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坤,吴湘玲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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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现代社会的构成性中心。随着流动性社会的来临和全球化的深入，日益频繁的跨国政策转移将地方治理机制连接至全球城市政策共同体[1]，城市间跨区域、跨国界进行治理经验共享，以此应对城市广泛存在的共性难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2009年西方社会提出 “智慧城市”，认为智慧城市是由技术和数据驱动的网络化城市[2]，能够收集社会事实进行编码、赋值、运算和应用，从而形成清晰可见的城市治理图景[3]。自此，智慧城市理念迅速扩散并深刻、广泛地影响全球城市治理实践，新加坡、美国、韩国、欧盟、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纷纷进行制度设计和推出相应的发展战略。

伴随全球性智慧城市建设运动，中国于2013年开展第一批国家试点，旨在探索中国智慧城市建设道路。智慧城市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道路和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部署。截至2018年底，试点数量达300个左右，试点采取 “宽进严出” “先试先行”的原则，范围覆盖东中西部等不同类型的城市，并将经历3～5年的创建期。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智慧城市在疫情防控和应急管理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智慧城市在中国 “遍地开花”并且效能发挥明显，但与此同时，众多研究指出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绩效差异显著，新冠疫情更是暴露出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效果不平衡的问题，是什么造成一些智慧城市实现高效建设，一些城市却没有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