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信杉 罗江华 李献庆

【摘 要】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刘三姐”歌谣不仅凸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意蕴，更关联文化共享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等主题。基于文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定位的联结模式，“刘三姐”歌谣跨文化传唱可视为生成“同一个人、共同经验、共性记忆、共同情感”的意义链条，以完成情感共通和共同体形塑的过程。在此意义上，以共性记忆构筑文化共享系统、以共同情感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及以稳定文化基因铸牢共同体意识三者相整合，共同勾勒出理解“刘三姐”歌谣跨文化传唱的理论谱系，为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情感与心理基础。

【关键词】“刘三姐”歌谣;跨文化;共性记忆;情感共通;共同体

【作 者】周信杉，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罗江华，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献庆，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重庆，400715。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1-0117-0009

多年来“刘三姐”的故事及其歌谣在壮乡广为流传。“刘三姐”歌谣传唱不仅凸显各民族跨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意蕴，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延续。在历时性变迁中，“刘三姐”歌谣何以实现跨文化传唱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

滕尼斯指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是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地缘共同体表現为人们居住在一起，而精神共同体意味着人们朝着一致方向、在同一环境相互影响、彼此协调。[1]87概言之，以情感为中介，凝练出维系共同体结构的核心元素，以地域和情感为纽带，产生地缘与精神共同体。由此出发，“刘三姐”歌谣文化不因民族、地域、语言，甚至记忆主体的不同而产生文化阻隔，反而生成了基于“同一个人、共同经验、共性记忆、共同情感”的意义链条，在不同民族、区域间展现其文化包容性，促成其跨文化传唱的路径。更为重要的是，以共性记忆和共同情感交织所形成的稳定文化基因为轴心，产生了地缘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

基于此，本研究以文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定位的联结模式为分析框架，从记忆再现、情感共通与意义追寻的角度探讨共同体建构与形塑图景，以回应“刘三姐”歌谣何以实现跨文化传唱这一核心主题。这不仅给“刘三姐”歌谣跨文化传唱提供广阔前景，亦为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助力。

一、“刘三姐”歌谣跨文化传唱的表象

文化表象是指个体主观文化意识作用于可直观感受的客观现象。“刘三姐”歌谣传唱的文化表象凸显在壮乡各民族群体在歌谣文化熏陶下所形成的一套由形式、内容、仪式等相互交织而成的行为体系之中。其中，“歌圩”活动是群体互动交流的方式载体、家族规约为歌谣传唱提供话语空间、礼俗仪式彰显了“刘三姐”文化基因的重要性。

（一）“歌圩”活动

广西素有“歌海”之称，壮、侗、苗、瑶等民族堪称“喜爱歌唱的民族”。[2]歌谣传唱形式并不固定，可独唱、对唱、小组唱等。以社交和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歌圩”活动是“刘三姐”歌谣传唱最具特色的活动之一。“歌圩”以相互对唱为主，“每场聚众不下千人”，犹如圩市，是谓“歌圩”。[3]8重大的“歌圩”节日通常在大年初一至十五、三月三、八月十五等举行，每逢“歌圩”日，男女老少盛装出席。近年来，广西不同城市的各族群众积极参与诸如“相约民歌湖畔·共眷天下民歌”等活动之中。[4]广西宜州当地，至今流传着这样的曲调“三月初三到宜山（今宜州），到处都有对歌场”。

“歌圩”活动通常在广阔的平台上进行。期间，各族群众相约唱山歌、打铜鼓、抛绣球、抢花炮、舞春牛等，集民俗性、娱乐性、趣味性与艺术性为一体。[5]传唱可根据祖辈传承的歌词文本传唱，也可由传唱者即兴发挥;语言可为汉语、也可为壮语或当地方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数对歌比赛。对歌比赛无固定队伍，多为即兴发挥对唱，对歌者无年龄、民族、性别等限制。两人为一个小组，由两组共4人展开对唱。在即兴对唱中，参与对歌的其中一方需要根据对手所唱的内容即兴应答;对歌双方通过相互对唱，进行生活经验与情感的交流，形成双向互动的模式。在此过程中，一方的歌词内容、曲调等取决于另一方的表现，双方相互影响，互动完成对唱。

“歌圩”活动巧妙地诠释了歌谣传唱中“互动”的概念，旨在强调不同个体间的相互影响。以此为文化表象，通过语言或行动彼此交换与传递信息，使抽象的歌谣文化不再处于个体的主观意识中，而成为个体可直观感受的文化现象。

（二）家族规约

“刘三姐”歌谣文化是壮乡人独特的文化基因，歌谣传唱是人们以歌迎宾、交流情感、传递知识的主要方式。歌谣内容蕴含着祖祖辈辈对生活的独特认知和感悟，从自然景观到农工技艺，从婚丧嫁娶到行为规范，或抒情，或叙事，或咏物，吟唱着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成为家庭道德教育、情感教化的读本和资源。

家族规约涉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等方面，反映出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核心价值观。家族规约是“刘三姐”这个文化符号在群体中不断被认识、并赋予意义的表现。在撷取“刘三姐”文化符号精华的基础上，家族规约以歌词、语录的方式呈现，凸显出祖辈对生活经验的总结与对过错的反思。此类传唱主要表现为口耳相传、口传心授的形式，是上代人“传”和下代人“唱”的互动循环过程。[6]通过平等交流与互动对唱，将传唱内容内化为后辈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实现道德教育与情感教化。

以广西当地流传的风俗歌卷为例，《祖父母教育子孙篇》第四首连唱中诸如“别结怨”“要同心”等字眼，是仁爱诚信、谦和有礼等价值观念的体现。通过潜移默化的熏陶和生动的传唱形式，将这些价值观念内化为后辈的道德认知与行为规范，是“活”的家庭教育形式。在此意义上，“刘三姐”歌谣文化与中华传统美德是价值同构的，是将抽象的价值观念寓于日常表达中的体现。事实上大部分民间流传的“刘三姐”歌卷并非来自“刘三姐”本人所传唱的歌词文本，歌谣内容也只字未提“刘三姐”，而是壮乡人民在对客观事物的内容诠释与意义赋予的基础上，通过“刘三姐”歌谣传唱的形式，将祖辈的生活感悟嵌入日常交流之中，最终凝练出家庭成员，乃至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

祖父母教育子孙篇[3]541～542

第四首连唱

鼓锵锵嘿鼓锵锵 第四件事交代你

交代儿孙要牢记 兄弟之间别结怨

别让外人笑我们 兄弟有事好商量

家里有钱大家用 有酒有肉一起吃

家中有事好商量 兄弟姐妹要同心

父母长辈要孝敬 家中小孩要教育

坏心的人自己住 贪婪的人自己吃

他和别人不一样 兄弟也瞧不起他

乡亲见他如路人 顽童见他就相吵

做工种粮没人理 红白喜事没人请

恰似冤家一起住 天天生事谋算人

回心转意做好人 谁行公道有好报

（三）礼俗仪式

“刘三姐”歌谣传唱还在当地的礼俗仪式中有所呈现。例如，诞生礼、婚礼、寿礼、丧礼等;又如，本民族村寨特有的祭祖、庙会等。

在民间礼俗中，“刘三姐”歌谣内容囊括了民间礼俗的现实样态。以《三月歌》为例，“蒸黑糯拜山”详细描述采枫叶和红兰草等，经舂碎、水煮形成黑、紫等多色染汁，由此传唱“三月逢初三，家家蒸黑饭;三月逢初三，黑糯拜坟山”[7]。这首歌谣记录了当地“五色糯米饭”形成过程。“五色糯米饭”常被视为吉祥如意的象征，同时也是当地群众赶歌圩或祭祖扫墓常备食物之一。

就其象征意义而言，“刘三姐”还被视为“歌仙”或“歌神”。民间所认为的“歌神”其实质是“农神”“田神”的代指，清同治年间《苍梧县志》载：“三娘神，姓刘氏……使治田，歌如故，须臾终亩。”[8]63在此情形下，通过设立三姐庙，以歌调遣神，以求雨水丰沛、五谷丰登。

此外，祈祷仪式也是“刘三姐”歌谣文化的体现。主要表现在男女老少“隆垌”（壮语），即到田垌唱歌，备三牲祭供，举行“弹天”“唱天”“跳天”仪式，以歌祭神，以歌赎“魂”，从而趋吉避凶，以求平安。[8]60～62彼时，民间赋予“刘三姐”歌谣特殊意义，人们对“刘三姐”人物形象的理解与其以歌遣神的“超能力”相联系，汇聚成一种当地固有的信仰。此种信仰深刻影响并作用于当地礼俗和与之相适应仪式之中。

满垌金谷满垌歌

一早唱到太阳落

歌圩摆在田垌里

歌声溢满九条河

二、“刘三姐”歌谣跨文化传唱的特征

从文化表象观之，“歌圩”活动、家族规约或是礼俗仪式均是“刘三姐”歌谣文化的外显形式。歌谣传唱特征可从文化传播、文化交流与文化定位三个层面分析。首先，文化传播从中心到离散的特征，阐明“刘三姐”歌谣传唱的空间场域不断延展，使得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群体相互联系;其次，文化交流形式从个体独唱到群体对唱的特征，强调歌谣传唱实现了不同群体跨文化交流、互动模式的转变;再次，从一个名字到一种文化现象的文化定位，揭示了“刘三姐”这个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承载着当地人的社会记忆，通过歌谣传唱的形式深刻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成为民间传说、民族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

（一）文化传播：从中心到离散

文化传播的实质为异质文化间的交互及融通，即特定异文化场域中个体或群体间的沟通与互动。[9]在复杂的文化传播环境中，各种文化元素互相渗透交融，在不同群体间传递、内化。据悉，“刘三姐”歌谣传唱路线主要以下枧河流域为主线，覆盖至桂中、桂北和桂东北、桂西北等地区及龙江、柳江和郁江流域等多民族聚居区。[10]这些地区聚集着苗、瑶、侗、壮、仫佬等少数民族群体。民间传说所提及的“下枧”可视为歌谣传唱的中心区域，在“刘三姐”与不同民族群体互动交流的过程中，歌谣辐射范围逐渐变宽，传唱路线向不同区域延展，形成一条以下枧河流域为主线的离散传播路径。

在此传播路径中，“刘三姐”歌谣传唱最初是面对面口耳相传的模式。这种模式将传唱活动置于同一时空中，文化传播范围亦备受限制。其次是文字传播模式。随着“刘三姐”传唱影响力变大，民间所流传的三姐事迹、携带“刘三姐”文化基因的歌词内容等被记录下来，以文字读本的形式进行传播。此种传播模式为广泛流传提供了条件。再者，文化传播的离散特征还表现在网络“歌圩”的兴起。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刘三姐”歌谣传唱提供了便利，也加速了传统线下传唱模式的变革。依托信息技术构建巨大的网络体系，网络载体巧妙嵌入歌谣传唱的过程之中，群体互动打破时空边界的限制。其主要表现为，人们通过微信、QQ等平台进行“云”对歌。与传统媒体相比，“云平台”是更亲民、更“民间”的传唱平台。[11]网络场域的传唱模式将分散各地的各民族群众聚集起来，在提升“刘三姐”歌谣传唱影响力的同时，也推动着文化共享进程。

我们可以从不同传唱模式中剖析文化传播路径，即三类模式相整合，共同构成从中心到离散的立体传播形式。其中，“中心”表现为以“刘三姐”为文化符号主轴，歌谣传唱被置于相对局限的时间、空间范围内，而“离散”体现在信息技术兴起而引发的立体式传播路径，歌谣传唱呈现出全方位、多向度交互的发展态势;通过文化符号的传递，拓展不同群体文化共享空间，更易实现各民族群体交往交流交融。

（二）文化交流：从个体獨唱到群体对唱

文化交流与互动是指不同群体互学互鉴互通，使不同文化在碰撞中融合的过程。“刘三姐”歌仙、歌神的形象源于民间传说，为壮、汉、苗、瑶、侗、毛南、布衣、京、彝、水等民族所拥戴，其歌谣传唱涵盖桂、粤、湘、闽等地。[12]民间将其视为不同群体、不同地域文化交流的“使者”。《刘三姐传说》有载，“三妹解音律，游戏得道，尝往来两粤溪峒间，诸蛮种类最繁，所过之处，咸解其语言。遇某种人，即依某种声音作歌与之唱和，某种人即奉之为式。”[13]99由此，“刘三姐”善于唱歌的人物形象被进一步诠释。以上描述清晰地呈现出“刘三姐”歌谣传唱的两点要义，其一，“刘三姐”通晓多种方言、民族语言的优势有助于突破文化交流屏障，也是其与不同群体交流互动的基础条件;其二，听歌群众无民族、地域之分的特征，绘出一个情感共通、文化共享的歌谣跨文化传唱场域的现实景象。

在特定的“刘三姐”歌谣传唱场域中，文化交流具体表现在传唱主客体的转化中，即由个体独唱到群体对唱的发展进程中，该进程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传说中“刘三姐”指物索歌，以歌言事阶段。此阶段歌谣传唱的主体为传说人物“刘三姐”，客体为听歌群众，传唱模式呈现单向线性传唱模式。即指个体独唱抒发情感，赋予客观事物意义的传唱阶段。

第二阶段中，“刘三姐”歌谣不再仅指向个体独唱，而形成“刘三姐”与听歌、对歌群体的互动模式。此阶段的歌谣传唱主客体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传唱模式兼具单向线性与双向互动传唱的特点，即指当传唱对象参与对歌活动时，可作为传唱主体，赋予客观事物意义，并通过口耳相传，将地方知识、生活经验等内容以歌谣传唱的形式表达出来。

第三阶段中，群体对唱成为“刘三姐”歌谣传唱的核心形式。此阶段的传唱主客体界限趋向模糊，传唱模式多以双向互动为主。“刘三姐”歌谣传唱也不再仅仅指向“刘三姐”这个传说人物，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形成文化交流的核心枢纽。在连接地域、民族的基础上，实现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在三阶段传唱进程中，传唱主客体趋向模糊化的转变是促成不同民族群体交往交流、不同文化交融共享的前提。“劉三姐”歌谣传唱集民族特性与团结精神为一体，以双向互动的姿态增进不同群体彼此认知结构与情感基调的相洽程度，促成信息与知识的交互、情感与文化的交流，不仅有助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群体互动交流模式，亦是不同文化兼容并包、异同结合的基础。

（三）文化定位：从一个名字到一种文化现象

对某种文化符号的定位是在对文化之于当代社会影响力、内涵特质、存在状态等因素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勾勒出文化的价值意义系统。[14]有人认为，“‘刘三姐不仅是传说人物，更指向一个善于歌唱、勤劳善良、不畏困难的少数民族形象[15]”;也有人强调，“‘刘三姐出身乡野、心地善良、不嫌贫爱富”[16]，这个指称可以理解为符号的能指。其所蕴含的歌谣文化、民族精神可以视作客体对象，是所指;而对“刘三姐”这个人物形象、故事、传说及其精神的认知、理解与解释则是解释项，是意指。歌谣传唱的过程是通过“刘三姐”这个特殊符号，在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互动中不断符号化与意义化的过程;也是人们凭借历史记忆，将“刘三姐”这个传说人物置于一种意义系统中，人为地赋予这个人物形象意义，追求歌谣传唱意义能指、所指与意指的过程。

“刘三姐”歌谣传唱是个体在社会互动中赋予“刘三姐”这个传说人物意义的过程。从名字到文化现象的转变推动“刘三姐”符号化进程，由兼容并包的文化价值观和民族互聚力所构成的意义系统进一步诠释歌谣跨文化传唱的价值定位。

事实上，至今流传在民间的“刘三姐”歌谣大多并非“刘三姐”本人创作、演唱并传承下来的歌谣，而是具有“刘三姐”文化符号特色、携带其文化基因的歌谣。这种特殊性使得“刘三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所传唱的歌谣内容摒弃单一、固化的曲调与歌词，逐渐成为一种由历史记忆、民间传说和时代精神相联结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凸显歌谣传唱的价值定位，即文化兼容性与互聚性。一方面，“刘三姐”歌谣文化兼容性指向兼容并包的文化价值观，是“自尊而不排他，精深而不封闭”的体现。该价值定位集中表现为一体意识和共性意识，强调了歌谣无边界，传唱无民族、地域之分的特点。另一方面，互聚性表现在歌谣传唱不依赖于某个民族特性，而寻求共识符号、共同情感，以及精神上的归属感。其价值定位背后隐含的是民族互聚力的形成，即不同民族在歌谣传唱的过程中相互吸引，相互依存，进而促成群体内聚与文化认同。互聚力的形成是各民族成员基于共同民族文化和认同意识而形成共同体的基础，也是向心合力的体现。[17]32

三、“刘三姐”歌谣跨文化传唱的内在逻辑

“刘三姐”歌谣跨文化传唱诠释了文化共享系统与共同精神家园对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由此出发，跨文化传唱的内在逻辑不仅体现在以符号、仪式、活动等的记忆遗存中，而且还体现在各民族对“刘三姐”文化认同的情感基础上，而稳定文化基因的凝结最大限度释放了跨文化传唱的潜能，推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

（一）记忆再现：以共性记忆构筑文化共享系统

挖掘记忆资源，构建文化共享系统，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追溯和承接。习近平同志指出，“共享是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18];其中，“全面共享”是就共享内容而言的，文化共享是共享理念中的核心部分之一。当前，不同文化在碰撞中彼此接纳、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存在一个共享视阈带来的挑战与发展的问题，而将文化共享理念应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使其构成“互释”关系，进一步阐明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三姐”是由客观存在的“真实主体”与记忆相交融的文化符号。[19]面对文化共享，“刘三姐”的形象、故事被个体选择、回忆，甚至被改变或虚构。清道光年间的《庆远府志》曾载：“刘三姐”家住下枧村（今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也有人强调“刘三姐”原为罗城天河县人，被其兄推下山，顺着下枧河漂流至下枧村居住;更有传说称：“刘三姐”的出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13]36此外，对“刘三姐”民族身份的争论，亦是不同主体记忆相抗衡的结果。有人回忆称“刘三姐”是壮族人;也有传说称其是汉族人;贺县瑶族更把“刘三姐”尊为民族始祖。[13]31通过记忆再现，不同主体对“刘三姐”文化符号进行信息提取与情景解释，在个体主观情感影响下形成记忆，这些记忆被刻印在不同个体脑海中，是真实的记忆。共同历史记忆对构筑共享文化系统，增强群体的归属感具有重大意义。[20]属于社会集体的回忆虽然发生在过去，但作为一种“历史”知识与概念被当地人传颂，成为一种永恒的存在。[21]

在直观感受文化熏陶的同时，个体对记忆再次甄别与理解，使之具有文化意义。特殊的是，虽然不同区域的记忆主体对“刘三姐”故乡、民族身份仍有区别，但凭借民间对其酷爱唱歌、勤劳勇敢的共性记忆，携带其文化基因的歌谣广泛存在于特定地域的民间节日、群体互动之中。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是“刘三姐”身份模糊性的表现，而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得以民间共性记忆为主轴的文化共享系统得以构筑。这不仅有助于消解文化间的疏离，亦是特定区域群体文化交流与共享的标识。

（二）情感共通：以共同情感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刘三姐”是集地方知识、民族精神与民间艺术为一体的文化符号。符号互动论认为，个体思维是借助某种符号进行的，在此基础上了解符号的意义并深入思考它。[22]115-117同样的符号，会因理解主体的背景与经历不同而产生新的解释意义;即便理解主体不变，在不同时间阶段对同一个符号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符号对个体的影响不在于符号本身，而在于符号对个体的意义;而意义又因理解主体和文化语境等而异。这种隐藏在符号背后，被不同主体所理解并思考可以称作理解主体的自我解释。由此，互动、符号、意义与主体性等可以看作是符号互动的基本要素。符号互动论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讨论“刘三姐”歌谣跨文化传唱的视角。

在文化交流进程中，“刘三姐”歌谣传唱促成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与交流。由于文化语境的改变，“刘三姐”的身份定位具有不同的文化意义，歌谣也在不同个体的自我解释中走向多元与复杂。例如，有人将“刘三姐”视为“歌仙”，认为歌谣传唱是情感交流的基础;也有人将其视作“巫神”，认为歌谣传唱是祈福祝祷的主要形式。这些自我解释的背后离不开一个“根”，即“刘三姐”文化之根。歌谣跨文化传唱正是借助这个“根”，将文化符号置于群体互动、情感交流过程中，让“刘三姐”歌谣成为不同群体不可割舍的情感主线。在情感维度上，认同是个体认可与接受某种现象，并将特定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过程。人们将情感囿于“歌圩”活动、特定的仪式中，通过情感意义建构与符号固化，产生情感共鸣，促成不同群体的情感认同。

一切的关键在于由民间共同记忆所产生的情感共鸣与认同。在广西人们时常用歌谣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歌谣内容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内心真实的声音。[23]作为一种跨文化呈现，“刘三姐”歌谣由于受到汉文化影响较早，歌谣内容都与当地人们的生活、劳动相关。[24]在地缘基础上，通过群体交往与互动而传递的真实声音，极易产生情感共鸣，成为人们情感的重要依托，从而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逐步演化成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情感认同的本质在于在心理上通过唤醒个体对“刘三姐”的记忆，讲求群体记忆的契合与情感认同，从而共同认可并一致接受这个文化符号;在行为上个体通过影响和感染他人，共同参与到歌谣传唱的过程中。

（三）意义追寻：以稳定文化基因铸牢共同体意识

稳定文化基因指涉同一个人，即“刘三姐”这个传说人物，以及给歌谣传唱主客体所带来的同样情感。稳定文化基因的凝结映衬“刘三姐”文化传播从中心到离散、文化互动模式由个体转向群体，以及文化符号定位的特征。稳定文化基因回应的是不同群体共享同一种文化，而共享基础是“同一个人、共同经验、共性记忆与共同情感”的集合体。当前“刘三姐”歌谣传唱已然形成群体互动对歌、盘歌的模式，并在特定情景中赋予客观事物意义，将丰富的地方知识与区域文化通过互动的形式传承下来。极具稳定性的文化基因是“刘三姐”文化得以保持和延续的主因。

当讨论“刘三姐”稳定文化基因时，不是从不变性去讨论的，也并非指其长期处于停滞不变的状态，而是要追溯那些在历时变迁中保持稳定状态的可调节元素，即壮乡群体日常生活中的“歌圩”文化、家族规约与礼俗仪式;民间传说中对“刘三姐”的共性记忆;以及潜在于群体互动中共同精神世界的情感认同。稳定文化基因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受“刘三姐”文化的熏陶而逐步生成与凝结的，虽然在多元文化杂糅的背景下，群体交流互动中对文化符号的解读往往受制于个体文化背景、生活经验、认知模式等因素，个体带有明显的文化杂糅痕迹和印记，极易面临“偏差化解码”的阻碍，但稳定文化基因的凝结在于维系符号的连续性，为文化基因续存提供保障。

“刘三姐”文化中的可调节元素不因文化多元、群体身份差异或个体自我解释的偏差而消失殆尽，反而编织了一个基于“同一个人、共同经验、共性记忆与共同情感”稳定的意义系统，随即凝结为“刘三姐”稳定的文化基因，从而内化为不同个体的共同情感与价值共识，为铸牢共同体意识打下文化和情感基础。

四、跨文化传唱背后的价值愿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塑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刘三姐”歌谣超越时空界限、民族边界、语言阻隔，以共情、团结、交融的方式，系牢群体跨文化交流的情感纽带，形成由共性记忆与共同情感交织的共同体。“刘三姐”跨文化传唱向我们展示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路径，即将歌谣内容嵌入日常生活中，在各民族群体互动的基础上，秉承尊重“多元”与走向“一体”协同并进的价值理念，让个体在歌谣中寻到日常生活中的共性体验与情感联系，以此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形塑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蕴。

（一）地缘共同体建构

不同群体交往交流交融依赖于一定的空间场域，即“共同在场”。“共同在场”强调实地空间中的地理界限，同时它也具有信息互换和情感交流的属性。[25]共同的地缘和生活环境是群体产生自然连带关系的表现，“共同在场”不仅为群体互动提供空间基础，亦为同一空间场域内不同个体的情感维系提供保障。但仅在地理空间的意义上讨论共同体建构是片面的，因为在同一时空内交流互动并不足以构成地缘共同体，还需依赖于共同性文化。

在歌谣跨文化传唱的进程中，文化传播路径从中心趋向离散，无论是在实体空间，或是虚拟空间场域范围中，歌谣传唱的全方位、多向度交互态势，使得不同主体对“刘三姐”的共性记忆演变成特定区域范围内的共同性文化，并逐步形成维系这个地缘共同体的主要纽带，将特定区域范围的群体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本质上看，在特定地理空间范围内，各民族群体虽然因不同的风俗习惯适应于不同环境，但其所接受的是共同文化，所拥有的是对某一特定事物共性的记忆。在文化多元的场域中，“刘三姐”歌谣传唱构筑了地缘共同体，并呈展符合各民族交往互动场域的民间立场。在关照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群体互动的同时，地缘共同体强调不同群体“共同在场”，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避免不同群体用诸如民族、身份、地域、语言、习俗等类型来界定自我，并通过挖掘共性记忆，明晰民间记忆和地方文化的关系体系，激发“共同在场”中群体的共同情感与认识。

（二）精神共同体建构

在以诗或歌的形式所形成的特殊共同体中，彼此素不相识的人们伴随相同的旋律唱出相同的诗篇，[26]139极易产生情感共鸣。在此过程中，精神共同体得以建构。精神共同体所代表的是一种特定的精神实质，即维持一份共同情感，意在指自己所感知到他人的情感状态，与他人产生情感共鸣。[27]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精神共同体建构应当关注各民族认同的文化心理场，在达成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增强文化心理归属感，以维系各民族共同的情感。“刘三姐”歌谣文化是壮乡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歌谣传唱以猜谜、盘问的方式，托物取喻，表达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28]

“刘三姐”歌谣传唱处于跨文化互动的场域之中，该场域具有开放性、兼容性等特点。在不同文化处于交织并存状态的情形下，以“刘三姐”文化符号所形成的稳定文化基因为契合点，通过共性记忆与群体互动，在“倾听”和“对唱”的氛围中促成各民族群体的情感共鸣，使得向心力得到汇集和凝聚，以此消弭不同群体间的差异，化解共同体内的诸多矛盾。与此同时，歌谣文化以抽象的意义系统诠释情感共鸣，指涉各民族群体之间基于相互认同、共同情感而凝聚成的整体，精神共同体得以形成。由此，以情感为内在联系的基点，依托精神共同体的构建来增进各民族互相理解，增强文化自信。这为“刘三姐”歌谣跨文化传唱提供话语空间，为各民族情感黏合与通融提供基础，亦为群体更具深度及广度的互动活动、情感理解成为可能。这个共同体是“刘三姐”人物形象的再现与塑造，也是群体互动中情感的传达与交融的最佳诠释。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形塑

长期以来，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文化形态。[29]“多元”是我国多民族交往交流的体现，“一体”指向以各民族交融为导向，形成环抱在一起、不分彼此、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体。“共同体”一词，巧妙地回答了“个人”如何聚焦到“我们”，“多元”如何走向“一体”。这一理念赋予“刘三姐”歌谣跨文化传唱的双重重任，一方面，“刘三姐”歌谣传唱是各族人民精神活动与情感交流的投射;另一方面，“刘三姐”歌谣传唱有助于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促成共同体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识。

对“刘三姐”歌谣跨文化传唱追溯与理解不能仅靠简单的呈现和追忆，而应将其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明晰中华优秀文化根脉的重要性;在找寻其稳定文化基因的基础上，提供与文化认同和日常生活高度相关的共同体验和情感，重视对彼此深层心理机制的探索，使群体交流更有效。通过正确认识歌谣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激活个体的文化自觉，[30]以此增强个体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打牢各民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心理与思想基础。

从整体视角出发，各民族文化共同汇成中华民族文化，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育不悖。[31]优秀传统文化是无界限的，它不单单属于某一群体，而同属于中华民族这个统一体。同理，“刘三姐”歌谣也不只属于壮乡群体，或传说中的某一个民族，而属于中华民族。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面前，每个个体都是平等的;无论哪个民族，均是中华民族中的其中一员，均可参与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行列之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角度看，如果一种文化仅追求内容承载，忽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塑，那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生势必如空中楼阁。“刘三姐”歌谣之所以能实现跨文化传唱，正是因为吸收了“平等”“包容”的文化精髓，在发挥“多元一体”的思维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稳定文化基因维系情感认同，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刘三姐”文化基因得以长久续存。

五、结 语

与众多中华优秀文化的表象相比，“刘三姐”歌谣内容也许并不华丽，民间对其的共性记忆也许平淡无奇，但恰恰是这些平淡无奇的共性记忆告诉我们，在那些民间传说人物的背后，存在着由共性记忆与共同情感交织所形成的共同体，使得稳定基因得以凝结，不同文化得以交汇融合、兼容并蓄、共同发展。

事实上，对“刘三姐”歌谣跨文化传唱的理解不仅仅是要探讨其文化基因得以长久延续的内在逻辑，更为重要的是透过“刘三姐”故事，挖掘其背后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髓，將各民族优秀文化寓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之中，在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与相互借鉴的基础上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勾勒出地缘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的图景，以此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各族人民成为休戚与共的共同体。

参考文献：

[1]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2] 谢金娇.从民歌到名片：“刘三姐现象”的经典建构[J].民族艺术，2020（5）.

[3] 廖明君，韦丽忠.刘三姐歌谣·风俗歌卷[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6.

[4] 任旭彬.把“壮族三月三”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N].中国民族报，2019-04-05（06）.

[5] 东方木.别样的节日 同样的情怀[N].广西日报，2020-03-26（08）.

[6] 冉红芳.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民间传承问题研究——以广西“刘三姐”山歌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7（5）.

[7] 潘其旭.壮族《嘹歌》的文化内涵——壮族“嘹歌”文化研究之五[J].广西民族研究，2005（3）.

[8] 黄桂秋，曹俏萍.刘三姐歌谣[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9] 徐明华，李丹妮.情感畛域的消解与融通：“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的沟通介质和认同路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3）.

[10] 刘烨曈.新时代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J].人民论坛，2019（33）.

[11] 范小青.基于新媒体、网络社群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以阿昌族、裕固族为个案[J].民族学刊，2020（3）.

[12] 刘文军，宋泉.符号重构与文化认同：时代影像中的“刘三姐”民族文化符號研究——从《刘三姐》到《寻找刘三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

[13] 覃桂清.刘三姐纵横[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

[14] 孙燕青.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视野下的传统文化定位[J].哲学动态，2012（8）.

[15] 龙倩.永恒的魅力[N].人民政协报，2019-10-26（05）.

[16] 高尚学.广西民间艺术刘三姐的主题学研究[J].南方文坛，2020（2）.

[17] 赵世林.百人百部——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论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18]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0（02）.

[19] 覃德清.历史记忆与“刘三姐”多重文化意象的建构[J].民俗研究，2017（5）.

[20] 陈智，宋春霞.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路径[J].民族教育研究，2019（4）.

[21] 李斯颖.壮族布洛陀叙事的历史化与经典化[J].民族文学研究，2018（6）.

[22] [美]乔治·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

[23] 何岩柯，庞井君，袁雍，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现代传承[J].人民论坛，2019（33）.

[24] 梁嘉.刘三姐歌谣文化的重构与发展[J].广西民族研究，2015（5）.

[25] 冉华，耿书培.虚拟社区公共性与“共同在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11-19（3）.

[26]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7] 严庆，梅丽，李志刚.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共情”视角[J].民族教育研究，2020（1）.

[28] 杨海.依托壮族地域特色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认同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8）.

[29] 高永久，王子曦.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条件[J].广西民族研究，2020（5）.

[30] 杨丽萍，覃德清.“千里歌路”建设与漓江流域民歌传统的深度阐扬[J].广西民族研究，2020（5）.

[31] 张前，张晓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践[J].贵州社会科学，2019（11）.

HOW TO REALIZE THE CROSS-CULTURE TRANSMISSION OF

“LIU SANJIE”BALLAD：Researching on The Building of

Community With The Interweaving of Common Memory

And Common Emotion

Zhou Xinshan， Luo Jianghua， Li Xianqing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Liu Sanjie" Ballads not only highlight the connotation of contact，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but also relate to the themes of cultural sharing and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Based on the connecting model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positioning， the cross-culture singing of "Liu Sanjie" Ballads can be regarded as generating a meaningful chain of "a same person， a common experience， a common memory， and a common emotion"， thus to complete the process of emotional sharing and community building. Upon this sense， the integration of following three factors， i.e.， constructing culture sharing system with a common memory， building a common spiritual home for all ethnic group with a common emotion， and consolid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ommunity with stable cultural genes， works together to outline the theoretical pedigre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ross-culture transmission of "Liu Sanjie" Ballad， which has provided the emotional and mental basis for building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nd for consolid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Keywords："Liu Sanjie" Ballad; cross-culture; common memory; emotional sharing; community

〔责任编辑：罗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