从194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合作)、《玉龙村纪事》,中篇小说《袁九斤的故事》,电影文学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泪痕》等。而倾力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短篇小说,一生创作五十多篇,各个时期均有代表性作品。

马烽的短篇小说,表现了中国农村每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和斗争生活,以及农村的日常生活和民情风俗,刻画了农村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等各种各样的农民形象以及他们的精神心理世界。他在小说艺术上既追求“通俗化”“大众化”的民族风格,又积极借鉴现当代小说的开放、多样的形式和手法,形成了一种朴素、精练、幽默、厚实的艺术特色。茅盾曾经给予:“洗练鲜明,平易流畅,有行云流水之势,无描头画角之态”②的恰当评价。他曾提出短篇小说要追求“新、短、通”的创作主张,即努力表现新的时代和生活、写得短小精悍、写得通俗易懂,他的小说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创作追求。

马烽在他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中,描绘了一幅宏大的、完整的、错综复杂的农村历史长卷。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到土地改革,是中国农村的反帝反封建时期,史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烽在短篇小说《张初元的故事》《一个雷雨的夜里》《谁可恶》《金宝娘》《光棍汉》《老瘾戒烟记》《村仇》《赵保成老汉》等作品中,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抗日战争的艰难悲壮,解放战争的残酷激烈,土地改革的深广和卓绝。在长期的战争和革命中,中国农民觉醒和成长起来,涌现出无数先进农民和英雄人物。封建地主阶级退出历史舞台,一个崭新的社会艰难地诞生了。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以至“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这二十多年是一个狂热、探索与屡屡失误交织的时期。马烽在这一段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解疙瘩》《结婚》《一架弹花机》《韩梅梅》《“三年早知道”》《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我的第一个上级》《老社员》等等。他真诚地描写了社会主义集体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同时也尖锐地揭示了农村工作中的盲目冒进、或左或右、弄虚作假等现象。他精心塑造了一批勤劳善良、勇于创造、爱社如家的新农民形象,同时深入地展示了中间农民、落后农民被“改造”的曲折和痛苦,他们身上不时抬头的自发倾向,以及公社社员潜滋暗长的同社会主义的“离心力”。他写了小农经济同社会主义的矛盾冲突,但他并没有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更没有去编造所谓的阶级斗争。

新时期文学中“复出”的马烽,面对整个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面对农村新的生产责任制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取代,他的思想感情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他在《野庄见闻录》《新任队长钱老大》《结婚现场会》《彭成贵老汉》等作品中,一方面表现生产责任制后农村发生的深巨变化,农民身上焕发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揭示了农村工作干部中的“极左”遗风和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倾向。

可以说,马烽书写了一部从四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中期共四十余年的农村变革历史,堪称一部土色土香的农村“史诗”。尽管他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表现了一定的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真实,但由于他对主流政治、路线、政策的虔诚信奉,也发表过一些歌颂“左倾”路线的作品,个别作品则有明显的概念化、图解化现象,同赵树理相比,显示了他思想和艺术上的某种盲目和局限。

责任编辑: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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