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亮

“古质今妍”问题的讨论最早溯源于虞龢的〈论书表〉：“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然优劣既微，而会美俱深，故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1[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 明津逮秘书本，叶二正。既涉及“古质今妍”与虞龢的书法观，又间接引出了“四贤”位序排名问题。“四贤”排序之探讨是书学史上一个公案，从虞龢到孙过庭，历代围绕着“四贤”展开了诸多历史讨论，而恰是“古质今妍”观念的不同，因此产生了异同的品评标准。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孙过庭《书谱》中所阐发的关于“四贤”排序的理论依据，从而勾稽以王羲之为准绳，并分判“四贤”位序的理路，又可郄视其本身在“古质今妍”问题的思想悖论。“四贤”排序与“古质今妍”思想是书法自觉以来发展的内在需要，这一时期历史文本呈现的思想轨迹，揭示了书法观念自身的建构过程与基本意涵。

一 《书谱》“古质今妍”问题的提出

作为初唐书学之集大成者，孙过庭《书谱》不仅继承唐太宗“尽善尽美”论，而且奠定了以王羲之为中心的审美准则，作鞭辟入里之分析，其论宏旨渊深，不但是对既往书学思想之集成，还为后世书学思想之稳健发展奠定了基础。孙氏关于书法“古质今妍”的思想，不止限于其关乎虞龢论述之反拨，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王羲之“会古通今”与“情深调和”之书法艺术境界的个案考察，确立了书法“古质今妍”思想的一种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