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鲁迅的短篇小说《药》创作于1919年4月，1919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六卷第五号，后收入短篇小说集《呐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被编入了中学课本。小说通过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买人血馒头为痨病儿子小栓治病的故事，表达了“大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这一主题。

鲁迅在小说创作中，善于通过人物的命名来表现作品的主题。短篇小说《药》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小说中的人物也不多，但是可以说每个出场人物都是一个社会阶层的代表；鲁迅在给每个人物命名时可谓匠心独运，每个人物的名字都是作家根据作品内容和主题经过精心熟虑、仔细斟酌而决定的，每个名字不仅极为逼真地刻画了人物形象，而且寓意深刻；细细品味这些名字，不仅让人回味无穷、拍案叫绝，而且能深刻地了解小说的主题。换言之，也只有在读懂了人物姓名的寓意后，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小说的主题。

一、《药》中人物命名

1.姓氏、称谓、指代、指称

小说《药》中人物命名各不相同，有姓名：华大栓、华小栓、阿义；有称谓：华大妈、夏四奶奶、夏三爷、康大叔、驼背五少爷、瑜儿；有指代个体：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人；有指代群体：许多古怪的人、三三两两的人、一大簇人，指代那些同样愚昧、麻木的“潮一般”的行刑看客们。“夏瑜”二字在作品中并未连在一起出现过，但是夏瑜的指称出现7次；不同的人物所使用的指称也不同：夏家的孩子（花白胡子语）、夏四奶奶的儿子（康大叔语）、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语）、这小东西（康大叔语）、这贱骨头（康大叔语）、他（康大叔语）、这种东西（花白胡子语）。这些指称基本出自康大叔和花白胡子之口，康大叔是杀害夏瑜的刽子手、统治阶级的帮凶，花白胡子是一个极力维护封建统治的老朽，他们对革命充满仇恨，使用恶毒的詈语咒骂革命者夏瑜，充分暴露其反动性。

2.人物命名的寓意

鲁迅在《药》写了华家和夏家两个家庭的悲剧，“华”和“夏”连在一起则为华夏，不言而喻是指代中国，“华”和“夏”两家实则一家，“华”和“夏”两家的悲剧正是整个华夏民族的悲剧。可见，鲁迅选择“华”“夏”二字作为两个不幸家庭的姓氏极具象征意义。“鲁迅先生认为只有砸碎国民愚昧的精神枷锁，并以华家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与以夏瑜为代表的革命志士紧密结合，共同奋斗，才是拯救‘华夏’的一剂良药”[1]，特别能突出小说的主题。

夏瑜原型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秋瑾，姓名也有与秋瑾联系密切，“夏”对“秋”，“瑜”对“瑾”，“瑜”和“瑾”都是美玉的代名词，成语“怀瑾握瑜”比喻人具有纯洁优美的品质。“夏瑜”的原型是秋瑾，但不仅仅指秋瑾，夏瑜是一个男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秋瑾的同志徐锡麟，可以说“夏瑜”是众多革命者的代表。用夏瑜来指代革命者，既表达了作家对革命烈士的敬意，又表达了对他们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不成功表现出的惋惜和同情。

“华老栓”“华小栓”是父子，代表了两代人，都带一个“栓”字，在旧时本就属犯讳，说明华家人无知；再者，“栓”者，塞也，不通之意；把“栓”字拆开，既为“木全”二字，反过来就是“全木”，乃全然麻木之意。通篇小说所有人物，除夏瑜外，所有的人都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华老栓夫妻和儿子作为当时中国普通民众的代表，不仅无知、麻木，而且愚昧，愚昧到相信人血馒头可以治痨病的谎话。

“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二十多岁的青年”都是茶馆的客人，他们的名也寓意深刻；其中“花白胡子”代表老年人，寓意守旧、老朽、垂死；“驼背”五少爷“畸形的身体与扭曲的灵魂”[2]；“二十多岁的青年”本应充满朝气、思想活跃、积极进取，但是却和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一样无所事事泡茶馆，一样精神麻木、仇视革命。作者这样取名，意在暴露整体国民从老年到青年都存在的精神麻木，都需要医治、救助，而小说的主题也正在于此。

“夏三爷”在家族中排行老三、夏瑜的叔父，作为亲戚理应同情、理解、支持夏瑜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却为了二十五两赏银出卖侄儿，充当了可耻、卑鄙的告密者。“康大叔”和“红眼睛阿义”是小说中另外两个反面人物。康大叔性格凶残、贪婪、蛮横、粗暴，是统治阶级的帮凶、走狗，是杀害革命者夏瑜的刽子手，他不是“健康”的“康”，而应该是“糟糠”的“糠”；阿义是一个得了红眼病的狱卒，敲诈勒索犯人，从夏瑜身上榨不出一点油水，就气得眼睛发红；当夏瑜给他讲革命道理时，瞪着发红的眼睛打了夏瑜两个嘴巴，这样一个病态的、可悲、可怜又可恶的狱卒，毫无“义”可言。鲁迅特意给这两个反面人物分别取“康”和“义”，显然是反语，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鲁迅先后用“许多奇怪的人”“一大簇人”“三三两两的人”和“一堆人”来形容“潮一般”的看客，表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懑，暗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群众基础，没有教育群众、发动群众。

二、竹内好《药》人名日译分析

1.竹内好的直译与意译

竹内好（1910—1977）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是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评论家。竹内好一生从事鲁迅作品翻译，其译作堪称范本。本文以下就其对鲁迅小说《药》中人物名字日译进行评析，中文原文选自2014年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小说全集》，译文选自1991年东京筑摩书房出版的竹内好翻译的『魯迅文集 1』中的『薬』（以下简称为竹译）。下面通过图表看竹内好日译。

从表1、表2可以看出，竹内好在翻译《药》时，人名和称谓主要采用直译法，指代、指称主要采用意译法。如前所述，日语中也有“汉字”，尽管日语汉字和中文汉字有的字形不一致，但很多还是相通的。日语中的汉字有音读和训读之分，所谓音读就是按照汉字本来的发音来读，训读则是按照日语本来的语音阅读汉字的读法。虽说中国人的姓氏译成日语时，可以使用日语汉字直译（音译），但是日语汉字的音读和今天的中文汉字的读音也是有区别的，为此，往往在汉字上标注日语假名，尽可能接近中文的语音。所以如表1、表2所示，在直译时，都在汉字上标上假名，表明姓氏、称谓本来的读音。人名和称谓采取直译法，可以帮助日语读者分辨作品人物、厘清人物之间的关系。

表1 《药》中人名、称谓、指代的竹译

因指代、指称都不是固有的名词，属于普通名词，如表1中的指代，使用人物外貌特征、年龄等来指代人物，表2中“花白胡子”和“康大叔”对“夏瑜”的指称还包括咒骂人的詈语。“花白胡子”的语气则由一般而恶毒，“康大叔”是满嘴的咒骂。竹内好在翻译这类词语时，采用意译法，翻译得十分贴切。刽子手“康大叔”痛恨革命，仇视革命者，说到革命者“夏瑜”时，一口一个“小东西”“贱骨头”进行咒骂。不过，小说中康大叔对“夏瑜”的指称也不全是詈语，先后用词为“夏四奶奶的儿子”“那个小家伙”“这小东西”“他”“这贱骨头”。竹内好全部使用日语詈语，分别将其译为「夏(シア)四(スー)奶(ナイ)奶(ナイ)の伜」「あの子伜め」「やつ」「あのろくでなし」，译词简洁、生动，译文与原文一样传神。花白胡子刚开始不知道受刑的“犯人”是谁，低声下气地向康大叔打听：“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下划线为笔者添加，下同），那是谁的孩子？”[3]不知道“犯人”是谁，也不知道康大叔对“犯人”的态度，因此使用普通的指称词，竹译为「今日お仕置きになった囚人は、夏(シア)家の子だっていうが、誰の子かね？」；当确定是“夏家的孩子”和康大叔的态度后，花白胡子的用语也变得一样恶毒起来：“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竹译为「あんな野郎を殴ったとて、なんの気の毒なものか」[4]。对指代、指称采取意译法，译词简单、明了，使得竹译完整保留了源语言内容和原文风格，译文自然而然地融入日本文化，日语读者容易接受，增强了译作的可读性。

表2 对“夏瑜”指称的竹译

需要补充的是，竹内好在翻译词语时，并不拘泥于直译和意译，力求在保留源语言信息，最大限度地使译文简洁、通畅，以方便译文读者阅读。如表1所示，对“红眼睛阿义”“驼背五少爷”翻译采取“意译+直译”，分别译成日文「赤眼の阿(ア)義(イー)」「せむしの五(ウー)少(シャオ)爺(イエ)」，表2中的“夏四奶奶的儿子”采取“直译+意译”的方法，译成「夏(シア)四(スー)奶(ナイ)奶(ナイ)の伜」。

2.译注的不足

竹内好在翻译《药》时，和翻译鲁迅的其他作品一样，用尾注解释小说的文化背景。竹译《药》的译注共有9处，其中尾注（1）（6）（7）是对人名、称谓的注释，对人名如华老栓、华小栓，称谓康大叔、五少爷、夏四奶奶、夏三爷等进行了译注。下面对竹译《药》中的人名、称谓的译注进行探讨。

人名、称谓虽属固有名词，但是受历史文化、地方风俗乃至社会习惯的影响，都有一定的含义，单靠直译不能揭示其内涵。竹内好在翻译鲁迅作品《药》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通过尾注的形式，对主要的人名、称谓做了注释。译注（1）是对“华老栓”一家三口的名字、称谓解释：「華は姓、栓は名または通称の一部、老は敬称または愛称。息子が小栓だからここは父親の意味になるが、ふつうは親子間で名の一字を共用することはない。大媽は伯母または同格のものへの愛称で、ここでは老栓と同様の通称。」（“华”是姓，“栓”是名或一般称呼中的一个字，“老”是敬称。因儿子叫“小栓”，这里“老栓”是指父亲，但一般情况下父子名字不能有相同的字。“大妈”是对伯母或者伯母辈的人的敬称，这里和老栓一样普通称谓。——笔者译）。译注（6）是对“五少爷”“康大叔”“夏三爷”的注释，译注（7）是对“夏四奶奶”的称谓及与“夏三爷”之间的关系的注释。三个注释共同之处是对原作中的风俗习惯、社会文化做了详细解释，既让读者了解了人名、称谓所含的文化、习俗等，又不影响翻译作品的通畅。

鲁迅小说《药》中人物的名都具有深刻的寓意，如华家和夏家合在一起表示“华夏”，亦即中国，康大叔、阿义的名字富含讽刺意味，夏瑜的“瑜”字比喻高尚的人格，表达出作者对革命者的敬意，“栓”字寓意愚昧、麻木，等等，在竹内好的注释中都没有体现出来，只是简单介绍了姓名命名、称谓背后的社会习惯，而且对父子名字中为什么不能有相同汉字也没有说明。这些都是《药》所包含的文化背景，翻译时有必要译出或在译注中补充解释；否则译文对源语言中所包含的文化背景信息传达得不完整，日语读者如果不了解作品中人物姓名的寓意，就不能全面理解作品的主题。

三、结语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普通转换，首先需要注重的是对源语言中所包含的文化背景信息的传达。”[5]鲁迅在创作小说《药》时，人物姓名等是深思熟虑、仔细推敲后确定的，具有深刻的寓意，起到突出作品主题的作用。竹内好在翻译人物姓氏、称谓时，主要采用直译并用假名标注“读音”的形式，突出了源语言的异文化特质；翻译指代、指称时，主要采用意译法，译文简洁、通畅，较好保留了原作品的风格；采用尾注的方式，对人物姓名、称谓等补充解释，保留了译作通畅，有助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读者理解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但是竹内好对小说《药》中人物命名的深刻寓意没有注释，使得日本读者很难领悟，作为鲁迅研究和翻译大家，竹内好此举出人意料，其原因有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