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写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它对马克思主义是一次完整、系统而严密的阐述，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作为一份共产主义的纲领，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公开宣布无产阶级要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來”的战斗号召。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确实，它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译本最多的，在1848年德文版初版不久就有了波兰文与丹麦文的译本，1848年6月译成法文，1850年译成英文，1882年出版俄文版，1886年出版西班牙文版，1893年出版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早期中文节译摘译与全译究竟在何时呢？

在中国文献中最早提及此书的是1903年2月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1901年第11期）一文，该文末所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用英文列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1906年1月，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上首次用文言体介绍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生平，并节译了该书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部分内容，包括《宣言》中的十项政纲。1907年12月30日出版的《天义报》13、14卷合册上，刊载震述（何震）的《女子革命与经济革命》一文，也引录了《宣言》的有关段落。15卷“学理”栏上刊有民鸣所译恩格斯1888年的英文版序言，编者称：“《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理论，最有裨于历史。”据广告说，根据利彦日译本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书已经完成。16至19卷合刊发表了《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朱维铮在《刘师培：一个“不变”与“善变”的人物》（《书林》1989年第2期）一文中推测：在中国出现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份中译本，很可能是刘师培组织翻译并刊行的，可惜至今没有找到译本作证。

民国初年，社会主义在中国再掀热潮，江亢虎说：“近数月间，政界、学界、报界、实业界社会主义之名词，口耳相邮，笔舌互战，渐渐输入一般人头脑中。”（《社会主义商榷案》，《社会》1911年11月第1期）1912年6月，浙江绍兴人王缁尘以“煮盒”之名在《新世界》第2期发表了《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之学说》一文，这是他对朱执信1905年1月发表于《民报》第2号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的第一个传记《马尔克》的扩充，他在此文“绪论”中热情赞颂了马克思的伟大功绩和《共产党宣言》的伟大作用，指出：“今日社会主义之学说，磅礴郁积，社会党之势力澎湃弥蔓，能使全世界大多数之人类均栖息于是旗帜之下，又使自有历史以来之富豪家族垂足而立，侧目而视，致此者谁乎？德之马尔克也。”为什么马克思能使全世界之人类“倾倒若是、嫉视若是”呢？这是因为，马克思是“万国社会党之《共产党宣言书》”的起草者。马克思“不啻全世界之造时势者”，《共产党宣言》“不啻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还是“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他认为，既然马克思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具如许之势力，占如许之效绩，又乌可以不使我中华社会党共闻之而共见之乎？”这篇文章以小标题的形式阐述了马克思“传略”、“《共产党宣言书》之概略”、“《资本论》之概略”，译述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比起朱执信一文有诸多新的内容。

由上述材料来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说似乎不那么精确了。但在十月革命前，这些摘译和节译的《宣言》并未受到中国人的足够重视，可以说是十月革命的炮声引起了中国人对这部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的注目。“五四”前后先后有好几位从事过《宣言》的译述，1919年4月6日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上，刊载了署名“舍”的《宣言》第二章部分内容的译文，并刊登出“十项政纲”。该刊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较大。编者指出：“这个宣言是Marx和Engels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同年11月1日出版的《国民》2卷1号又刊登了北京大学学生李泽彰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当时李已把全书译完，限于《国民》篇幅，只能陆续发表。但胡适见到译文后即把李泽彰找去，说：“你快毕业了，毕业后你还做不做事？你要做事就不要再登下去，要出风头，你就登下去！”慑于老师的干预，李泽彰只能放弃不登。胡适把他介绍给王云五当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李泽彰就用当时中国这个最大的出版机构的“金饭碗”换掉了原本可以得到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译者”称号。

1920年3月，北京大学发起成立马克思研究会。据罗章龙回忆，该会曾把《共产党宣言》英文本作为教本。该会还成立了一个翻译室，分英、德、法三个翻译组。德文组曾从德文本译出《共产党宣言》，并在1920年已有一个油印本，但可能不是全译本。他这样讲道：“《共产党宣言》很难翻译，译出的文字不易传神，所以当时翻译的进度很慢。”这个油印本的部分译文曾被《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引用过。李维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讲，1920年8月至9月，他在法国蒙达尼曾“有机会集中阅读了蔡和森以‘霸蛮精神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等书”。由此可见，当时《共产党宣言》摘译本、节译本流传的有好几种。

把《共产党宣言》完整地译成中文的第一人是陈望道。邓明以在《五四时期的陈望道同志》一文中写道：“陈望道同志早在“五四”之前就接受了进步文化的熏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在日本留学期间，一边勤奋学习哲学、文学、法律等社会科学以及物理等现代科学知识，一边在课余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五四运动刚刚兴起，他就毅然返回祖国，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中。在经历了一师那场风潮以后，他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锻炼……也认识到要打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文化思想，必须依靠新的思想武器，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他就在事件结束之后，回到了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去自行进修，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同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4月作为社会主义研究社丛书第一种，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比邓明以叙述更详细的是叶永烈的《秘密党员陈望道》（《上海滩》1991年第1期）。据该文载，当时在北京的李大钊、陈独秀读了《宣言》英文版，深为赞叹，都认为有尽快译成中文的必要。当时思想颇为激进的戴季陶在日本还曾尝试翻译，但因力不从心而放弃。回到上海后他到处物色合适的译者，经《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的举荐找到了陈望道。陈望道与邵力子书信往返甚勤，常为《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陈的功底不凡。于是，戴季陶提供了《宣言》日译本，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为陈望道借来了英译本。1920年2月下旬，陈望道开始翻译，4月下旬译完。陈望道请留日归来的李汉俊校，李校毕又请陈独秀校，准备交《星期评论》连载，然而此时，期发行量达10多万份的《星期评论》被迫于1920年6月6日停刊。正筹备组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商议，当即筹款在辣斐德路（今上海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建立了一家小型印刷厂——又新印刷厂，印了1000册《共产党宣言》，初版的印行时间，版权页上标明“1920年8月”。这就与邓明以的说法相差了4个月。最早的全译本究竟初版在何时呢？

20世纪50年代，张静庐在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时认为，该书中文全译本1920年4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这一结论被学术界竞相引用。据笔者所见，直至70年代末似未曾有专文提出过异议。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的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书仍采用此说。即使陈望道本人在1973年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也未对此说表示过异议。（《中国新闻》6904期）此说也被《辞海》所采用。

20世纪80年代有若干学者提出了《宣言》最早中文全译本新的初版时间。贺世友《〈共产党宣言〉在我党创建时期的传播和影响》一文认为，该译本1920年5月由陈望道译成，交上海共产党发起组。8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公开出版。8月初版本印数不多，很快售完，所以9月再次印刷。（《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0年代后半期，在山东省广饶县博物馆就征集到1920年8月版的，经一些专家鉴定认为是最早的版本之一。该书系32开白报纸本，58页，浅赭色封面，正中印着马克思半身像。（《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叶永烈似乎也见过这一版本，并称北京图书馆也珍藏有此初版本，今是该馆镇馆珍本之一。至此似乎已成了定论。1990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包括鄧明以等参编的《陈望道文集》第4卷中附录《陈望道译文目录》，也把该书初版时间定为1920年8月。

但令人困惑的是《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曾载有余延石《鲁迅和〈共产党宣言〉》一文，指出1920年6月26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同到大学出版部，收到陈望道6月22日的来信，信的大意是说：他（陈望道）自经杭州一师的那场风潮以后，经子洲校长离职，望道为了表示与经校长同进退，也自动离职，回到浙江省义乌县分水塘村去潜心研究新思潮，试译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因为看到《新潮》上鲁迅的意见，对于鲁迅主张“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的意见表示赞同，所以特把这本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寄赠请求指正。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在接到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陈望道“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后来鲁迅写了复信，还把《域外小说集》寄赠答谢。

笔者见到的所有鲁迅年谱都对这一材料深信不疑。即使把陈望道如何翻译《共产党宣言》叙述得头头是道的叶永烈在《秘密党员陈望道》一文中也对此表示“令人费解”。以至于不少辞书，如高放主编的《社会主义大辞典》的“陈望道”一条与“共产党宣言”一条竟采用了两个不同的初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