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姝 谭归妮

内容摘要：前人对《长生殿》的研究主要针对于其在古代戏曲、翻译、爱情观和女性色彩等方面的价值，但少有从女性对国家的影响领域对本书进行研究。本文以女性对国家的影响为研究对象，探究了中国封建社会将祸国之罪归咎于女性的深层原因，并得出结论：女人并不是导致国家动荡的罪魁祸首，但却因种种原因被封建社会推向了风口浪尖。

关键词：《长生殿》 祸国 女性 封建社会

洪昇的《长生殿》是中国古典戏剧的峰巅作品之一，是戏剧界永恒的保留剧目，拥有很多其他作品马尘不及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也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多将杨贵妃塑造成一个“红颜祸水”的贬义形象。如《北征》中写道“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杜甫，2015），杜甫认为当时唐朝没有像夏商那样灭亡，是因为处死了类似于宠妃褒姒和妲己那样的杨贵妃。但洪昇在创作《长生殿》时，“凡史家秽语，盖削不书。非曰匿瑕，亦要诸诗人忠厚之旨云尔。”（洪昇，1983）作者对有关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史实严于取舍，而非人云亦云，一味的批判。这也是本文的突破点，即突破世人对杨贵妃的刻板印象，探究为何中国封建社会将祸国之罪归咎于女性的原因。本文试从 《长生殿》中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见微知类，从经济、思想和历史三个因素，探究中国封建社会将祸国之罪归咎于女性的原因。

封建社会常常认为是女子导致了国家动荡，社会混乱，认为一些女子是红颜祸水，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鲁迅先生在《坟·我之节烈观》中所言：“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鲁迅，1996）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下文将以洪昇的《长生殿》突破点，从地理原因、思想原因以及历史原因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探讨。

1.经济原因

由于“封闭式大陆”的独特地理环境，中国人从远古时期起便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主要从事以种植经济为主的原始农业经济，即封建自然经济。也由此，社会逐步由母系氏族制社會过渡到父系氏族制社会。女性因为先天体力、身体素质等条件均不如男性，在进行高强度的农业活动时力不从心，开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劣势地位，而男子身强力壮，又没有生育的负担，逐渐在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而随着生铁冶铸技术和铁器等工具的出现，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成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汉书》中曾记载：“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班固，1962），即男性承担种田、养牛、烧窑等体力需求比较重的劳动，而女性承担织布、种菜、采摘等体力需求比较轻的劳动。男性成为了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女性则负责辅助工作，加之女性还需花大量时间生儿育女，照顾公婆、丈夫及子女的日常生活起居，在家庭中主要从事后勤琐碎工作，经济话语权较低。在《长生殿》第十五出“进果”中有云：“一家八口，单靠着这几亩薄田过活”，在官兵踩踏坏禾苗之后又有“休说一家性命难存，现今官粮紧急，将何办纳！好苦也！”（洪昇，1983）从这二句话也可看出，古代农田是人们生活的基础，是全家命脉所在，而男性掌握了农田，就掌握了全家的经济命脉。而受到这种自然经济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

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男子是经济生产的支柱力量，在财产的分配上具有较大的发言权，因此社会地位也开始逐渐高于女性，而女子陷于繁琐的家务，被排斥于社会生产之外，失去了母系氏族制时期的崇高地位。在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出现了一夫一妻多妾制度，一些女性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成为了男性的附庸，丧失了社会话语权，所以一旦男性犯了错误，世人往往不会从男性本身找原因，而会将罪过归咎于他身边的女性，而女性常常因为自身话语权极低以及受到封建礼教的影响，无法为自己辩驳，只能无奈接受这份苛责。最终，为男性的错误承担后果的，往往不是他们自身，而是其背后的女性。在《长生殿》中，安禄山造反，一路势如破竹，“离了渔阳，陷了东京，破了潼关。”（洪昇，1983）但唐朝中后期的统治阶级腐朽堕落，不思进取，社会矛盾尖锐，朝廷对叛军毫无反抗之力，只得皇帝仓皇带兵西迁。可在中途修整时，众将士将所有的过错归咎于杨贵妃，却没有人敢批判皇帝唐玄宗。而杨贵妃缺少了丈夫唐玄宗强有力的庇护，自身又毫无话语权，只能在马嵬坡香消玉殒。由此可见，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就算是国家动荡，朝代颠覆，只要产生了任何不利于男性的结果时，红颜就成为了他们最好的借口。

2.思想原因

在男女地位逐渐趋于不平等的过程中，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男权社会的统治，将一些封建思想变为了束缚女性强有力的工具。“三从四德”原是妇女行为、修养和道德的标准，逐渐演化古代女性必须遵守的准则。谁若违反这些准则，则为“不守妇道”。两宋时期，理学成为主要的思想流派，理学代表人物朱熹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朱熹，2000），贬斥夫丧改嫁的做法。在这些封建思想的束缚下，封建社会大部分男性并未将女性放在同等的地位上，这种思想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当男性，尤其是位高权重的男性犯下错误时，人们很少责怪男性本身，而是将全部的过错归咎于他身边的女性。但事实的确如此吗？难以见得。

从《长生殿》第二十三出“陷关”中，可以看出，唐玄宗作为一国之主，后期并无多少居安思危的治国意识，而是耽于享乐，荒废朝政。可此时的安禄山已“狼贪虎视威风大，镇渔阳兵雄将多”（洪昇，1983）。而唐朝此时虽然经济空前繁荣，但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土地兼并，社会矛盾激化，加之军事荒废，在面对安禄山“跃马挥戈，精兵百万多”（洪昇，1983）时，居然只能派出“年纪无多，刚刚八十过。”（洪昇，1983）的老将哥舒翰。事实上，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但人们一想到这场叛乱，最先想到的原因却是杨贵妃“红颜祸水”、“祸国殃民”。由此可见，在封建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下，女性已成为国家衰亡的“遮羞布”，成为权力者的“替罪羊”。正如清人赵长令诗中所云：“不信曲江信禄山，渔阳鼙鼓震亲关;祸端自是君王起，倾国何须怨玉环。”

3.舆论原因

人们形成一种思维想法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需从书籍史册、他人口述、谚语俗语、民间故事等多方面获取相关知识，再加上自己的理解，才能形成某种特定的思维。而认为女性是祸国之因的刻板印象之所以会形成，与部分书籍史册的记载和人们以讹传讹的民间故事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上部分书籍对女性的夸张化描述，以及不实记载与传闻，是导致封建社会将祸国之罪归咎于女性的直接原因。

在洪昇的《长生殿》第三十六出“看袜”中，马嵬坡下一家酒铺的主人王嬷嬷，在躲避战乱时，“只見梨树之下有锦袜一只，是杨娘娘遗下的。”（洪昇，1983）便将此袜收藏起来，等“安史之乱”结束后，国家重归太平。她重开酒铺，“远近人家，闻得有锦袜，都来铺中饮酒，兼求看袜。”（洪昇，1983）老汉郭从谨看到此袜，道：“看他作甚！我想天宝皇帝，只为宠爱了贵妃娘娘，朝欢暮乐，弄坏朝纲。致使于戈四起，生民涂炭。”（洪昇，1983）在叛乱结束之后，民间开始流传出很多对杨贵妃的不良评论。此后，人们以讹传讹，大家逐渐只记得杨贵妃是“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却忘记了她为稳定军心，自愿放弃自己生命时的果断决然。加之当时交通不便，人们远途交往较少，信息传递也很片面，人们往往将自己听到的只言片语认定为事实。此外，由于封建社会的局限性，当时人们很难全面的思考国家动荡背后的深度成因，他们只会讨论自己感兴趣的“八卦事件”，并不断进行加工处理，以讹传讹。从此杨贵妃导致唐朝社会动荡，国家由盛转衰也成为主流观念。舆论因素虽不是导致中国古代将祸国之罪归咎于女性的根本原因，却也是直接原因。

本文以洪昇的《长生殿》为突破点，探究了封建社会将祸国之罪归咎于的原因，最终得出结论，受到经济、思想和舆论三方面的影响，封建社会习以为常地将祸国的罪名安到女子身上，让很多女子承受了诸多不实的骂名。但其实就像是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所言：“我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亡吴，杨贵妃乱唐那些古老的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绝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由男的负。但向来男性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鲁迅，1996）

自1954年颁布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以来，就在第48条第1款中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女平等的权利。”近现代以来，人们一直强调了男女平等，极大地提高了女性的地位。但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着很多歧视女性的地方，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就曾于2018年在学习力大会中声称：“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堕落导致整个国家堕落。”从这种不当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中国，对女性的偏见依然存在，想要让整个社会做到完全尊重女性，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依旧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任务。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所以我们必须砥砺前行，让整个社会真正尊重女性，实现全社会的男女平等。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杜甫.杜甫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3]杜巧月.论《梧桐雨》和《长生殿》中杨贵妃形象的差异[J].戏剧之家（上半月），2014，（02）：146-147+145.

[4]洪昇.长生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