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 锋 张 峰

媒介不是技术,不是器具,我们在发明媒体的同时,媒体也发明了我们。“传媒与工具和机器不同,工具和机器是我们用来提升劳动效率的器具,而技术的传媒却是一种我们用来生产人工世界的装置,它开启了我们新的经验和实践的方式,而没有这个装置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通达的”,“媒介的魔力在人们接触媒介瞬间就会产生”,这“魔力”即是媒介作为一种“装置将诸要素聚集在一起的某种生成”,是诸要素“安排、组织、装配在一起的”创生过程。“生成”不是共存,而是一种转化,各自在媒介中成其所是,形成一种全新的样态。①这全新的样态是什么？不同时期的媒介对应何种不同的样态？对此,麦克卢汉用部落文化(口头文化)、脱离部落文化(拼音字母和印刷)、重返部落文化(电子媒介)来阐述不同的文化形态,在电子媒介时代:“口头文化在我们的电子时代复活了……希腊人从口头走向书面,我们从书面走向口头。”②

部落时期的口头文化与电子媒介时代的口头文化有何不同？对此,沃尔特·翁(Walter Ong)提出了两个极具解释力的概念“原生口语文化”和“次生口语文化”。原生口语文化是文字未产生和被使用之前的文化,或者说,就是不知文字为何物的文化,“我将毫无文字或印刷术浸染的文化称为原生口语文化”,具有“附加而非附属”“聚合而非分析”“冗赘或复言”“保守或传统化”“贴近人生世界”“带有对抗色彩”“移情的和参与式的”“衡稳状态的”“情景式而作抽象的”等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