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露 张诗亚

【摘 要】苗族贾理的传承提供了反思少数民族原生形态教育的新视角。在主流文化尚未大规模进入前，西南少数民族有各自文化传承的内容与方式。本文基于黔东南州丹寨县的田野考察，在历史语境背景下、从苗族贾理传承的形式和内容两个维度论证其补充儒学教化而成为苗族传统社会内部的“官学”，尤其是贾师办班授贾形式因其正式性、目的性可视作苗族特色“私塾”雏形。西南与中原同属一个文化共同体，贾理融通转化儒家思想，在育人、传承地方性知识和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了民族文化的教育功能。于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重审典型民族文化教育活动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苗族贾理;“官学”;文化教育;共同体意识

【作 者】龚露，凯里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博士。贵州凯里，556011。张诗亚，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400715。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1-0089-0011

一、问题的提出

每个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对自身文化的传承，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又实现其对族群的教育功能。历史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多数都没有在本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创生相应的制度化教育，所以主流文化尚未大规模进入以前，即基层官学体系健全之前，各民族原生形态的教育是维护族群发展的重要途径，苗族作为西南地区典型少数民族同样如此。在清廷开辟苗疆“改土归流”之后，苗族呈现出传统社会鼓社—议榔—理老/贾师“自治”与官方治理两种交织并存的状态，这为“苗疆”文化提供了生存发展空间。苗族没有原生文字，主要依靠口头方式传承本民族文化，贾理（苗语Jax Lil）就是流传在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苗族聚居区的口头经典文化，包含苗族文学、史学、哲学、法学、民俗学、自然科学、巫学等地方性知识的“百科全书”“法典”[1]2。贾理在苗族传统文化生态中处于核心地位，相当于苗族“官学”，从精神信仰到衣食住行皆有体现，主要运用于祭祀、仪式和解决纠纷等场合，具有神圣性、严肃性特征。本文基于贾理的传承形式与内容两个维度阐述其在苗族传统社会中发挥的教育功能及其当代传承意义。

贾理作为苗族代表性“活态”传承口头文化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纵观当下研究成果主要有两条贾理研究路径：一是文本分析;二是贾理的功能性角度研究，具体内容集中在这几方面：首先是从哲学、文学等视角剖析贾理，认为其蕴含丰富的伦理观、自然观、宇宙观，且在行文中运用了多样化的文化表现手法，具有文学研究价值。[2]二是从习惯法[3]和社会管理角度[4]分析贾理在苗族社会中的功能发挥，也是贾理研究中的主要视角。相较“静态”文本分析，该研究途径一般通过田野考察“活态”贾理存在价值。此外也有少数学者讨论了贾理的教育价值。[5]三是对贾理相关仪式细节的描述，[6]以“非遗”视角探究苗族贾理的保护传承。[7]上述研究从不同学科视角呈现了苗族贾理多样化的研究价值，为明确本文研究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不过也还存在进一步丰富研究的空间，一方面已有研究多从各自学科，尤其好从法学视角展开探索，割裂了贾理存在的系统样态，人类学视角全面展示贾理原貌有待加强;另一方面贾理在历史时间轴中的地位不够凸显。因此，本文立足于历史语境重新审视苗族贾理在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中的价值。

当下贾理流传的核心区在丹寨县，呈现出以丹寨为中心东向雷山、北朝凯里辐射状。笔者于2018年11月至今非连续性地在丹寨展开田野考察，尽可能丰富与贾理相关的仪式和传承活动。文中凡未明确注明出处的材料均来自上述田野考察。文中涉及的贾理代表性传承人均已在各级官方“非遗”网站中对外公布，所以沿用真名。丹寨县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南部，地处雷公山西麓、清水江上游。丹寨古名为“八寨”[8]2，苗语古称“方尤”（苗语fangb yub）“押昂”（苗语yax vangb），“方尤”直译为蚩尤部落后裔居住的地方，至今丹寨境内仍保留众多“尤”发音的地名。据政府官网数据显示，黔东南州苗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43.3%，约209万，[9]是我国最大的苗族聚居区，丹寨县苗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78.78%，约30万。[10]相对集中的苗族人口分布为贾理传承提供了重要基础。

二、贾理成为苗族“官学”的历史背景

贵州官学教育发展起步较晚，此地各少数民族文化补充官学教育的不足而发挥了重要的“自我教育”功能，贾理就相当于苗族传统社会内部的“官学”教育。

据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黔记》：“元以前，黔故夷区，人亡文字，俗本椎鲁，未有学也。黔之学自元始，元有顺元路儒学，有蔺州儒学。”[11]395“有土司者为熟苗，无官者为生苗”。[12]125由于明代地方官学主要设立在卫所，培养对象主要为驻军和土司子弟，以及极少数“熟苗”精英分子，因此得知所处化外生苗区的“新疆六厅”官学教育及其薄弱。“明终贵州共建有府州县卫司学约60所，其中：司儒学8所，府学13所，县学11所，州学4所，卫学24所。”[13]93其中仅有清平卫学、兴隆卫学、偏桥卫学位于生苗区。与此同时，明朝继承元代的社学政策，将此作为化民成俗的重要内容。

清朝又在明朝的基础上发展了义学，“贵州的义学和一般的义学含义不同。它是清代由官府办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招收少数民族子弟的学校”[14]。清代雍正以前，作为官学教育的社学、义学还仅仅局限于“巨乡大堡”等行政统治所及之处，义学的教育对象还仅针对土司子弟和“熟苗”之“俊秀者”，可见雍正以前社学、义学并没有深入贵州腹地，[15]“生苗区”仍处于“自我教育”阶段。清廷开辟“苗疆”设置“新疆六厅”后广建义学，地方官学教育才逐渐发展到少数民族的乡村生活世界，教育對象也扩展到“生苗”族群。但又由于地方起义与官方认为设立义学会“徒启奸匪之心，难取化导之效”而导致新兴教育机构时兴时废，面向苗疆的义学没有实现“化其犷野，渐知礼义”目的，[16]116～117主要原因为设立义学目的是武力“剿”后的文治安抚与“训课苗人”，加上农民起义引起地方动乱，处于民族地区基层的义学时兴时废。乾隆年间温福出任贵州布政使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认为“且苗性愚蠢，欲其通四书义理甚难，而识字以后以之习小说邪书，则甚易徒启奸匪之心，难取化导之效。应将苗疆所设各社学已满三年者均以无成淘汰，未满三年者届期以无成发回，渐次裁撤”[17]455。于是，苗疆在雍正年间勃兴的义学很快被裁撤甚至无形取消。乾隆末年在镇压贵州各族人民起义后，义学再次作为安抚政策重新掀起兴办热潮。但此后不久咸同起义经过二十年才被清政府镇压，受战争影响，义学或废或毁，学校教育处于停滞状态，贵州义学又一次跌入低谷。[13]238

至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再次处于不稳定状态。换句话说，从唐宋“羁縻”政策、明清改土归流到民国“新式教育”，“苗疆”经历了从“自我教育”向官学教育缓慢变迁过程。但由于基础教育制度不完善、欠普及，使得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功能主要由相应的文化主体承担。所以，由于官学教育在苗疆基层没有实现较好普及，对苗族民众所起的教化作用有限，然而任何族群都有自己文化传承内容与方式，贾理就是“生苗”腹地苗族文化传承的核心。

根据口碑资料得知，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苗族地区尤其是丹寨全境学贾、授贾、用贾的风气仍相當浓厚，人们以懂贾、遵从贾理为荣。“思娘抚养恩，念父教贾情。”田野考察也遇到许多年逾古稀的老人即使不是贾师也都懂得贾理。因此我们可以将贾理当做苗族传统社会一种以家庭教育为基础的“通识教育”形式。目前在出版的贾理文本中几乎看不到汉语借词，根据王凤刚等人考证贾理传承历史，当下形成的版本下限至少在距今约三百年前，主要依据一是在贾理《迁徙篇》中叙述的最后一个迁徙定居地，距今也已有二十代约六百年，二是《村落篇》中据若干谱牒资料可以确证建寨最晚者也有11代约310年历史，三是贾理有述丹寨境内一些在清雍正改土归流前存在而此后已消失的村寨，但改土归流后出现的卫所屯堡地名则没有。[1]2由此我们可以将贾理传承与官学教育在苗疆推行的两条线平行置于同一历史时空视角之下进行考察，探索在官学教育处于“缺位”状态时，贾理作为苗族传统教育形态承担起的民族文化教育功能，从传承形式与内容上实现补充儒学教化而成为苗族传统社会内部的“官学”体系。

三、苗族贾理的教育形态

贾理教育形态指贾理在苗族传统社会中存在的形式与状态，根据教育活动的组织和制度化水平，相较国家层面教育而言，贾理属于非制度化教育，它存在于族群公共生活场域和日常生活之中。“正是因为其天然地、极为和谐地寓于人类的一切活动之中，它才是无时无刻不在以最佳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在完成其教育功能，因而也是最隐蔽、最有力、最持久、最具有支配作用的，从而也是最无法从根本上替代的。”[18]3但如果从苗族出发，贾理因其普遍存在的传承方式与传承内容蕴含的儒家思想则可视为苗族传统社会内部的“官学”。贾理传承总体上并存自在与自觉两种状态，一是以仪式、解决纠纷、对歌娱乐1等生活化为基础的随境式传承活动;二是贾理传承的自觉形式：主要有贾师办班授贾、学徒拜师学贾与家族内部亲子传承三种形式。苗族人自古以来采取各种形式自觉传承贾理是其成为“官学”的关键因素。

（一）“官学”形式：普遍存在的贾理传承方式

田野考察发现，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生的老人即使不是贾师也基本都懂贾理，据他们陈述，很多贾理都传自父辈，白天在田地做活、晚上火塘边烤火的这些时间都是口授贾理好时机。“汉族不离书，苗家不离《贾》”“此是教子《贾》，此是诲幼理。教子去互市，诲幼务稼穑。教子才聪明，诲幼才懂理”。[1]3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贾理在过去的苗族群体中处于“通识教育”地位，同时还是一种闲暇时的主要消遣娱乐方式。因为除了贾理里有众多精彩的神话传说故事外，还能为芦笙会上苗歌对唱提供深厚的“基础知识”，所以仅从择偶交友来说，贾理都是传统社会中每个苗族男青年的“必修科目”。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如今的许多贾理传承人都在当时学成，“当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一大伙人白天种地，晚上就结伴去师父家学贾理，学到夜深还做宵夜吃，大家凑肉凑酒，轮流做饭。”2“我跟父亲学成了贾理，14岁才去学堂读书。”3因此，通过贾理曾经传承的盛况可得知其为苗族传统社会中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

1.贾师办班授贾

贾师办班集体授贾是苗族传统最高效的贾理教育方式，大家同时学习讨论也更易激发学习积极性，可称作苗族“私塾”教育“雏形”，具有明确的教学内容、培养目标——成为合格贾师、考评制度——能够独立完成某项作贾仪式。传承苗族贾理是一件严肃神圣“遵古训”的事，苗族贾理传承人二十世纪在师父的班上学得贾理，当年他们也听师父说如何在师公那里学习，今天这些传承人继续沿用这一传统方式。开班之前要举行拜师仪式，祭司万事万艺之神定拉（苗语Ghaot Dins Lax）。授贾过程中需要贾签，1贾签共12支，师父在传授贾理时按照礼俗“一领众随”，每诵唱一句就从贾棒上拿起一支，扬过后脑，取完后每诵唱一句又放下一支在贾棒上，结束一则时握住所有贾签挞一次，完成一次则代表诵完贾理一小段。当下大多数贾理传承人例如潘玉祥、龙永超、陈炳才等都曾接受过这种教育模式。根据县非遗办提供的资料发现贾师办班传授的地方有龙泉镇、扬武镇、兴仁镇、排调镇，学徒波及范围几乎覆盖丹寨全境，还有部分临县如雷山的学徒。黔东南州文化研究所在集体授贾有代表性的扬武镇扬颂村、兴仁镇台辰村、排调镇岔河村挂牌成立了“苗族贾理传习所”2，现以贾理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潘玉祥举例说明。

潘玉祥（苗名Seeb Wees Xeix），生于1943年，兴仁镇台辰村人，初中文化。1981年至1984年与其他9名师兄弟拜本村贾师潘有富为师学贾，1990年至2005年在广州务工，返乡后一边务农一边做贾师，从他受教育到回归农民身份、成为当地第一批外出务工人员，年老后再次回到农民/贾师的生活方式，每个阶段都刻下了时代烙印。他学贾理的特别之处在于仅跟一位师父、通过四年高强度集中学习获得，师父潘有富和十位徒弟之间在规划贾理学习方面高度自觉自律，几近“制度化”授贾，与传统私塾教育无异，可以视作开班授贾的典型。

根据口述资料可以追溯潘玉祥的传承谱系是杨辇播奢的第四代：第一代杨辇播奢，生卒年不详，龙泉镇卡拉村人，精通贾理;第二代杨幺依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世时八十多岁，龙泉镇卡拉村人，家族传承学得贾理;第三代潘有富（1911年～1985年），贾理传授 班习得贾理;第四代就是潘玉祥。“文革”时期贾理被视为封建迷信受到禁止，“到了1980年，所有都包干到户、责任到人、有吃有穿了，师父讲我老了，贾理也只有我会（同龄贾师都过世），农村政策也放宽了，我都八十多岁，如果不教贾理就失传了。人在世上要讲文明、讲礼貌、讲道德，要晓得做一个人的样子，人要行善，不能胡来。1981年初就邀学徒开始聚集学贾理，邀得了十个学员。”3十位学员中最终学成贾师的只有三位：潘正云、潘玉祥和潘光武三人。4潘玉祥等十人学贾时间集中在1981年至1984年，1985年3月师父潘有富病逝。潘有富是在“必须把贾理传下去”强大信念作用下组织开展的传授班，年老疾病缠身更加促使他和徒弟们披星戴月地学习贾理，万幸的是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历经四年终于学完潘有富能记诵的全部贾理，没有留下遗憾。按照学习贾理的一般传统并不是一年四季都能传授，但是潘有富深感上天留给自己的时日不多，于是实行全年学习制度：农闲时白日夜晚都学，农忙时晚上学，十个人轮班值守当“班长”，每人负责班级管理十五天，这十五天当中要通知大家学习、负责大家的伙食，还要照顾师父。

“十个人，只跟一个师父学。我们一个人值班十五天，他身体不太好，照顾他吃、睡、烤火。冬天冷了大家凑钱买碳，我记得那时候一人出一百五十块钱。他不喝酒，爱抽叶子烟，爱吃甜酒糯米。晚上学到十一点搞夜宵，如果轮到我值班其他人回家后也要继续陪他。四年基本上是坚持一直学，如果有红白喜事不得来都要请假讲清楚，十个如果一半不到就停止学习，但是值班的还是要照顾他。晚上八点要到达，每一个晚上。忙时学晚上，闲时天天都要集中学。那时候师父懂得又丰富，个个都想学，文明又道德，又有礼貌，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相当好，个个都有兴趣。他说要学就学到底，不能半途而废，所以四年能学那么多。”1

大师兄潘正云在《贾师传》的口述记载可窥见当年对师父无微不至的照料：“当时由于师父行动不便，上厕所不方便，我就搀扶他去，并帮他清理下身，衣服鞋子脏了，都是我老伴帮他清洗，每逢赶场，别人都是集市看热闹卖东西，我就在家学习贾。”[19]54因此可以说师父潘有富不畏病魔、坚持授贾的精神反过来也感染了他的十位徒弟四年如一日地学习贾理，最终十位徒弟中成长起来三位优秀贾师。潘玉祥秉承师父教授贾理的精神，在2011年也招收了13位学员组成自己的贾理传习班，每年春节期前大家务工返乡后都进行集体授贾，其中有三位已在2020年申报成为县级苗族贾理传承人。与潘玉祥一样，龙永超、李会堂、王启荣等贾理传承人都有按照传统开班授贾。苗族贾理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针对传承活动有相应资助，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贾理传承。

2.拜师学贾

拜师学贾相对于集体授贾便是“一对一”教學，这种单独受教的形式与集体学贾并不冲突，因为有很多贾师既参加过集体学贾，又接受过单独学贾，历经不同形式的贾理教育最终才成为“集大成”的贾师。龙永超便是先后接受四位师父教诲才成就今天。

龙永超（苗名Eet Jenb Bod），生于1966年，扬武镇扬颂村人。他的学贾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童年时期向父亲学习的“基础阶段”;二是结婚之后跟贾师拜师学习的“提高阶段”。他一共拜过四位贾师学习，曾经对没当过贾师的父亲产生“怀疑”，经与师父“核对”后发现父亲教的并无不同，这才从心底接受少年时父亲教的贾词。龙永超在二十岁、即1986年遵照当地拜师仪式杀鸡正式拜李成芳（约1910年～1995年）为师。“干改的贾，干河的歌”，李成芳的贾就是从干改学来。当时扬颂到党期只有小路可走，快走需近两个小时，龙永超白天干农活，晚饭后打着手电筒翻山越岭走小路去党迁学习贾理，学到鸡叫再徒步回家时天都亮了。他就这样不畏艰辛、坚持了两年，学得贾理中最重要且较长的《扫寨seed vangl》，还有嫁姑娘、接媳妇的仪式念词，以及木料、木匠和柜子的来源等等，后来因为孩子出生、家庭负担加重而暂时改做木料生意。

我：党期离你们家那么远，您是怎么想到要拜李成芳为师的？

龙：我们是亲戚，他是我堂舅，有次他来扬颂做仪式，我在旁边看，跟着学了几句词。我本来跟着父亲也学了点，有基础，一听就会了。他很高兴，说“欸！你搞这个相当快，来我教你，我那边没有哪个爱好这个了。”他见我学得快，还在我家住十多天专门教我。后来我带了大公鸡去他家拜师，喝了鸡血酒，他就正式成我的师父了。学贾理也相当辛苦，像现在吃晚饭了，就走路两个小时，打电筒去学，学到夜深，鸡叫了就回家，回到家睡个把小时就跟老奶2上山做活路去了。我从师父那里学得最重要的《扫寨seed vangl》，那贾很长，学不快，学了半年多，懂了《扫寨》就等于懂了贾理的关键。

3.家族传承

亲子传承是贾理传承基础，围绕优秀的传承人经常会形成特定传承群体，贾师家族里一般都有懂贾的长辈，甚至许多贾师的父亲也同为师父，从小接受贾理耳濡目染的熏陶容易成长为优秀的贾师。王启荣和李会堂都是家族传承的典型。

王启荣（苗名Nrix Sid Wangx），生于1941年，排调镇岔河村人，苗族贾理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所属苗族支系为“短裙苗”，他的祖父、父亲、伯父都先后授其贾理。排调地区近百年来的祭鼓师主要出自岔河村王氏家，王启荣老人的祖父王往播（1888～1955）做过三届祭鼓师，父亲王月祯（1919～1963）做过一届祭鼓师，王启荣本人也当过祭鼓师，王凤刚《苗族贾理》中收录的《祭鼓词》就是王启荣所诵。排调地区苗族鼓藏仪式每13年举行一次，具有严格的仪式程序，对祭鼓师的选择更是慎之又慎。王氏家族三代人都是德高望重的贾师，懂贾之人日渐少去，王启荣也自叹“雷山丹寨的贾理，真正的短裙苗贾理只有我了”。由于王启荣出生在家学渊源的贾理世家，很小就经常看到长辈们念诵贾理、做仪式、或者是为村人解决纠纷。但正式开始系统学习贾理始于14岁，最先跟爷爷学，爷爷去世后和父亲学，父亲去世后再跟伯父学，前后持续了三十多年，直到1988年才正式出师。

李会堂（苗名Wangx Xeed Wees），生于1962年，扬武镇扬颂村人，初中毕业，苗族贾理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由于其贾师身份受人尊重，又接受过一定程度的现代教育，曾连任五届村长。根据家谱与口碑资料，李会堂的贾理师承以家族传承为核心，时间上最远可追溯至清道光年间的先祖李氏十六代李才万，传承到李会堂即属于李氏二十一代。具体师承关系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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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传承一辈传一辈，那时候也没有电视影响，也没有电灯，小时候学苗歌，老人觉得我记性好，就传贾理给我，教我以后做人做正正直直的人，以后讲话有信用、也有威信，所以就学了。我和我哥从小就和父亲（李仁先）学贾理，十三四岁就正式地跟我堂公（李奉三）学。我堂哥也是贾师，后来又跟堂哥学。结婚后我还跟爱人的舅舅学过（王三保），我们这边都说‘干也的贾，干改的歌，舅舅干也人，很厉害，他见我有基础、记性好，又好学，于是专门来我家住了一个月教我贾理。又到二道河寨向徐治荣学得《告多黛榜闹ghaot dob deeb baox nongs》干野寨学得《衬门保家tik bul ghab doux》。我还跟我们村贾师龙海金1学贾。贾师就是这样，喜欢教那种已经会贾理了的，就像一年级学生难教，五年级就好教了一个道理。”

李会堂成为一名贾师与他的家族密切相关，在可追溯家谱的历史上扬颂村李氏都是贾理世家，浓厚的家族文化氛围为其奠定了深厚的贾理基础。据其口述在他个人身上都先后主要汇聚了父亲、堂公、堂哥、舅舅、徐治荣、龙海金等人的贾理，而且学习方式是一种非重复、取长补短模式，最后成就集大成的他。从他妻子的舅舅专程来他家居住一个月教他贾理，以及后来仍向本村贾师拜师学贾之事我们也能看得出李会堂是一个天资聪颖、虚心向学的人。

通过分析几位贾理传承人得知，成为优秀贾师一般需要经历复杂的学习形态，是综合性学习结果，其中家族亲子传承为基础，再根据个人境况接受一对一拜师学习或者参加集体授贾。田野考察发现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生的许多老人都能熟知贾理但不是賈师，因此可以推测过去学贾风气应相当浓厚，这对于培养出当下这批苗族贾理传承人提供了优渥的家族亲子传承“土壤”。

（二）“官学”内容：贾理蕴含丰富的儒家思想

贾理是苗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相当于苗族的“儒学”，是特定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下的思想结晶。由于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共识和相互融通的伦理观念，贾理与儒家思想交叉之处是基于人类社会公共理性基础上的普世伦理，各地区各民族都面临具有相似的生活与道德问题。同时，更重要的是虽处“化外之地”，但自秦统一以来，与中原文化之间的联系交融从未中断。以下将人作为逻辑起点，重点从做人、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族群社会治理三方面探讨贾理内容中体现的儒家思想。

1.关于做人方面

《论语》曰“不知礼，无以立也。”对苗族人来讲，贾则为“礼”，懂得贾理是立身做人的基本准则：“弹墨线才造成屋，懂贾理才做成人。”首先，在苗族人的认识观念中，贾理可以使人达到儒家提倡“智”的境界。“父辈传授子继承，传承父辈的贾理，接续母辈的蜡染笔，传承贾理就明智，接续技艺就多能。”[1]20贾理能够锻炼人的观察、思辨能力，“《贾》拿在手中，理存在胸内，眼力如针利，心智似灯明，明如日出山，亮似月出云，耳能听四面，眼能观四方”[1]21。第二，在议榔事件中最能体现“信”，例如定拉神在黑洞中为男子们婚配，有人因牵到丑女为妻反悔，贾理叙述“话再刚刚说，语才刚刚议，榔牛角的血未干，竹签肉的油还润。抓着臂就要，拉着手就要，哥要成哥妻，弟要成弟媳，成双应地久，配偶应天长，缘分注定于暗室，缘分注定于黑洞。只有换牛的市场，没有换妻的市场，只有换猪的市场，没有换伴的市场。……这样，做活才有收。这样，劳动才有获。”[1]447～450言出必行，履行事先的约定，社会才能正常运转，这与“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20]83表达意思是相通的，只不过贾理通过苗族信仰体系中的定拉神约束个人行为。第三，教人做君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懂得贾理并运用于苗族社会的贾师可以划归为“君子”类人。贾师不论是解决地方纠纷还是为别人祈禳，钱财利益皆非所求，而是“做雾罩山冲，做老护地方，不让船底翻，不让碓窝偏”的一种追求公平、维护地方和谐的道义精神，很多贾师也因此成为具有地方威望的寨老或鼓藏头。“谢他牛工钱，酬他马工钱。牛工钱不要，马工钱不收。但求名传远，只要誉增高。名为人尊重，誉为世奉崇。”[21]35至今贾师一切活动所得误工费皆由主人家根据经济能力随性而为，在田野考察中笔者从未见过贾师讲价行为。“这种我们没有要求，感觉个人做点好事就很值得，从来没要去要主人给什么东西。……一般带巫事的要一点点礼信，杀牛一两斤肉，唱孝歌拿张毛巾，杀猪一斤肉，就行了。”1“以前是一碗米，一块二，现在又十二块，或者是三十六，随便给多给少。”2贾师们至今保持无私奉献的“君子”精神值得当下发扬传承。此外，贾理还教育人们要“宽恕”他人：“气生气有消，水涨水有落。人气三天消，水涨三日落。气话别计较，气语别铭心。别丢家庭破，别弃妻子孤。”[1]226做人勤劳才能富足，不能起盗心，“定拉神就讲，定圣神就说：‘日后你们成家，今后你们立业，脚劳脚有吃，手动手有穿。脚劳是辛苦，手动是费力。脚劳才足食，手动才丰衣。勤劳肚子饱，懒惰眼皮泡。不要做狗盗，不要做贼行。”[1]440总之，贾理教诲人成为懂理、会为人处世的好人，其中相当多的思想道德精神与儒家有相通之处，这是基层官学体系尚未健全时、贾理可以作为苗族社会教育补充的重要基础。

2.关于处理人与人关系方面

人与人关系的处理其实是个伦理问题。我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伦理本位”，“天地君亲师”为五天伦，忠、孝、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处理人伦规则的核心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孔子追求以“礼”为基础的理想社会秩序，强调君主要做仁君，臣子要做忠臣，父亲要慈爱、儿子要孝敬，这种教化在古代社会对稳定社会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苗族传统文化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特别强调伦理道德。苗族文化的传承方式，无论古歌、神话或民间传说，无论理歌理词、巫词或佳理辞等，无不充满着社会伦理思想。”[22]134在传统“生苗”社会中，苗族也创生出一种与儒家极其相似、和谐人际关系的伦理观念，苗族理词记录“公公是公公，婆婆是婆婆，父亲是父亲，丈夫是丈夫，妻子是妻子。哥哥是哥哥，弟弟是弟弟。姐妹是姐妹，妯娌是妯娌，叔伯是叔伯，各人是各人，伦理不能乱。要有区分才能亲切和睦，要有区别才能成体统。”与儒家概括性的“君臣父子”相比，苗族陈述了人们主要涉及的血缘宗亲关系，二者表达的核心理念相通，都强调人的处事原则源于人与人之间身份关系，才能符合“礼”的需求，“成体统”社会才能安定和睦。贾理为了规避“兄妹成亲”神话而列出严厉的兄妹相处禁忌，“央公造人，腊婆制丁。男孩同父养，女孩公母生，同一血管养，共一娘生育。不许哥娶妹，不准妹嫁哥。不听古规说，不信古理申，哥妹犟着嫁，生崽成肉团，养儿成肉块。”[23]169在人与人关系中夫妻关系是核心之一，因此贾理中存在大量关于婚姻的贾理，“日月纠纷”非常具有代表性。因月亮越了太阳的鼓桩、跨了他的墨线、玩了他的妻子，最后“才垂首到脚，才低头认错，拿钱来谢罪，拿银来赔礼，谢辱妻之罪，赔辱妻之礼”[1]96以此告诫后人，规范男女关系。田野考察中贾师也谈到“怎样懂贾理的道理，怎样做人才成人，与隔壁邻居、大姨叔伯、夫妻关系男女关系父子关系，怎么处理。”3可以说苗族贾理将人与人相处的伦理道德规范通过各种经典案例或文化禁忌形式多方面体现出来，并以仪式及口耳相传途径濡化着苗族文化场域的人。

3.关于族群社会治理方面

社会治理是实现族群内部各功能正常发挥、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手段，贾理同样体现了“大同”公平公正的社会理想。社会治理有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教化层面上的人格改良与礼乐教养，二是管理层面上的法制效率与法治正义。[24]苗族传统的议榔制度便是属于社会治理的第二个向度，它依托社会结构中的“三根支柱”[25]得以正常运转，即鼓社、议榔、理老。在议榔过程中传承下来的口头文化议榔辞也属于贾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学界亦有很多人从民族习惯法视角研究贾理的原因，更可贵的是在族群社会治理中存在许多与我国儒家社会治理思想融合相通的地方。儒家的社会治理典范是“大同社会”：“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26]248同样的“大同”追求在贾理“议榔立市”中也有体现：“榔严食无虞，法厉财无忧。巧人缝给笨人穿，壮人做给弱人吃。天不护兽行，地不护盗窃，谁若做兽行，谁若当窃贼，捆他来对榔规，捉他来给众人看，捉来给大伙瞧，定拿他来罚榔，定拿他来游场，众人好以为耻，大伙好以为戒，才不做兽行，才夜不做窃贼，人人安心劳动，个个专心生产，地方才安定，村寨才宁静。”[1]77～79不仅从对族群的治理，贾理还从与自然万物相处中体现了“多元大同”思想，“生虫于草丛，生鸟于树林，生兽于山上，生鱼于水中。生育成百类，繁衍成千种，共生才繁荣，共存才美好”[1]38。“人类住村寨，野牲栖山野，共同建地方，一起立村寨，大家修道路，共同管地方，各地一个样，寨寨都相同。”[23]66在苗族人的生活中，平均主义、集体主义、原始共产主义的精神到处体现，例如俗语“隔山赶肉，见者有份”“一家有事，大家相帮”。[27]贾理也体现了这种原始的平均主义哲学理念。“江山平半分，村寨平分住。平分山砍柴，村邻互开亲，相让母牛守，女儿互嫁郎。陡处同挖土，平处共开田。”[1]451～452苗族人追求的是“公平正直才长寿，稳重求实能安邦”。这些强调公正的社会治理理念与“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具有内在的高度一致性。

以上从个人、人与人关系的伦理以及族群社会治理三方面阐述了苗族贾理体现儒家思想，这三方面并非独立，而是相互交织的有机整体。贾理与儒家思想在多方面存在融合相通，一方面是因为在人类共有事物的处理上具备普世价值，另一至关重要原因是西南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属同一文化共同体，源于地理上相对封闭使得苗族文化逐渐创生出自己的个性，才会呈现出特有的方式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于是在贾理中我们发现继承了如此丰富的儒家思想精髓。

四、苗族贾理教育功能

“一个地方文化的所有部分在所有其他部分的运行中都起到作用，并且還认为每个地方文化都构成一个完整的、复杂的机制。”[28]29贾理是雷公山苗族文化的核心，它既是苗族各文化事项的口头传承，又是苗族文化展开的逻辑起点与依据。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观点，文化是一个整合的系统，“习俗和信仰在社区的社会生活中都起到某种特定的作用，就像活体的每一个器官，在这个有机体的整体生活中都起着某种作用一样”[29]173。贾理能够源远流长至今与它在苗族文化系统中发挥的教育功能密不可分，而这些功能满足苗族社会发展的需求，且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作用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贾理文化结构。

（一）作为苗族“官学”的育人功能

贾理作为苗族的“官学”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从苗族社会层面，贾理是通行的“法典”，精通贾理的贾师往往也是寨老或地方精神领袖，所以贾理可以说是苗族的官方教育体系;二是对于我国地方官学来说，贾理蕴含大量与传统儒家思想相融通的地方，因此从也可以解释为官学系统在苗族地区的“本土化”，这一点也体现出中原文化与西南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由于贾理以自在与自觉两种状态存在于苗族社会，育人功能是它的本体功能。贾理不是独立的口头语言物质形态，它“化”于苗族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们的价值判断、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是每一个苗族人深层次精神追求和严格要求的行为准则。在作为学贾者正式学习贾理时，从语言记诵层面感知贾理对个人行为的指导。当回到日常生活情境，长辈几乎都“通识”贾理，在合适时机利用“古老古代”的经典名言教育小孩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古人所言更有“效力”。尤其是在解决纠纷的场合，“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30]56。贾师或理老熟练运用贾理中关于做人追求待人以仁、和睦共处等古理古规化解民间矛盾，“你俩主人家，你俩当事人，心回和平处，意转到宽处，……要握手商量，要亲密相教，共编一只鞋，同搓一棵绳”[31]215。对旁观者更是一种直观生动的现场典型案例教育。贾理从世俗领域随境式地教育人们求善等良好道德品质。同时，在神圣的祭祀仪式场合，通过仪式的反复性习得贾理传达的地方性知识，又在过渡性礼仪中转化角色，不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因此贾理对于个人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二）地方性知识的传承

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有别于普适性知识内涵，美国文化人类学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明确提出并深入阐释了地方性知识，他认为地方知识的地方性“不仅在于空间、时间、阶级及其他许多方面，更在于它的腔调，即对所发生的事实赋予一种地方通俗的定性，并将之联结到当地关于‘可以不可以的通俗观念”[32]250。还涉及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景（context），包括由特定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33]这既指涉某种具体地方知识形态，更是革新性的知识观念。相对于一个国家中的主流文化而言，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基本都成了地方性知识，是各少数民族在某一地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和智慧结晶。[34]贾理便属于苗族在西南特定自然人文生态系统中、结合本民族历史发展而创生的一种地方性知识，据贾理的存在形态主要涉及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原始宗教信仰等等，囊括苗族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贾理具备苗族文化核心地位。

知识传承也是不断对人濡化、教育的过程，贾理作为苗族属性的地方性知识流传至今，一代代苗族人仪式和祭祀中获得本民族的精神信仰，在日常生活中习得基于自然环境产生的山地稻作生产生活技能方面知识。例如，雷公山苗族把“稻”称为“Nax”，贾理叙述了迁徙的先辈融合干支与苗族“二十八宿”制定历法苗甲子“噶进”（苗语ghab jenf）[1]74从宏观上指导农事生产与日常生活，至今苗族聚居区流行生肖与地支相配、将乡镇赶场日期固定在某个生肖日的生肖场，这是我国传统生肖文化在西南民族地区 “活态”传承的典型案例。[35]贾理还详细讲解开春之后犁田、栽秧、秧苗成长和管理以及秋收的过程，以及关于季节与时令方面等知识，例如将四季划分为冷热两季。“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天，一天十二时辰，一夜有十二时刻，六个月是冬天，六个月是夏天。”还有关于苗族日常用到的度量衡，贾师运用贾理经典解决纠纷的方式方法也成为重要的族群社会治理的地方性知识。总的来说，贾理承载的多样化地方性知识是苗族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升华的文化成果，有效促进了儿童的社会化进程。传承贾理的意义不仅是一种口头文化的传承，更是以贾理为载体的苗族地方性知识对拥有相同民族文化心理场的人的教育。

（三）文化认同教育

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并形成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准则与价值取向，表现为对其文化的归属意识。[36]4关于文化认同教育则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发生的，将文化、特别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作为教育内容，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促使个体对文化的认可和赞许的导入式教育认识和实践活动。[37]34苗族创生了“贾理”文化符号，反过来贾理在传承的过程中也濡化了苗族人，增强了该族群的文化认同。文化都是在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精华基础上发展起来，我国传统地方官学体系虽没有在“生苗”区得到健全发展普及，但西南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同源异流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不可否认，“贾理化”的传统儒家思想与当下仍流行的苗族生肖场就是典型案例，因此传承贾理同时具有双重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教育功能。一方面促进了人们对苗族族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也增进了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共识与认可。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从长远和根本来看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田野考察中还发现很多外显的苗族文化细节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以培养共同体意识。例如很多丹寨苗族的堂屋中央墙壁贴红纸书写四个大字：孔子之位，可以说该现象直接呈现了“共有精神家园”。同时，贾理里掌管万业万艺之神定拉被贾师翻译成客话也称作“孔子”，还言“各行各业都有他的孔子”1，这些现象以“活态”形式阐释了苗族文化的源头在我国傳统的中原文化，同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使用相同为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38]苗族人对贾理的认同，表层是对自我民族文化的情感倾向性认同，深层次更是对贾理融通的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所以，贾理传承具有文化认同教育的功能。

五、结 语

结合历史文献与田野考察发现，贾理在官方教育缺位时作为苗族的“官学”体现族群教育价值，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与逐步发展的官学并存共生，一同发挥育人、地方治理等重要职能。贾理之所以能成为“官学”，第一，贾理是在苗族传统社会结构“鼓社—议榔—理老/贾师”背景下创生的文化核心符号，贾师与懂贾之人受到人们尊重，从价值取向上确立了贾理在苗族传统教育中的“官学”地位。第二，从普遍存在的贾理传承方式分析，具有自觉意识的贾理传承主要有办班传承、家族传承和拜师学习，苗族贾理代表性传承人一般都综合接受了这几种传承方式。除此之外还有自在的传承，例如贾理仪式上的随境式传承等。第三，贾理蕴含了丰富的儒家传统思想，是中原文化在西南民族地区的“本土化”，从内容上可称之为被“苗化”了的官学，在育人、传承地方性知识和文化认同等方面都发挥了民族文化的教育功能。

西南与中原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苗族贾理“活态”传承了历史上中原与西南文化交流的结晶，当代贾理传承对于新时代增强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现代化浪潮席卷世界每个角落，改变了传统社会原有的结构和运行机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39]4。对传统的批判否定造成文化上的断裂，引发文化认同危机。“礼失而求诸野”，我们可以通过对民族文化再审视，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在民族地区“活态”传承能量，从中增强自我认识以提升文化自觉和认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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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 LI： THE "OFFICIAL SCHOOL" SYSTEM IN THE

TRADITIONAL MIAO SOCIETY

Gong Lu， Zhang Shiya

Abstract：Jia Li's inheritanc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o reflect on ethnic groups' original ecology of education. Before the large-scale introduction of mainstream culture， the southwest ethnic minorities have their own contents and ways of cultural heritage.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in Danzhai County of Qiandongnan Prefecture， in the background of historical context， demonstrates how Jia Li has become the "official school" in Miao traditional society through supplementing Confucian education from the form and content dimensions of its inheritance in Miao society. In particular， the teachers'classes on teaching Jia Li can be viewed as the embryonic form of Miao's special private school due to the teaching style's formality and purpose. The southwest region and central region of China both belong to a same cultural community， and Jia Li has integrated and transformed Confucianism and played its educational functions on ethnic culture though educating people， inheriting local knowledge， and promoting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social transformation， re-examining typical ethnic culture-education activities will help to enhance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Jia Li of Miao; "official school";culture education;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李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