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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长生殿》的现代改编缺位

2016-12-15严孟春

江淮论坛 2016年6期
关键词:长生殿缺位现代性

严孟春

摘要:古剧改编是古典戏曲传播、流行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现当代戏剧发展史上,有不少古典剧目被成功改编的案例,然而,经典名剧《长生殿》在现代改编方面却基本上处于缺位的状态,和该剧本身所具有的经典性很不相称。究其原因是因为改编者很难从《长生殿》的题材内容中找到适合21世纪需要的东西,找到与现当代观众在心灵上的契合点。实际上,如果找准方向,《长生殿》是完全可以进行成功改编的。

关键词:《长生殿》;古剧现代改编;缺位;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6-0172-004

一、古典名剧的现代改编

古剧改编是古典戏曲传播、流行的一种重要方式,追溯其源,可以说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了。元末《琵琶记》的写作就是一次有名的古剧改编活动,它改编自早期南戏剧目《赵贞女蔡二郎》,把“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1]改写成“蔡伯喈全忠全孝并以一夫二妻美满团圆”,它的成功运作甚至还带来了一个较长时间的所谓“南戏改本时期”[2]。嗣后,在传奇的兴盛、繁荣阶段,文人新编剧作成为戏剧发展主流。即便如此,戏剧改编还是时有所见。地方戏兴起后,各声腔、剧种对传奇剧本的改编更是屡见不鲜,成为各声腔、剧种不断成长、壮大的“秘密武器”之一。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对各传奇剧本的故事来源及其在后来各声腔、剧种中的流变与改编情况作了详尽的梳理和叙录,如朱皬(素臣)《十五贯》的流变与改编:

清代弹词有鸳湖逸史之《十五贯》,鼓词有《双熊梦》,宝卷有《双奇冤》,木鱼歌有《十五贯金环记》。近世京剧、川剧、滇剧、晋剧、秦腔、湘剧、闽剧、评剧、越剧、粤剧、昆剧、婺剧、皮影戏、同州梆子、山西梆子等,均有《十五贯》,莆仙戏有《十五两》,徽剧有《见都、访鼠》,凡此大都单写熊友兰,而不及熊友蕙事。[3]

可见戏剧改编(创作上的或表演上的)在传奇、地方戏乃至弹词、宝卷、鼓书等曲艺中是广泛存在的情形。

现代以来,戏剧改编,包括外国名剧的移译、古典戏曲名剧的改编以及用电影、电视等新形式来改写等可谓是一时的热潮。就其中的古典戏曲名剧改编而言,著名的、成功的例子不少。明人李开先作《宝剑记》传奇,写水浒英雄林冲反高俅、童贯遭受迫害,被逼上梁山的故事,刻画了林冲忠君报国的形象,表现了忠奸斗争的主题。此剧全本少见演出,但其中第三十一出《林冲夜奔》却脍炙人口,为多个戏曲剧种所改编,一直传演至今。戏场上传有“男怕‘夜奔,女怕‘思凡”的口号,其所谓“男怕‘夜奔”者,指的就是《宝剑记·林冲夜奔》的表演。1944年,延安平剧院据以编演革命历史京剧《逼上梁山》,成功地开启了中国戏曲革命化和现代化改造的历史进程。50年代中叶,人们把清初朱素臣的《十五贯》加以改编,“救活了一个剧种”[4],是一次成功的戏曲改写事件。现当代历史上,著名戏剧家、表演家、电影人从事、参与戏曲名剧改编的还有:欧阳予倩编写京剧、话剧《桃花扇》并拍摄电影《新桃花扇》,梅兰芳等编演《游园惊梦》,白先勇创作青春版《牡丹亭》……

改编古典名剧、名著不可能信手拈来,触处即成,它既有赖于改编者的慧心巧思,更要有时代的依据,为时代环境所需要、所期盼。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文艺、不同的戏剧。一个戏剧在此时代是适合的,到了彼时代却未必适合,戏剧家需要去观察时代社会,了解时代思潮,把握时代社会的律动。

如《逼上梁山》的成功改编,就和时代所需有着莫大的关系。从政治社会的方面讲,1943、1944年正值抗日战争的转折和攻坚时期,民族救亡运动呼唤更多的英雄人物站出来保家卫国,而与此同时,自皖南事变(1941年1月)以来,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害怕共产党借抗日之机坐大,便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多次发动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从而陷入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战略迷思之中,给抗战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和危害。因此,有必要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表现对其斗争的精神。这是《逼上梁山》一剧产生的政治社会原因。

从戏剧文艺的方面讲,时代也呼唤着新的戏剧文艺的创造,以体现新的时代精神、时代追求。早在1940年初,毛泽东就提出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主张。到了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大众”的思想命题,并表明,在改造文艺遗产的时候,同样要坚持这一思想。

正是在这样的文艺思想指导下和时代精神呼唤下,延安平剧院创作、改编了《逼上梁山》一剧,通过对水浒英雄林冲的刻画、歌颂,通过对《宝剑记》等历史剧作的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改编,通过对京剧、昆剧、民间曲调的吸收、融合、改造,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即《讲话》中所说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表现了时代所需的英雄气概与反抗精神。这是该剧改编的成功之道。换言之,剧作改编离不开时代社会的需要和期盼。

二、《长生殿》的创作和演出

文艺是时代社会的镜子,是时代社会的心声。文艺创作的内容来源于时代社会,人们完全可以透过文艺创作去认识、解读时代社会,把握生活的本质。对经典名剧的改编来说,也是如此。诚然,所谓经典,它已经经受了时间的洗礼、历史的积淀,在任何时代里都会是经典,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后人对于经典的阅读和解读,一是离不开经典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二是离不开经典得以被接受的当下的现代背景,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可人们往往忽视经典被接受的当下的现代背景,以为经典被接受乃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不然。经典名剧《长生殿》就很能够说明问题。

《长生殿》是我国的经典名剧,它的题材是历史上的李、杨爱情故事,几乎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此故事就为人们所关注、所传扬。

洪昇写《长生殿》,首先在题材选择上就占得了先机。而他又非常谨慎地处理这一“热题材”,并未草率从事:首先,“盖经十余年,三易稿始成,予可谓乐此不疲矣。”先作《沉香亭》,再易作《舞霓裳》,最后定稿《长生殿》,呕心沥血,经过了艰辛的创作历程。其次,仔细研究自《长恨歌》至《惊鸿记》历代创作的得失,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第三,“又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马嵬之变,已违夙誓,而唐人有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之说,因合用之,专写钗合情缘。”换言之,洪昇最后走了《牡丹亭》的路线,以写情为创作宗旨。被人称作“闹热《牡丹亭》”,可谓不诬矣。在创作手法上,既研读文献记载,又兼采民间传说,有实有虚,虚实结合。最后,“审音协律,无一字不慎也。”才情音律、案头场上两相兼顾,重视剧本的艺术形式的要求,故此,“乐人请是本演习,遂传于时。”[5]

精明的写作策略、认真的写作态度、高超的写作技巧,再加之沿自晚明的戏剧文化环境和康熙时代的安定生活,诸种因素辐辏在一起,铸就了《长生殿》的经典性。

可令人诧异的是,《长生殿》却基本上在改编者的视线之外,处于一种缺位的状态 。清末民初是如此,五四至抗战时是如此,革命文艺、红色创作一统天下的时候是如此,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们的审美趣味趋于多元了,情况依然如此。洪昇究竟在什么地方不为现当代人所待见呢?

三、《长生殿》现代改编缺位的原因

时移世变,事过境迁,《长生殿》在现当代剧坛上受到了冷遇,人们始终没有产生过对它进行改编的兴趣。当然,经典仍是经典,其文学文本作为四大古典名剧之一的地位是没有改变的。问题在于,该剧所写和20世纪乃至今天的时代契合度不高,有时甚至是相反的、背道而驰的。人们从该剧中找不到改编它的“兴奋点”。

第一,作者说:“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因此,他写作此剧着意便在于歌颂唐玄宗,歌颂皇帝,写皇帝唐玄宗是一个千百年来罕有的情种。为了“纯化”唐玄宗的“爱情”,作者还对所谓“史家秽语”“概削不书”,“亦要诸诗人忠厚之旨云尔”。[6]这用意当然不错,难怪连康熙帝也要“览之称善”,可问题是,20世纪的观众会去观看一部歌颂皇帝的戏剧吗?且不说唐玄宗本是导致“安史之乱”的祸源,给社会造成了莫大动荡,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痛苦,是应该着力批判的对象,光是歌颂皇帝这一条,就让现代的戏剧改编者们无从着墨。反对封建主义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主题之一,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历次政治文化运动所着力高擎的旗帜,时代不允许“歌颂皇帝”,逆潮流而动。

第二,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数十年间,纯粹写爱情的戏剧并没有多少生存的空间,必须以某种形式对之进行“嫁接”。在其中或表现民族恨、阶级仇,或表现革命的热情,或表现建设的精神……至少,需要加上反对封建礼教的主题意涵。简言之,是一个“非爱情”或“爱情+X”的叙事架构。那些卿卿我我、花前月下、海誓山盟,跟自由、革命、抗战、运动、政治、发动群众等概念并不兼容。

上世纪40年代,曾出现过历史剧的创作热潮,可几乎都是抗战主题,没有爱情的风花雪月,没有“十部传奇九相思”的缠绵悱恻。即使写及爱情,也须为抗战主题服务,不能游离于它。

上世纪50、60年代,曾根据民间故事、小说名著拍摄过少数几部爱情题材的戏曲片,如歌剧《刘三姐》、越剧《红楼梦》等。其中的爱情美则美矣,但无一不是服务于反对封建礼教的主题、阶级斗争的主题、宣传劳动建设光荣的主题……纯粹描写爱情的确乎没有。那是一个与“散发着封建主义或资产阶级思想情调”的爱情绝缘的时代。[7]

在此背景下,《长生殿》宣扬至情主义的创作思想便没有了市场和用武之地。虽说《长生殿》中也涉及政治内容(安史之乱、马嵬事变等),但它是为了写爱情服务的。它和其他的“政治+爱情”的剧作不同。《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浣纱记》牺牲爱情的小我,成就爱国的大我。可《长生殿》不是,唐玄宗牺牲的是国家,成就的是爱情。洪昇乃是“借兴亡之感,写离合之情”,其创作格局和孔尚任、梁辰鱼等不可同日而语。洪昇甚至对白居易《长恨歌》、白朴《梧桐雨》在创作中隐微地批评唐玄宗的做法表示不满,“辄作数日恶”,又千方百计删除有损于李、杨爱情“纯洁度”的情节,其宣扬至情主义可谓用心良苦矣!

第三,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审美趣味趋于多元,爱情题材“解禁”,爱情题材的戏曲创作与改编多起来了,颇受观众的欢迎。魏明伦作《潘金莲》、白先勇作《牡丹亭》,还有越剧《陆游与唐琬》等,引起了阵阵热潮,一时称盛。可《长生殿》依然无人问津,没有人去改编它,使之有一个“现代性”的版本。究其原因,乃在于其间所写不过是“帝王”的“爱情”,一般人无法从中获得享受,引起共鸣。

帝王的所谓爱情充其量只是一种“半拉子”的爱情,和一般意义上人们的爱情并不在一个层级上。“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帝王之爱既不纯粹也不专一,纠缠在权势的阴影中,始终停留在色与欲的层次上。不管如何掩饰和美化,必须承认,唐玄宗之所以能俘获杨贵妃,是因为他是皇帝,这不是爱情的力量,而是特权的胜利,是赤裸裸的色与欲的倾泻。白居易开篇一语即点明了问题实质,寓含某种讥刺:“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尽管洪昇为尊者讳,想要表明李、杨爱情有多么纯洁,但无论如何,人们看李、杨爱情,终究是摆脱不了那些历史事实作为阅读背景的。你可能对之好奇,但你绝不会真的以为唐玄宗是情圣,乃至要在生活中复制一下李、杨的爱情。

总之,在爱情题材非常受欢迎的当下,帝王之爱不是不能写,而是有点曲高和寡。如果另起炉灶当然没问题,但如果是对已有剧作,特别是经典名剧的改编,那极有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与其去改编以帝王之爱为题材的《长生殿》,不如去改编《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等的剧作,因为改编者可以通过对普通人爱情事件的细微婉曲的刻画描写,去充分展现生活中的人情物理,张扬人性,寻找与当代观众在心灵上的契合点,寻找与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之间的契合点。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李、杨故事的题材选择既是当初《长生殿》获得成功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现当代社会该剧“被遗忘”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设想与展望

经典剧本《长生殿》可以进行“现代性”的改编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关键是要走对路子,找准方向。

风云变幻的20世纪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描写或歌颂帝王之爱也不再是文艺创作禁区,有才华的剧作家可以像当年的洪昇那样,在此一题材上展现身手,但须得到当代读者和观众的认可。这也是古典戏剧改编的王道。需要深入挖掘李、杨爱情故事中所蕴含的“现代性”。

“现代性”主要体现在李、杨身上所焕发的普通的人性上。李、杨是皇帝、贵妃,但同时,也是人,在某些情况下有着常人所共有的喜怒哀乐和情感表达。剥离历来附着于李、杨爱情之上的权力的幻影,充分展现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在面对情感危机、情感纠葛、情感困惑时所应有的复杂的内心世界,以此赢得当代读者和观众的情感体验与心理共鸣。通俗地说,让皇权失效,把李、杨变成“小人物”,从而拉近和我们的距离。

比如,可以舍弃诸如专宠、宴游或妒忌的场景,舍弃杨妃登仙、明皇通月之类的桥段,单单截取安史之乱和马嵬事变一节,以“密誓”、“惊变”、“埋玉”、“闻铃”等为基础,重新组织、裁剪、创作曲白,让故事主人公身处巨大危机之中,面临情感的抉择和生死考验,从而让他们自己自然地、合乎逻辑地说出内心的所思所想。这时候,他们身上作为帝与妃的权力光环已消失殆尽,他们无法左右局势,掌握命运。他们就如同千千万万普通人那样,感到个人的渺小、命运的无常。他们此时就是普通人,和我们的距离最近。

但又不能缩得过小、拉得过近,以至于使李杨故事丧失其历史体温,沦为时下流行的戏说之作。李杨故事的大背景是安史之乱,之前则是著名的开元盛世,这都属于大历史的范畴,适宜采用历史的宏大叙事。诚然,我们不能用“大历史”来取代“小爱情”,让传统戏曲创作承接过重的历史负担,但也不能因此而走向反面,让李杨爱情故事完全甩开历史叙事去“自由行”。这是历史剧创作、改编所应遵守的法则,否则将会导致历史变形、叙事荒诞、品位庸俗。

另外,我们也不能低估了现代读者、观众的审美眼光。现代人并不拒绝历史的宏大叙事,反倒是更容易去接受与理解这种叙事方式,只是比较反感说教和灌输。宏大叙事(如安史之乱)不仅需要叙述的框架,更需要温情、热度和细节的支撑,在这里,李杨爱情正好能派上用场。“小人物”李隆基、杨玉环的爱情细节、人性温情以及悲剧结局可以填充宏大叙事框架的边边角角。当然,需要高明的艺术之手在“大”与“小”之间做无缝衔接,就像欧阳予倩在《桃花扇》里所做的那样。

国家命运和个体命运的抉择、爱情和政治的抉择、“密誓”情浓和“埋玉”情绝的对比、权力至高无上和无力保护妻子的对比……这样的处理能够在较短篇幅内构成强烈的戏剧冲突,营造巨大的悲剧意义。原作把李杨爱情的悲剧性作了冲淡、调和的处理,适应了古代观众的审美需要,今人改编当改弦更张,突出其悲剧性。悲剧更能够激起当代观众心灵的颤动。情节紧凑集中,也和当代的生活节奏相适应。

其实,近世有些改编已开始这样做了,只是在和现当代观众的心灵沟通方面做得还不到位,“现代性”的挖掘还不够深入,“时代感”不强。另外,从《桃花扇》、《牡丹亭》的成功改编上可以得到启示,那就是名家大师的积极介入是非常必要的,他们敏锐、精妙的艺术感觉对于《长生殿》的现代改编来说实可谓不可替代、不可或缺。

参考文献:

[1]徐渭. 南词叙录[M]//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50.

[2]孙崇涛.明人改本戏文通论[J].文学遗产,1998,(5):61-74.

[3]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644.

[4]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N].人民日报,1956-5-18(第1版).

[5]洪昇.长生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

[6]袁宪泼.“攀援”现象与明清小说观念建构[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64-69.

[7]王夔,黄锐烁.安徽灵璧马家皮影戏考述[J].江淮论坛,2015,(3):160-166.

(责任编辑 秋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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