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梅，刘子豪，樊金源，

■法学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扩张及其限缩路径——以1737份刑事裁判文书为样本的实证研究

张海梅1，刘子豪2，樊金源1，2

（1.法学院 西安财经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1；2.一带一路与财经法治研究中心 西安财经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1）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刑法修正案（九）》的新增犯罪，因其第三款与彼罪竞合的从重处断规则，被认为是不纯正的帮助行为实行犯化。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1737份裁判文书的分析，2020年以来此罪呈爆发式增长态势，该趋势应当会继续延续。实务中对所帮助之罪的事实“确认”和“明知”认定的标准过于宽泛，在理论中易受到“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挑战。因此应当对此罪进行限缩解释，只有所帮助之罪的事实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才能确认，与所帮助之人存在“共同的意思联络”才能认定为明知，从而限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打击范围，达到与人权保障相对均衡的状态，并适时对司法解释进行修改完善。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限缩解释；技术帮助行为

“技术本身并不可耻”。“快播案”庭审过程中，当审判长问王欣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有何异议时，王欣作出此项回复[1]。2014 年“快播案”以来，技术帮助行为的罪与非罪问题成为刑法学界、法律实务界和社会公众所关注的热点问题[2]。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犯罪。设立伊始，理论界对此罪的性质就产生了较大争议。有学者认为此罪属于量刑规则，即该条文并不属于独立的犯罪，只是对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类犯罪的帮助犯规定了统一的量刑规则，本身仍需要受制于所帮助之罪[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