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平

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已经成为近四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发展最快的一门学问。从1979年孙越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出版“国外研究中国丛书”起，这个研究发展之快令人吃惊。记得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成立中国学研究所并出版《国外中国学研究》第一辑时，季羡林先生在序言中说：“当我最初听到四川外语学院成立一个国外中国学研究所的时候，颇为吃惊。”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对外国中国学家的工作太不注意了。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学，有一些学者也漠然处之。”但在短短四十年中，我们翻译出版的国外汉学著作在三千部以上，具体书目至今无法完全统计出来。以海外汉学研究为内容所做的博士论文也有几百部之多。目前全国各高校设立的海外汉学研究所就有十余个。

对海外汉学的研究一派风风火火，国别汉学的研究著作、汉学家的个案研究著作都有了大幅度的进展。但静下心来搜索已经出版的研究著作，至今尚无当代中国学者写出一部西方汉学通史性的著作。这说明，这个研究领域目前仍处在国别汉学史研究和汉学家个案研究的阶段。虽然在国别汉学史和汉学家个案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对西方汉学的总体研究至今没有产生有代表性的专著，对包括东亚汉学在内的总体性世界汉学研究的专著不知何时才能诞生。这种情况倒也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正像在研究中国史时，如果没有断代史研究的基础，没有个案研究的扎实推进，写一部中国通史是不可能的。

我做了三十余年的海外汉学研究，在教学中也常常面临这个尴尬的局面，找不到一部西方汉学通史性著作给学生们上课。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我想了两个办法。一个是重新刊印出版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这本书是1949年1月由北平文化出版社出版的，1995年李学勤先生在《东方》杂志上介绍了这本书。我当时找到了李先生，表示希望他为大象出版社的“国际汉学书系”再版的这本书写篇序言，李先生欣然接受。这本书可以使初学者了解西方汉学史的一些基本脉络，其优点就是简单、明了、清晰。不足就是书中所用的基本材料久了些，其文献主要来自张星先生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和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的《欧美的中国研究》这两本书。这些材料反映的都是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汉学研究的成果。为弥补《汉学发达史》的不足，我自己编了本《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为研究生的教材使用。这本书在体系上不如《汉学发达史》，但材料新，主要是西方汉学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后的论文，像法国的戴密微，德国的傅吾康，意大利的白佐良、兰乔蒂，美国的费正清等的论文，还收入了匈牙利、挪威、瑞典等國的汉学文章。这本书也是在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很快不少高校的老师开始用这本书，作为对从事海外汉学研究的研究生的教材。

在大象出版社出版的这两本书算是救急，后来我申请了北京高校精品教材项目，主编出版了《西方汉学十六讲》。这本书在推进对西方汉学研究上有所贡献。一是有了一个对西方汉学四百年历史的总体认知。我提出了西方汉学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这个逻辑框架基本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同时这本书对展开海外汉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也做了初步的说明。二是在国别研究上大大扩展了，除了人们常讲的“葡萄牙汉学的发展”“西班牙汉学的发展”“英国汉学的发展”“美国汉学的发展”“法国汉学的发展”“意大利汉学的发展”“德国汉学的发展”“荷兰汉学的发展”“俄罗斯汉学的发展”，有了“瑞典汉学的发展”“波兰汉学的发展”“捷克汉学的发展”“罗马尼亚汉学的发展”“澳大利亚汉学的发展”这些章节。这样的欧美汉学史教材在国内是第一本。这本教材很受欢迎，十年之间再版了四次。

尽管书卖得不错，但它作为一本通史性教材仍有不足。首先，教材是由多位学者所写，无论是在写作风格还是在写作深度上都参差不齐。其次，作为教材，因篇幅所限无法对西方汉学的核心人物展开深入研究，无法对西方汉学的学术谱系做深入的学术研究，无法对西方汉学文献学有一个基本的介绍。

恰逢此时，任大援教授和程刚教授介绍我认识了美国汉学家韩大伟教授，他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的高足，精通西方古典学问。他按照西方经学治学的路数写了这本《焚香膜拜：汉学先驱与中国古代文献学的发展》（Incense at Altar：Pioneering Sinologiste and the Do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首次见面时，他将这本书送给了我。我如饥似渴，用了一个月时间粗读了一遍，感觉很好。此书文献详备，重点突出，是典型的语文学路数。关键在于，这是由他一人写成，全书一气呵成，逻辑严密，分别论述了欧洲早期传教士汉学、法国汉学、德国汉学、英国汉学、美国汉学的核心人物以及相关历史文献。他所以能在书中对西方各国汉学的历史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关键在于韩先生具有西方古典语言和各国语言的能力。像他这样以一人之力写出西方汉学的通史性著作，在中国至今未见，恐怕若干年内国内也很难有像他这样兼具语言能力和西方汉学通史学术修养的学者写出这样的著作。

后来，我把这本书作为研究生教材用了两年，学生反映也很好。于是就和韩先生商议将其译成中文出版。清华大学程刚教授、我的学生李真副教授、跟我做博士后研究的管永前副教授带着我的几个博士生和硕士生开始翻译这本书。

春来秋往，花开花落，这样持续了七年。翻译定稿后韩先生也逐句做了审读，翻译汉学著作中外学者能这样合作的并不多见。在这里我对韩大伟先生和李真、程刚诸君的精心合作深感敬佩，对他们的辛勤努力表示感谢。

对于海外汉学名著的翻译一直是一项最基础、最根本的学术工作，因为在我们身边很少再有像钱锺书先生那样精通多国语言、融通中外学术的天才，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把西方各国汉学的名著一本一本翻译出来，才会对欧美汉学史有一个整体的、完整的认知。二十多年来我与大象出版社的合作就是凭借着这种理念，翻译了西方早期汉学的经典著作。韩大伟先生这本书也将在大象出版社出版，我们会继续坚持这个理念，矢志不渝地做下去。

韩先生深爱中国古典诗歌，记得七年前我们在北京相遇，任大援教授、程刚教授、李真副教授等一起聚餐。席间他脱口而出，吟了首七绝，我也诗兴大发，当场和了他的诗：

七绝·东西儒生会

——答美国杨百翰大学韩大伟教授

秋落紫竹西儒韩，

坐道论经东西篇。

锦瑟绝响钟子期，

汉学文心同相连。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