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婷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文明交流互鉴逐渐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交往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是这一理念生成的主要来源。在对待不同文明时，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从理论上坚持了守与变、同与异、情与利的辩证逻辑，从实践上探索了构筑多元主体参与格局、畅通合作共赢渠道、打造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具体路径。深入探析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对全面认识中外文明及促进文化多样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文明交流互鉴;文化多样性;中华文明

中图分类号：G125;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1）02-0111-06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59这表明，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促进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新理念、推动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新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创新性。

党的十九大、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均涉及文明交流，这是放眼更为广阔的地域、坚持从人类整体性视域，来看待不同民族或族群所创造的各种独特文化，以强调民族文化间应有的平等性与包容性。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是对以往文化传播思想的继承性发展。相较而言，“文化”更具民族性，“文明”则有广阔的地域意味。文化传播更多强调地域文化主动地“走出去”，以提高与经济、政治实力相辅的文化软实力，增强国家影响力，而文明交流互鉴更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人类文明的整体性，主张在相互交流中实现多种文化的融合及文明的创新与共同进步。但是，由于民族国家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国家形态，有时候文化与文明是重叠的，所以在无明显区别时文化与文明在词义上也可以互相替代。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语境探析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来源、辩证逻辑与实践路径。这对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华文明、看待世界文明，促进人类文化多样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鑒的理论来源

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回应的是人类文明如何共存共进的基本问题，其生成离不开对已有理论的借鉴、继承和发展。

（一）源头活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交往的理念

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致辞中讲到，中华文明中儒家的“和合”理念与“上海精神”有很多相通之处，前者主张“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后者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强调求同存异、合作共赢。[2]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在对天人关系、人际关系的思考中，产生了以人为主体把握世界的独特交往观。如，《论语·学而》所云“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强调的是人际关系中的交友之道，而以“仁”为核心价值、以“和”为最高道德原则的儒家思想，讨论的就是“从人从二”，即如何处理好人的关系，实现人与人相互亲爱。再如，《庄子·田子方》所云“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自然规律感悟、升华而形成的哲学认知。习近平谙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交往理念，并据此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对外文化交流范式：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习近平引用《三国志·夏侯玄传》中的“和羹之美，在于合异”，表明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3]543;在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时，又以《礼记》中“讲信修睦”作为缔结中盟合作条约的准则[4]292，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人常推及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以便达到以情感调和文明冲突的效果。

（二）时代诠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交往的思想

离开了人，文明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交往的状态决定了文明交流的程度。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5]，这一认知来源于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人类交往理论。“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一定条件下的交往，而不是单纯的个人交往。”[6]所谓“一定条件”，表明了任何交往都不仅仅是单个人之间的交往，也并非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与人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与生产力状况有关。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交往表现形式构成了一个有联系的、不断调整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序列。依据马克思的划分，这一序列具体表现为三大阶段的依次更迭。[7]

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换句话说，早期人类交往受制于自然界及自然分工，处于相对分散的状态，文明的交流范围和程度受到极大限制。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决定了商品经济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8]。马克思关注到了资本主义世界性市场的发展以及全球范围内东西方民族国家间的交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替代了。”[9]404然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交换看似公平正义，其实质却是以相互掠夺为基础的。在国际交往中，发达资本主义不惜发动战争，采用殖民统治、暴力形式追逐利益。第三阶段，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及社会生产能力的极大提升。在这一阶段，

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都会成为全民族的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9]404。习近平多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从整体上看待人类文明，通过推动人类文明在深度和广度上的交流，试图改善人类文明相互冲突的现状，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向着人类解放的崇高事业前进。

（三）继承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近代以降，西方列强的枪炮、毒品、制度排闼而来，孱弱的中国被迫踏上了艰难的救亡图存之路，同时自守一方的与世隔绝状态也被打破。所以，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不得不回答并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如何交往的问题，这关系到中华文明何去何从，也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走向。新时代中国的文明交流互鉴，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也结合时代新情况，按照中外文化交往中存在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路与线索，提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新理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与实践性品格。

1940年，毛泽东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认为要保持民族特性，就需要“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进而又指出，要辩证地看待外国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和形式主义两种错误倾向。[10]这些论述，也体现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用“源”与“流”分别比喻人民生活实践与中外文化成果，并坚决反对“对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11]。1985年邓小平科学分析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是不可能的。”[12]新千年伊始，江泽民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指出：“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13]同样，2005年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向全世界呼吁：“应该加强不同文明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4]结合新时代国际环境的变化，习近平勾勒出了不同文明“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3]544之理想图景;在此基础上，又开创了一条以“一带一路”为依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向的文明交流互鉴之路。

二、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辩证逻辑

较之于文化传播或文化软实力着眼于提高国家影响力而言，文明交流互鉴很大程度上着眼于维护人类多样文明，注重多种文明共同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不分畛域、谐和万邦的态度对待全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以充分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打开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空间，以世界主义情怀构建起了具有辩证色彩的文明交流互鉴观。

（一）“守”与“变”的呼应：促进民族特征与时代精神的双重奏鸣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1]44这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既继承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的主张，表明了他辩证看待文明交流互鉴中坚守与变革的关系。

一方面，“以我为主”是文化自觉迸发与文化自信重建的体现，也是我们开展对外文化交往工作的底气和风格。习近平特别重视民族文化所具有的标识性价值，也很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社会建设各方面的智慧，提出“本国本民族要珍惜和维护自己的思想文化”[15]，坚守民族的根与魂，同时不负时代的要求，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创造转化、创新发展、弘扬传播。从国际范围来看，全球化的不可逆性必然会带来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文化大格局，但从主权国家长远利益和发展计，坚守民族文化特色、传承文化基因应始终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而“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自己的精神命脉”[4]164。习近平基于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影响力扩大、人民在百年奋斗中赢得尊敬等现实条件，在新时代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中坚持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以文化自信筑牢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16]，以更好地弘扬中国精神。

另一方面，“兼收并蓄”意味着文明交流互鉴要善于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习近平对此也提出了要求，“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4]156。2014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中依然坚持“文化包容”，主张尊重一切文明成果、珍惜一切文明成果，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是对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往来的新趋势作出的正确判断，目的在于通过与其他文明持续交往，形成更具有世界影响力、广泛传播力的中华文明。

（二）“同”与“异”的契合：实现同向而行与和而不同的交相辉映

面对世界各国文化上的隔阂与差异，中国始终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同时也倡导要凝聚共识、携手前进，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同向而行，这是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另一个鲜明特点。

一方面，文明交流互鉴坚持和而不同的品格。《孟子·滕文公上》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文化多样性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人类缔造的各类文化，发展程度與表现方式虽不尽相同，但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都为人类不断进步作出了贡献。为了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习近平主张“理性处理本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差异，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

[15]。不同文明间的差异及隔阂不应成为文化之间交流互动的障碍。[17]对此，中华民族“和”这一价值理念早已提供了价值指引。在欧洲学院演讲时，习近平用“茶的含蓄内敛”与“酒的热烈奔放”分别指代东西方文化，说明两者是可以兼容的，中国的“和而不同”与欧盟“多元一体”也是殊途同归，指向人类文明之花竞相绽放的目标。在中阿合作论坛上，习近平表示，“毫不动摇支持阿拉伯国家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反对一切针对特定民族和宗教的歧视和偏见”[4]315。对于“一带一路”建设，习近平也反复强调应加强人文交流、民心相通，在沿线国家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3]502这样，习近平“和而不同”的文明交流互鉴观，就与西方长期以来所推行的功利主义、地缘博弈的老套路完全区别开来，开创了合作共赢的新模式。

另一方面，文明交流互鉴也把“同向而行”当作明确的奋斗目标。文明交流互鉴“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的逻辑终点是“美美与共”，即坚持包容对话，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习近平多次引用《礼记·中庸》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告诉我们，

只有在尊重多样性、差异性的前提下凝聚彼此的价值共识，才可以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携手共进，实现全人类文明的共存共生。

（三）“情”与“利”的互化：坚持“亲诚惠容”与合作共赢的并驾齐驱

文明交流互鉴不仅会使各国达到情感上的相知相亲、民心相通，也会促进各国在物质上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在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中，“以情促利”与“以利换情”，情与利高度统一，是习近平辩证思维的又一生动体现。

一方面，习近平认为文化具有沟通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民众感情的独特优势。“如果说政治、经济、安全合作是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刚力，那么人文交流则是民众加强感情、沟通心灵的柔力。……文化在增进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方面可以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18]这种文化柔力体现在中国对周边外交坚持“亲诚惠容”的理念上，也体现在熏陶人、感染人的结果上。在“一带一路”建设上，习近平更是以民心相通为起点，主张通过文化年、艺术节、研讨会、智库对话等文明交流途径，拉近心与心的距离，促进国际和谐关系的建立。

另一方面，坚持合作共赢，构建互利互惠、利益共享的国际格局。随着人类相对距离的无限缩小，大家越来越生活在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人类日益疏离、背向而驰的发展模式是不可取的，应倡导综合、团结、可持续的整体性思维。习近平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是坚持各国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探索。他曾承诺，始终要把中国的发展纳入世界潮流之中，“中国将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同周边国家深化互利合作”[3]547。可以看出，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兼顾情感与利益，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式。

总之，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贡献了处理不同文明关系的中国智慧，具有鲜明的辩证性，

即坚持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强调和而不同与同向而行、提倡“亲诚惠容”与合作共赢等。这些新理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完善，也是指导新时代开展对外文明交流工作的依据。

三、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路径

在对已有理论借鉴、继承的基础上，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创新，还从实践上进行了探索，彰显了明者因时而变的务实品格。

（一）构筑多元主体参与的文明交流互鉴格局

文明交流互鉴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包括国家层面的外交往来，还应该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参与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间的互动。多元主体理念下的文明交流互鉴，不能仅局限在政府的文化宣传部门，而是要由包含外事、商贸、教育、旅游、体育等多领域的庞大队伍来实现。

具有国际行为的实践主体都应当参与到文明交流互鉴中。比如，2013年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明确指出，“要促进青年、智库、议会、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等的友好交流”[4]294，增进人民了解和友谊。对此，他更多强调了以下主体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作用。其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习近平曾多次提出“加强智库对接”“发挥智库作用”，十九大又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关注智库对外交往与传播的“公共外交”功能。在当前国际环境中，中国特色智库应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往的重要战线，通过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开展跨国议题的政策研究、开展研究成果交流，从而增强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与感召力，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掌握国际文化交往战略的主导权。其二，青年文化使者。习近平提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加强各國议会、政党、民间组织往来，密切妇女、青年、残疾人等群体交流，促进包容发展”[3]514。2016年，他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演讲时又提出，中国将提供阿拉伯青年领袖培训名额，培育中阿友好的青年使者和政治领军人物等，[3]465鼓励青年群体在中阿文化交往中发挥主体作用。其三，海外华人群体。近千万人构成的“大海外华人圈”一直关注着中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2018年5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发布的数据显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与大约84%的海外华人群体态度高度契合，89.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与中国的命运休戚与共，80%以上的海外华侨华人表示愿意发挥“桥梁纽带”作用。[19]海外华人圈鲜明的特征，如成员身份的多重化、地域空间的流动性、民族关系的联结性，决定了这一群体在海外传播中华文明时更具有话语效度与实践深度，因此，海外华人圈也应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力量。

（二）畅通合作共赢的文明交流互鉴渠道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往，目标在于“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恶”，彼此要多拆墙、少筑墙，把对话当作黄金法则用起来[3]461，以创设有利于文明交流互鉴的多种途径。

1.构建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

公共利益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的总和”[20]，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性。这表明共同体的聚合或多或少追求一定的公共利益，并且共同体被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所成全。“一带一路”倡议发轫之初即决定其致力于构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反过来说，文明交流互鉴需建立在有共同利益的共同体之上，多元文化互动也需构建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习近平多次论及的：2015年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时他指出，“坚持开放包容，积极开展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对话和交流”[21];同年在联合国总部，他主张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交往新路[3]523。

中国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交往的指导原则，深化人文合作委员会、文化联委会等合作机制，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会晤、中国—中东欧等国家间的文化磋商，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与合作的长效机制，形成和而不同、相互补益的文明交流互鉴模式。这种伙伴关系延续了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努力克服文明冲突，颠覆了资本主义对外文化交往中对他国文化的浸透、掠夺等文化霸权式的陈旧理念。

2.完善多元文化交流的平台

长期以来，中国始终保持着与其他国家定期互办文化节、文化日的传统，如中俄每年共同举办“中俄文化大集”活动，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共同举办文化论坛、图书展览、文艺演出等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此类合作筑牢了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民意基础，使文化互动落地生根、遍地开花。

除此之外，习近平深刻认识到“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之势，“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相隔万里的人们不再‘老死不相往来”[22]。技术与人类本体不可分离，数字中介改变了每个网络用户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认知：空间变成了电子间距的，而时间变成了电子在场的。习近平秉持开放的发展理念，表明“中国愿通过互联网架设国际交流桥梁，推动世界优秀文化交流互鉴，推动各国人民情感交流、心灵沟通”[22]，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22]。2016年文化部关于“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也提出逐步建立丝绸之路文化数据库，打造公共数字文化支撑平台的目标，可谓数字化把多元文化交往平台建设置于一个新的量级之上。

（三）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

多元文化交往加深、合作共赢成为基本状态，然而这并非等同于世界各国能够平等地分享话语权。西方唱衰中国的“崩溃论”“威胁论”“历史终结论”，乃至美国智库炮制“锐实力”概念来抹黑中国等一系列事实，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缺乏客观、理性、充分的认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处于劣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偏见，但中国惯于用对内宣传的语言、模式、思维解决对外文化交往的问题，也是另一层原因。因此，如何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关键。

其一，坚持中国叙事模式的主体身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解决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问题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发展理念、“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大国关系等，这些都需要我们以主体的身份，主动地、及时地向世界讲述清楚。同时，坚持中国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主体性，不能只对世界讲中国的“好故事”，而是要用“好的方式”来表达中国的现实。习近平身体力行，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始终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地向世界展示最真实的、最真诚的中国。在2015年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习近平坦言“中美两国难免会存在一些分歧”。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墨西哥参议院等多个场合，习近平也清楚地表明“让13亿多人民都过上富裕的日子，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基本国情，使世界了解当下“理论中的中国”与“发展中的中国”。

其二，推动本土原创性概念的国际化表达。从理论上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仅要形成规范科学的学术概念及结构严密的逻辑体系，还要“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23]，也就是说，文明交流互鉴要建立符合人类文明进步趋势并为世界人民所理解的话语体系，要在符号互动中实现创造。习近平在多次对外交往场合中，坚持“中国立场，国际表达”的表述原则，聚焦中外文明的话语共同点、利益交汇点及人类共同价值等。譬如，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的话语表述之所以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揆其缘由，是中国梦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需求相契合，与世界梦相联通。习近平在外交活动中把崇正义、尚和合等中华文化基因，阐发为互利共赢、义利相兼的国际准则，展现了豁达开放、包容大度、公平正义的大国形象，从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其三，打破孤立的语言环境，探寻中外文明的历史勾连。向世界介绍中国，既要讲特色的中国，也要讲全面的中国;既要讲古老的中国，也要讲当代的中国;既要讲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讲中国的人和文化。在出访其他国家时，习近平善用中外典故、从小处着眼讲述两国交往史实，极大地勾连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历史长河中的情感，增添了真情实意，激发了文化共鸣。在印度尼西亚，习近平借杭州老人为印尼灾区捐款的故事及汶川地震时印尼人民为中国伸出援手的事实，生动描述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在法国，他回忆了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老一代领导人赴法求学的历史。每一个个体都是与时代相关联的，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中应善于选取两国具有典范意义的人物、地点和事件，发现平凡民众的人生经历或命运流转所折射出的国家、社会、时代的巨大变迁。

总之，当前中国进入新时代，与世界各国的竞争、合作日趋频繁，中华文明与世界多元文明的交流互动也日趋频繁，这需要深刻认识国际国内环境的新特征，摒弃文化冲突论，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理念，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同时积极借鉴各国出现的新思想及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以培育更加多样的人类文明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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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 玲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Exchange and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in the New Era

WANG Ting

（College of Marx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thought of exchange and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arxism thought on human intera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major sources of this thought. In dealing with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the thought of exchange and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in the new era theoretically adheres to the dialectical logic of defense and chang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and sentiment and benefit. In practice， it explores the paths for building a pattern of multi participators， unblocking win-win cooperation channels， and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foreign discourse systems. The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exchange and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in the new era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ing Chinese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s and promoting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s.

Key words：exchange and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cultural diversity; Chinese civilization

收稿日期： 2020-10-31

修回日期： 2021-01-20

基金項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2020Z427）

作者简介： 王 婷（1991—），女，陕西咸阳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外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