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海锋

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和苏轼的《后赤壁赋》都是古代写景散文中的精品之作。聚焦两文，从景物的文学表现到情绪的文学管理，其间既有表达路径的相似，又有文学旨归的差异。从“同”的角度，可一窥传统士人内在的精神同构性、文学创作的外显规律性;从“异”的角度，则能考辨二人身处逆境的复杂心境，以及生命态度的差异。这对理解文本、理解文学、理解人，无疑是有意义的。

其不变者：从作者遭遇到作品情绪发展

柳、苏都是才华卓绝之人，科举之路又都极为顺畅。二人都在21岁进士及第，初出茅庐便一鸣惊人、名噪京城。“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文忠（欧阳修）……曰：‘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士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韩愈、苏辙述记可作当时境况的窥豹之用。

二人早早由科举脱颖而出，却不意味着仕途一帆风顺。时年33岁的柳宗元，在指向改革派的政治清剿中，被贬邵州刺史，未及地，又加贬永州司马，仅永州之贬便历时十年。秉性刚直的苏轼则因与当政者政见屡屡不合，被先后外放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颍州等地。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后，43岁的苏轼甚至被贬到海外儋州。苏轼一生，仅任职为官之地就有十四处之多 。《自题金山画像》中“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句，可谓苏轼一生仕途的经典概括。柳、苏二人的仕宦生涯有着难以忽视的相似性。

《小石潭记》《后赤壁赋》分别是二人于贬地永州、黄州的作品，文字间流露的作者情绪都有一个由乐及悲及恐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