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原 李玉珠

摘要：职业紧张导致的过度劳动问题，对劳动者个体、用人单位和社会经济发展均具有负面影响。以北京地区1 114名全职外卖骑手为调查对象，基于相关理论和文献研究，采用四种问卷考察了心理资本、组织支持感在职业紧张与过度劳动关系中的作用。调查数据统计分析表明，98.56%的被调查外卖骑手存在职业紧张情况，过劳程度处于危险区和高危区的外卖骑手占比为77.65%。相关性分析与回归分析表明，外卖骑手职业紧张与过度劳动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同时职业紧张对心理资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心理资本在职业紧张和过度劳动的關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4.86%。多元层级回归分析表明，组织支持感在职业紧张与过度劳动的关系间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即外卖骑手感知到的组织支持可以缓解职业紧张对过度劳动的影响。基于上述实证分析，外卖送餐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工作要求来缓解外卖骑手的职业紧张，尝试对外卖骑手自我效能、乐观、希望和韧性等心理资本的内容进行开发，围绕情感性组织支持、工具性组织支持、上级支持和同事支持等维度，采取相关措施提高员工的组织支持感，以缓解外卖骑手过度劳动现状，促进外卖骑手群体的身心健康。

关键词：过度劳动；职业紧张；心理资本；组织支持感；外卖骑手

中图分类号：F24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66（2021）04-0116-11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会科学计划资助项目“京津冀流通产业就业结构演化与就业效应研究”（SM201710037005）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 1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第九项重大行动——“职业健康保护行动”明确指出，工作压力导致的生理、心理等问题已成为亟待应对的职业健康新挑战，必须强化政府监管职责，督促用人单位落实主体责任，提升职业健康工作水平，切实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 2 ]。

近年来，我国外卖送餐产业快速发展。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更多消费者将餐饮消费活动向线上转移。伴随着公众对外卖服务需求的增长，外卖骑手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间美团骑手就业报告》显示，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达到398.7万人，2020年1月至3月，新招聘骑手33.6万人[ 3 ]。在外卖送餐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有关外卖骑手压力大、过劳、猝死的新闻也开始进入公众视野，高强度、高压力下外卖骑手的健康状况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相关研究表明，职业紧张与过度劳动呈显著正相关[ 4-5 ]。缓解职业紧张，从而减少过度劳动的发生，是劳动者健康权益保障的重要内容。但由于社会环境、市场竞争、企业管理、组织氛围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缓解职业紧张的措施往往效果有限，很难降低劳动者的过度劳动水平。在近年获得较多关注的心理资本，是个体具有的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可以对个体的情绪、工作态度、工作满意度、个人绩效等产生积极的影响[ 6 ]。组织支持感反映的是员工对组织如何看待他们的贡献并关心他们利益的一种知觉和看法[ 7 ]，当员工感受到来自组织的支持时，其过劳程度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 5 ]。本研究把心理资本和组织支持感作为第三变量，以北京市外卖骑手为例，研究心理资本和组织支持感在职业紧张与过度劳动关系中是否存在中介或调节作用，为探索降低过劳程度、提高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实践活动提供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过度劳动与疲劳

过度劳动指劳动者因超时、超强度的劳动导致疲劳的不断蓄积，且短时间休息无法恢复的状态[ 8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过劳死成为日本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一个严峻的问题。1979年，上畑铁之丞等[ 9 ]首次提及过劳死，并在之后的著作中对其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此后，日本很多学者开始对过度劳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政府部门也给予高度重视。20世纪90年代，日本过劳死预防协会发布过劳死十大信号，包括个体在身材相貌方面的变化，并根据这些变化发生的次数确定了警告期、预报期和危险期判断标准[ 10 ]。2004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劳动者疲劳蓄积度自己诊断调查表》，劳动者可以使用该量表评价自身的疲劳症状和工作状况，根据得分直接判断过劳程度[ 11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欧美学者开发了多种疲劳自评式量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FAI（Fatigue As sessment Instrument）量表和FS-14（Fatigue Scale-14）量表，劳动者可以根据这些量表对自身的疲劳状况进行评定。其中FAI量表包括疲劳的严重程度、疲劳的环境特异性、疲劳的结果、疲劳对休息和睡眠的反应四个维度[ 12 ]。FS-14量表主要用于测定疲劳症状的严重性，该量表有两个维度。一是躯体疲劳，包括对体力、肌肉力量、休息情况的测量；二是精神疲劳，包括对记忆力、注意力、思维敏捷情况的测量[ 13 ]。FAI量表与FS-14量表内容简单，劳动者操作起来非常简便易行，在国外得到了广泛应用[ 14 ]。

我国学者对过度劳动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虽然围绕过度劳动的内涵进行了研究，但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并未对过度劳动的概念达成共识。另外，学者们对过度劳动成因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个体差异、工作特性、社会环境三个层次[ 15 ]。同时，我国学者借鉴日本厚生劳动省自评量表中的条目，设计调查问卷，对高校教师、企业员工、快递员等群体的过度劳动问题进行了研究[ 16-18 ]。

（二）职业紧张

职业紧张又称职业应激、工作紧张，是工作场所中的社会心理因素超出人体调节能力或工作要求与能力、资源、需求不相匹配时，所产生的有害的生理和心理反应[ 19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卡拉塞克（Robert Karasek）[ 20 ]提出了“工作要求—自主模式”（Job Demand-control Model，JDC）理论，分析了职业紧张产生的原因。该理论认为，工作要求包括心理和体力两个方面的要求，工作自主指个体完成任务的方式、地点以及时间等方面的决策自由。工作紧张是工作要求与工作自主交互作用的结果，可以根据这两个维度对职业紧张情况进行判断。

当工作要求与个人自主之间存在不平衡时，就会产生职业紧张，后果之一就是过度劳动。万利和杨河清[ 4 ]对山东省487名高校青年教师的实证研究表明，职业紧张对过度劳动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刘甲坤等[ 5 ]对山东省济南市3家本科院校的418名青年教师的实证研究，再次验证了职业紧张对过度劳动的影响。

（三）心理资本

心理资本是符合积极组织行为学标准的一种核心心理要素和积极心理状态，包括自我效能/自信、乐观、希望和韧性等维度[ 21 ]。资源保存理论认为，个体倾向于努力维持、保护和建构对其有价值的资源，包括个体特征、条件、能量等让个体觉得有价值的资源或获得这些资源的方式[ 22 ]；资源损失会对个体构成威胁，是个体努力避免出现的情况。在遭遇资源损失时，拥有较多资源的个体可以快速恢复，其所拥有的资源会使其有能力获得更多资源。相反，在面对压力时，资源匮乏的个体会竭力投入其有限的资源，经常导致其资源入不敷出，使其资源加速损失，从而陷入损失螺旋（Loss Spiral）中。心理资本是个体所拥有的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近年来，一些遵循“压力→资源→适应”范式[ 23 ]的实证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在大学教师职业压力与抑郁之间[24]、生活事件压力与大学生心理健康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 25 ]，在职业紧张与职业认同、抑郁症状等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26-27 ]。

（四）组织支持感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埃森博格（Robert Eisenberger）等人提出组织支持理论，认为组织支持感满足了员工的心理需求，员工在感受到组织的关心、支持、认同时，会为组织的利益付出更多的努力，在工作中的表现会提升。国内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组织支持感会影响员工的离职倾向[ 28 ]和工作态度[ 29 ]。学者们的实证研究也发现，组织支持感在情绪劳动与相关结果变量的关系中可以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5，30 ]，即当个体致力于情绪管理，力争完成一个公众可以观察到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的行为时，这种行为会影响到员工离职倾向、工作满意度、工作倦怠和过度劳动，而组织支持感可以缓解情绪劳动的这些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学者们围绕过度劳动、职业紧张、心理资本、组织支持感开展了相关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但并未构建起心理资本、职业紧张、组织支持感与过度劳动四者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框架，也未见此方面的实证研究。

三、理论假设

（一）职业紧张与过度劳动

工作要求与个人自主之间的不平衡，可能会导致劳动者职业紧张的出现，进而对过度劳动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职业紧张对过度劳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职业紧张与心理资本

职业紧张使劳动者面临一定的压力。劳动者会竭尽所能动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包括心理资本来应对这种压力。当这种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劳动者的心理资本消耗过大而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时，其心理资本的损失会加快。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职业紧张对心理资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三）职业紧张、心理资本与过度劳动

当职业紧张程度过高、心理资本的损失无法得到有效补充时，职业紧张会对心理资本产生负面影响。如果长期处于不自信、悲观和对未来丧失希望的状态，在面对高强度的工作时，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很容易受损，表现出急躁、烦躁、对工作缺乏干劲、工作能力下降、疲倦等状况。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心理资本在职业紧张对过度劳动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四）组织支持感、职业紧张与过度劳动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劳动者需要投入资源以应对工作中的压力，既包括其自身所拥有的资源，也包括周边环境中可利用的其他资源，组织支持感就是组织所提供的一种资源。当感受到较高的组织支持时，劳动者应对压力所导致的资源损失可以得到一定的弥补，从而减轻自身资源持续消耗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减少身体疲惫感，生理健康水平得到改善。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劳动者感受到的组织支持可以缓解职业紧张对过度劳动的影响。

綜上所述，本文构建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以分析职业紧张对过度劳动的影响为主线，探究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和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以揭示职业紧张与过度劳动之间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理。

四、研究方法

（一）样本与数据收集、处理

本研究以北京市16个区全职外卖骑手（不包括兼职众包骑手）为调查对象，于2020年7月至10月间采用面对面发放的形式共发放问卷1 300份，回收问卷1 254份，问卷回收率96.46%，其中项目完整度超过90%的纳入分析，有效问卷1 114份，有效率为85.69%。调查对象社会人口学特征如表1所示。

本研究采用SPSS 26.0对数据进行管理和统计分析。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测量职业紧张的工具为沙焱等[ 31 ]修订的工作内容量表（JCQ22），测量心理资本的工具为修订后的卢桑斯（Luthans）[ 32 ]编制的心理资本问卷（PCQ-24），测量组织支持感的工具为修订后的陈志霞和陈传红[ 33 ]开发的组织支持感测量量表。从外卖骑手工作的特点出发，本研究对上述三个量表中的个别条目进行了修订。三个量表各题项均采用李克特（Likert）5点计分法，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本研究测量过度劳动的工具为林原等[ 18 ]基于日本厚生劳动省《劳动者的疲劳蓄积度自己诊断调查表》所修订的量表。

1.职业紧张

采用JCQ22对职业紧张进行测量时，本研究选取工作要求和工作自主度2个维度，共计14个题项。其中工作要求由5个题项构成，工作自主度包括技术自主度6个条目和决策自主度3个题项。量表适合大样本人群调查，具体题项如表2所示。依据工作要求与工作自主度两个维度各题项平均值的比值进行职业紧张评价。该比值大于1，说明存在职业紧张；该比值小于等于1，说明不存在职业紧张[ 34 ]。

2.心理资本

PCQ-24量表分为自我效能、乐观、希望和韧性4个维度，共计24个题项，如表3所示。参考以往的研究，本研究以4个维度的加总平均值为心理资本的测量值，该值越高说明个体心理资本水平越高。

3.组织支持感

组织支持感测量量表分为情感性组织支持、工具性组织支持、上级支持、同事支持4个维度，共计16个题项，如表4所示。参考以往的研究，本研究以4个维度的加总平均值为组织支持感的测量值，该值越高说明个体感知到的组织支持水平越高。

4.过度劳动

过度劳动测量量表分为两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调查被测者对疲劳的自觉症状，计分为5个等级，其中0分代表“从未如此”，4分代表“一直如此”，具体题项如表5所示。评价得分等级划分如表6所示。

过度劳动测量量表的第二部分为工作状况调查，得分有0、1、3三个档，如表7所示。评价得分等级划分如表8所示。

根据两部分量表的得分情况，可以确定劳动者的工作负担度得分，如表9所示，该项得分越高，说明劳动者的过劳程度就越高。

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评定上述四个变量测量量表的结构效度，如表10所示，其中KMO值均大于0.5，且巴特利特（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显著性的概率值均小于0.001，达到显著性水平，表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计算各量表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α），如表11所示，克隆巴赫系数的数值在0.818～0.999之间，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很好，可靠性较强。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外卖骑手职业紧张、心理资本与感知到的组织支持调查结果如表12所示。从总体来看，外卖骑手感觉工作要求较高，但工作的自主度较低，有98.56%的被调查外卖骑手存在职业紧张情况。

外卖骑手疲劳自觉症状调查结果如表13所示。疲劳症状为Ⅲ级和Ⅳ级的外卖骑手占总量的70.02%，说明大多数外卖骑手自我感知的疲劳程度较高。

外卖骑手工作状况调查结果如表14所示。工作状况在C级和D级的外卖骑手占总量的81.06%，七成以上的外卖骑手处于不规律工作、深夜仍然工作、没有工作日休息和小睡的状态，由此带来较大的精神压力和身体负担。

根据疲劳的自觉症状与工作状况的得分，对被调查外卖骑手的过劳程度（工作负担程度）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5所示。仅有7.90%的外卖骑手处于安全区，过劳程度处于危险区和高危区的外卖骑手占比为77.65%，过度劳动成为外卖骑手中较为普遍存在的现象。

各主要变量的相关关系如表16所示。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中，仅有年龄与过度劳动相关性显著，其余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平均每日接单数量、平均每日工作时长、职业紧张、心理资本、组织支持感均与过度劳动显著相关，其中职业紧张与过度劳动显著正相关，心理资本和组织支持感与过度劳动显著负相关。

（二）假设检验

1.职业紧张对过度劳动的影响

这里以职业紧张为自变量，以过度劳动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表17可知，F值为319.055，t检验结果显著，β值为0.714（p<0.001），表明职业紧张与过度劳动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H1得到验证。

2.职业紧张对心理资本的影响

以职业紧张为自变量，以心理资本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表18可知， F值为229.691，t检验结果显著，β值为-0.680（p< 0.001），表明职业紧张对心理资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H2得到验证。

3.心理资本在职业紧张和过度劳动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依据温忠麟等[ 35 ]提出的方法，本研究按照以下三步对心理资本在职业紧张和过度劳动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第一步，以过度劳动为自变量，以职业紧张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步，以心理资本为自变量，以职业紧张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三步，以过度劳动为自变量，以职业紧张和心理资本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本文在进行H1和H2假设检验时，已完成第一步和第二步，第三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9所示。F值为342.840，t检验结果显著，职业紧张和心理资本的标准化系数值为0.465（p<0.001）和-0.366（p< 0.001）。结合表17、表18和表19中的数据可知，心理资本在职业紧张和过度劳动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366×0.680/ 0.714=34.86%，H3得到验证。

4.组织支持感在职业紧张和过度劳动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依据温忠麟等[ 36 ]提出的调节效应验证方法，本研究在考虑年龄、平均每日工作时长和平均每日接单数量三个控制变量影响的情况下，首先将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对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20所示。第一步，将年龄、平均每日工作时长和平均每日接单数量作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R2为0.062，说明三者可以解释过度劳动总体变异的6.2 %，且三者都与过度劳动正相关。第二步，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职业紧张和组织支持感两个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R2为0.566，可以解释过度劳动总体变异的56.6%，比上一步增加了50.4%的解释力，且职业紧张与过度劳动显著正相关，组织支持感与过度劳动显著负相关。第三步，加入职业紧张与组织支持感的交互项，R2为0.577，比上一步增加了1.1%的解释力，职业紧张与组织支持感的交互项与过度劳动显著负相关，组织支持感在职业紧张与过度劳动的关系间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由上述分析可知，H4得到验证。

六、结论、贡献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北京市1 114名外卖骑手的抽样调查，本研究对职业紧张所导致的外卖骑手过度劳动问题、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和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外卖骑手工作负担度整体较高，存在着较为普遍的过度劳动情况。本次调查所覆盖的北京市1 114名外卖骑手中，过劳程度在安全区的仅占7.90%，在危险区的占41.74%，在高危区的占35.91%。

第二，职业紧张对过度劳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职业紧张与过度劳动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职业紧张是导致外卖骑手过度劳动的重要因素。

第三，职业紧张对心理资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职业紧张与心理资本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外卖骑手职业紧张水平越高，心理资本水平越低。

第四，心理资本在职业紧张与过度劳动之间的中介作用。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可知，心理资本在职业紧张对过度劳动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职业紧张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影响外卖骑手的心理资本导致过度劳动现象的产生。

第五，组织支持感在职业紧张与过度劳动之间的调节作用。通过多元层级回归分析可知，外卖骑手感知到的组织支持可以缓解职业紧张对过度劳动的影响。即与感知到较少组织支持的外卖骑手相比，对于感知到较多组织支持的外卖骑手来说，虽然职业紧张也会提高他们的过劳程度，但是提高的幅度相对较小。

（二）研究贡献

一是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职业紧张与过度劳动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通过研究指出，高校青年教师职业紧张与过度劳动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4-5 ]，本研究以外卖骑手为例的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职业紧张与过度劳动之间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二是首次将职业紧张、心理资本与过度劳动相结合，揭示出心理资本在职业紧张对过度劳动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以北京地区外卖骑手为例的实证研究明确了职业紧张影响过度劳动的机制，即职业紧张对过度劳动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通过心理资本这个中介变量起作用。

三是首次将职业紧张、组织支持感与过度劳动相结合，揭示出组织支持感在职业紧张与过度劳动关系间的负向调节作用。实证研究表明，组织支持感削弱了外卖骑手职业紧张与过度劳动之间的关系程度。

上述研究贡献对洞悉职业紧张影响过度劳动的路径，并据此开展相关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以缓解过度劳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启示

基于对外卖骑手职业紧张、心理资本、组织支持感、过度劳动四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分析，本研究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缓解外卖骑手的过度劳动现状，提高外卖骑手的身心健康水平。

一是减少外卖骑手职业紧张以降低过度劳动的水平。对外卖骑手职业紧张情况的问卷调查表明，大多数外卖骑手感觉工作要求很高，而工作自主度非常低，这导致职业紧张（工作要求/工作自主度）的分值偏高。外卖骑手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其工作自主度水平不会很高，在此情况下，外卖送餐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工作要求来缓解外卖骑手的职业紧张，进而缓解外卖骑手过劳的情况。

二是关注外卖骑手心理资本开发以降低过度劳动水平。心理资本具有类状态（State-like）的特征及可习得性，意味着个体的心理资本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对稳定且可以被开发的。尽管心理资本开发的实证研究较少，但现有的研究证实了心理资本的可开发性和开发方法的有效性[ 37 ]。从外卖骑手工作的具体情况出发，可以尝试对外卖骑手自我效能、乐观、希望和韧性等心理资本的内容进行开发。

三是提高外卖骑手的组织支持感以调节过度劳动程度。相关研究指出，组织对员工物质和精神上的关心、良好的工作环境、工作保障、培训等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会影响员工的组织支持感[ 38 ]，可以围绕情感性组织支持、工具性组织支持、上级支持和同事支持等维度，采取相关措施提高员工的组织支持感，以调节过度劳动程度。

（四）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以北京地区外卖骑手为样本，分析职业紧张影响过度劳动的路径，研究对象的范围比较窄，可能对研究结论的适用性造成一定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尝试将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劳动者作为研究样本，探索职业紧张、心理资本、组织支持感与过度劳动之间的关系，以进一步验证结论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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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程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Overwork

——Based on a Survey of Take-out Riders in Beijing

LIN Yuan and LI Yu-zhu

（School of Business，Beijing Wuzi University，Beijing 101149，China）

Abstract：The problem of overwork caused by occupational stress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individual workers，employers，an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aking 1114 full-time take-out riders in Beijing as the survey subjects，based on relevant theories and literature research，four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overwork.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survey data shows that 98.56% of the take-out riders surveyed have occupational stress，and the proportion of take-out riders in the danger zone and high-risk zone is 77.65%. The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 that there is a clear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ccupational stress of the take-out riders and overwork，and occupational stress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psychological capital. The mediation effect test shows that psychological capital plays a part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overwork，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accounts for 34.86% of the total effect. Multi-level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organizational support play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overwork，that is，the organizational support perceived by take-out riders can alleviate the impact of occupational stress on overwork. Based on the above empirical analysis，food delivery companies can reduce the job requirements to alleviate the occupational tension of the take-out riders，try to develop the conten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such as self-efficacy，optimism，hope and resilience of the take-out riders，and focus on emotional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instrumentality organizational support，superior support，and colleague support，etc.，take relevant measures to improve employees sense of organizational support，so as to alleviate the overwork status of take-out riders and promot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m.

Key words：overwork；occupational stress；psychological capital；organizational support；take-out rid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