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瑾

“仁”的观念，作为春秋时期的诸多德目之一，见于贵族阶层关于施政、修身、立德的论述，到孔子更提升为儒学最重要的范畴。思想表述所采用的文字语词，往往早已沿用于社会生活，哲人重新赋义，使之成为思想体系的关键组成。观念与字词不能直接等同，但也并非全无关联，字源探寻可为思想诠释起到补助作用。受庞朴先生《“仁”字臆断》（《寻根》2001年第1期）启发，本文回顾前贤的相关论析，进而以“人”为主脉探寻“仁”字的形义根源、轨迹，基于初民之族群共同体协作的生存现实，推想“仁”的初始意涵。

夷：族风好让

阮元阐发孔孟仁论，猜测周初有仁言而无“仁”字，“但写‘人字，周官礼后始造‘仁字”。（《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甲骨文迄今尚无公认的“仁”字，仅有一例残缺字形，学界普遍同意乃系误认。金文的“仁”字，见于战国中后期的中山王鼎，铭文有“亡（罔）不（率），敬顺天德”，学者多释“”作“仁”。西周晚期稍早的夷伯夷簋，铭文有人名;春秋早期的鲁伯俞父诸器，铭文皆有人名，疑是“仁”字。晋国的侯马盟书有两例人名作，书写时间约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春秋晚期。战国古玺的“仁”字，有、、、诸形。

《说文解字》：“仁，亲也，从人从二。，古文仁，从千心。，古文仁，或从尸。”段注为下按语：“古文夷亦如此。”《玉篇》《广韵》夷字古文;《集韵》“仁”“夷”两字，古文俱作“”。章太炎云：“人、儿、夷、、仁、六形，本只一人字而已。”（章太炎：《膏兰室札记》，载《章太炎全集》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于省吾曰：“尸、仁、，皆由人字所孽乳，而皆与夷字通用”;“仁德之仁，至早起于西周之世”。（于省吾：《释人尸仁夷》，《大公报·文史周刊》1947年1月15日）王献唐依声训判断：“最初之人即夷，夷亦即人”，“夷、人、三字古为一体”。（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庞朴说“”字之尸即古夷字，上古三代泛称东方氏族为夷，族风尚仁;造字之初但写人字，亦即尸字，后加饰笔为。（庞朴：《“仁”字臆断》，《寻根》2001年第1期）

“夷俗仁”之言，出自《说文》，又谓“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还与孔子所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联系起来。“夷”字甲骨、金文作绳缠箭矢之形，后變为箭在弓上，弓矢图案可能是东夷族徽;《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述的“仁羿”，实即夷羿，即东夷族有穷氏部落首领后羿，以善射闻名。《汉书·地理志》谓东夷“天性柔顺”，《后汉书·东夷列传》糅合《风俗通》所记，谓夷人“言仁而好生”。《山海经·海外东经》也说君子国“衣冠带剑”“好让不争”;《淮南子·形训》亦云“东方有君子之国”;《博物志·外国》谓“君子国，人衣冠带剑”，“好礼让，不争”。这些说法多经后世美化，实难以指中原严于夷夏之防、极力攘排的夷族。孔子盛赞管仲辅佐桓公尊王攘夷（《论语·宪问》），答樊迟问仁，而以夷狄为负面形象（《论语·子路》），都体现了贬夷倾向。

其实，东夷的文明程度并不低。吉德炜指出，“仁而好生”“天性柔顺”或为修辞表达，但从手工业品风格、埋葬习俗可知，东夷的社会秩序与品质远超西羌南蛮。（吉德炜：《东夷：考古和文献证据》，《中国文化》2018年秋季号）杨儒宾更谓殷商与东夷关系极深，鲁地原住民即东夷人，夷字、仁字不仅有文字学联系，可能还有人种学因缘，殷人后裔孔子之“仁”或许就与“夷”有关。（杨儒宾：《孔子与族群政治》，《思想与文化》第1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商人始祖是东夷部族的一支，氏族遗风多有保留，重视母统血缘纽带作用，后世有“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史记·梁孝王世家》）之说。孔子曰“吾从周”（《论语·八佾》），终不忘“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推崇周礼又宣扬仁爱，以仁为礼奠基，这与其殷人后裔身份似不无关联。至于“欲居九夷”（《论语·子罕》）、“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可能是指箕子仁泽沾溉的箕氏朝鲜。孔子欣赏其质地朴素、民情单纯，便于施行教化，助其淳朴风气进乎文雅。

“相人偶”：礼节与祭仪

《说文》仁字“从人从二”，段注引用《中庸》“仁者，人也”，郑玄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为之下按语曰：“‘人耦，犹言尔我亲密之词，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从二。”《论语·微子》有“长沮、桀溺耦而耕”，《荀子·大略》有“禹见耕者耦，立而式”。耦字从耒，乃两人一组，并肩翻耕。“相人偶（耦）”即取意于这种齐心协力的合作，互相搭配、帮衬。阮元进而阐发“仁”之人际相与之义，仁字即是周人因“相人偶”恒言而造，“必有二人而仁乃见”，“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

引用《说文》“夷俗仁”，刘文英谓“相人偶”是夷人古礼，照面躬揖，互示敬意与问候，仁（）含平等之意、亲爱之情，以原始公社道德规范、氏族成员亲密关系为根基。（刘文英：《“仁”之观念的历史探源》，《天府新论》1990年第6期）白奚质疑其夷族关联、渊源，因中原华夏轻视蛮夷落后，很难设想夷人率先产生“仁”的观念并创立礼俗，故主张仍循郑注“以人意相存问”，这包含相亲相敬的人际意识与人道观念。（白奚：《“仁”与“相人偶”》，《哲学研究》2003年7期）确实不必把“相人偶”之礼归诸夷族，但此语似仅见于郑注，恐非阮元所说乃先周“恒言”，且延续流行至秦汉民间。其实相互问候、彼此亲敬之意，本身寻常已极，不必待此语成型才可得到表达。早期氏族社会生活自发演化的古老风俗与礼节，已为相亲互助的观念提供了孕生的土壤。武树臣的文字寻根、文化溯源就从甲骨文寻找氏族古俗，包括男女之爱、兄弟之情、母子之恩，共同构成“仁”的原始意涵与本质特征。（武树臣：《寻找独角兽》，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年）

以为文字化石，谢阳举认为仁与尸夷之关联在于尸祭礼;仁的心理与行为来自向祖灵诚致哀敬，优先于人偶横向之爱。（谢阳举：《“仁”的起源探本》，《管子学刊》2001年第1期）尸祭礼仪及其生命感受，为“相人偶”展现更深刻的内涵。活人的相与耦爱，体现了空间平列关系;丧祭仪式的精魂感应，则具有宗教意味与超越感，既寓于祖灵与后生之间的古今先后相遇，又存乎世人与魂灵之间的神凡上下相遇。

结合丧祭古礼探寻“仁”字原型，发掘道德情感的根源与古朴面貌，这种思路合乎上古祭祀氛围，也贴合儒家文化性格与儒者身份来源。胡适就推断最初的“儒”是殷族祖先教的教士，以相礼、治丧为谋生之本。（胡适：《说儒》，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1934年12月）三代皆有尸祭之礼，“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礼记·礼器》）孔子一贯重视丧祭之礼，责备宰我放弃三年之丧可谓不仁（《论语·阳》），称赞东夷人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礼记·杂记》）。曾子亦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敬天法祖乃儒家本职，养生送死、诚敬为之，形成了一整套烦复庄重的仪式。

人性内省：以心符为标识

从“相人偶”礼仪入手，王艳勤拈出异字“”，本字即;郑玄以“相人偶”释仁，深切儒家之脉，君臣互致敬意又体现尊卑等级，充分表明仁礼关联。（王艳勤：《原“仁”》，《孔子研究》2007年第2期）“”字造形结体，近似仁字古文“”，共同之处是心的因素凸显，构字理据如同楚简涌现的心符字。

《说文》载有“仁”字的一个古文，从千从心之。王筠《说文句读》曰：“当云从人心。”战国玺印文、、，上身下心，刘翔释为仁字初形，讹变成，省心为、仁，初义是爱惜人的生命。（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战国的“仁”字，白奚谓是北方构形，是南方构形、省变作;皆以人为思考对象，生发同类相爱之情。（白奚：《“仁”字古文考辨》，《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廖名春认定是初文，意为心中有人，由省变为仁。（廖名春：《“仁”字探原》，《中国学术》第八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梁涛合观成己与爱人：仁从人从二，反映人我关系;从身从心，反映心身自省。（梁涛：《郭店竹简“”字与孔子仁学》，《哲学研究》2005年第5期）王中江以身字为完整的自己，即爱护关心自己，从自爱出发，同情心自然延伸而推己及人、爱人如己。（王中江：《“身心合一”之“仁”与儒家德性伦理》，《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1期）

以楚简的字构形为据，揭示心对身的关爱，确可阐抉仁学的心性内蕴，体现儒家之爱的理论一贯性。不妨重温庞朴前文的提醒，字的集中出现，可能是子思学派的产物，把孔子的人道论建基于人性人情;同批楚简有大量从心之字，前所未见、后亦无踪，皆似特意创造出来以彰显心态心性，而与行为相区别。刘宝俊也注意到子思学派向人性寻找仁学根基的内省倾向，判定仁是秦国文字，是三晋文字，是楚人特地加以区别而创造，简省为，再省为。（刘宝俊：《论战国古文“仁”字》，《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刘翔前书曾指出，所从之身与、极似，应是省心而作、仁。构形近似这点很有启发，但不排除存在相反的可能：“”字由、仁添加心符而成，区别于既有的字形，意涵向内深化，抵达内在情性。余英时提及楚简仁（）、义（）之心化，同时有大量心符字出现，应晚于孟子用“人心”界定“仁”，这些特殊的文字现象伴随着内向超越观念而来。（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华书局，2015年）此猜测倘若成立，就比上文所述的为子思学派产物还要晚。

“”字大量涌现，为思想阐释提供了材料，丰富了“仁”的文化意涵。但应看到，楚简随葬于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战国中后期，思想成熟度高，学派色彩浓，“”字集中出现，伴随着成群的心符字，彼此关联、相互支撑，构成完整的意义系统。从属于这空前绝后的局域现象，“”字应非“仁”字初文。虽然楚系文字出土字量最多，但秦系文字更接近西周文字原貌。裘锡圭已指出，宗周故地建立的秦国，忠实继承了西周王朝的文字传统，而六国文字相对于传统正体字，几可说是面目全非。（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中华书局，1988年）

仁源于人：共同体成员的品行

仁字诸形，夷族风俗或尸祭礼仪之相人偶之仁，身心会意之与省形与，贯穿其间的主脉是“人”。“”字两短横无论是重文还是羡文，所从之尸皆是人形，唯曲度略甚。“”字之身、“”字之千亦是人形，“”字更不用说。秦简、秦玺从人从二之仁，也是依人构义。诸形皆围绕“人”而衍生，无论侧重于行为还是心理，均依人形载体以见。李家浩推测“仁”字由“人”字分化而来，以两短横为标记，区别于人字而仍因人字为声。（李家浩：《从战国“忠信”印谈古文字中的异读现象》，《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何琳仪谓两短横为分化符号，人、仁乃一字之分化，人、亦一字之分化。（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2004年）两字确有高度的亲缘性，仁字远晚于人字，声韵完全一样，各种字形也从不同方面承载着人的诸多要素：形貌、情意、行为、品质。概言之，仁字禀有的意涵由人而来。周清泉、罗建平基于原始部族成人仪式的文字原型解读，强调合格的氏族成员之接受任命而担当重任，这就为推寻“仁”字的前身提供了富有启示的思路。

族类群体的共同生存，代代承传的交流与协作，是文字符号得以孕生的土壤。“人”这个字，指称的是人与动物有别的生物种类。在文字符号产生的年代，人的基本存在样态已经是聚族而居、协同劳作。人字最为切近的所指，就是族类群体的成员而非孤立个体，天生就身处群居状态，经由长期培养、训练，乃成长为合格的部族成员。每位成员都在群体协作的生產与生活中，塑造身份认同，维系亲密关系，获得生存归属感。成员的能力，保障着族群共同体的生存安全与血脉延续，成员的优秀品质更是族群神圣生命的标识。人作为族类成员的初始意蕴，经由漫长的演化，有可能汇为孕育“仁”字的母胎。

董作宾认为，“仁即人字重文，古或作‘”，“为人之道，亦即‘人道”。（董作宾：《古文字中之仁》，载《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四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前引章太炎书已提及古彝器的形人字，“以小画二代重文，则为仁，非两字也”。周建明猜测此即仁的本字，以背负之象，表抚助之意。（周建明：《“仁”的解析》，《东方早报》2012年12月23日）人重人的写法，寓示人之承负他人的能力，成为可信赖、能合作的族群成员，“仁”字所蕴之意或即脱胎于此，两人相重之形的就演化为、。身字古音与人、仁很接近，楚系的身字也形似仁，区别于中原文字系统而添心符为，简省作、。秦系文字忠实继承了西周文字体系，仁字就从、演化为、。

以“人”为贯穿“仁”字诸体的主脉，合乎初民共同生存的原生形态。人与尸乃同一个字之分化，无论仁字是否源自东夷尸祭礼仪或亲睦族风，敬神祭祖以虔诚之心、庄肃之仪，本就是族群合格成员应尽的职责;英武勇敢又互助互让，也本就是繁衍兴旺的共同体之合格成员所应具备的品行。人重人可能含有的承负之能，作为“仁”字来源只不过是一种猜想。但就“仁”字由人字分化而来，依人构形，因人为声，不妨推测“仁”的意涵应当是人的某种特性与表现。字形的演化轨迹，由人到、，再到、、，定形于小篆之。结合初民群体协作的生存现实，“仁”字很可能用于表示族群合格成员应有的仪容才具、能力品质，此后演变成牧民恤众的政治德行。孔子继述三代文化，诸多德目整合为全德之仁，既显发于仁爱，又凝聚为仁德。从家族到邦国到天下，仁之意深入逐层扩大的共同体，立于礼、适于义，参助仁道之协和共生。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