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华冬 陈凌云

一、引言

文化是沟通民心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文化传播面临内在自我更新和外在多元语境的双重困境。内在方面,适应现代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前提,跨文化传播亦如此；外在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迥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造成了复杂的环境和信息需求,为跨文化传播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传统跨文化理论曾经尝试找到多元文化交流和弥合的可能性,即通过划分文化类型,如爱德华· 霍尔所提出的高-低语境文化、吉尔特·霍夫斯塔德提出的六文化维度,进行传播的转型与适应。但上述划分并没有脱离开带有明显西方中心主义的特征。①同时,随着全球人口流动的加速,人们普遍体验着交往,感受着文化认同与对立的交织反复,全球化时代的人格体验趋于融合。人类文化已经不能以简单的全球概念予以均质化、同一化,也无法再以一个恒定的国家或地域作为身份归属和认同的恒久坐标。②

因此,传统的跨文化传播视角显然不能帮助中国传统文化从“他者”视阈进行更好的自我进化,也无法应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传播所面临的多元语境。面对传统跨文化传播理论困境,学者单波提出跨文化传播可能在逐步转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传播关系是如何形成的？这种传播关系如何可能通向平等且互惠的关系？③由此,“关系构建”而非“传播达成”的跨文化传播理论转向逐步浮出水面,并正走向越来越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