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金春

2014年至今，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掀起了“撤地设市”的热潮。新疆哈密、吐鲁番，西藏昌都、山南、林芝、日喀则、那曲等“地区”纷纷“撤地”，建立地级市，而新疆双河、霍尔果斯、可克达拉，云南香格里拉也先后设市或撤县设市。其他依然还是“地区”建制的地区，诸如新疆喀什、和田、阿克苏、塔城、阿勒泰，西藏阿里等地也都积极筹划并推进“撤地设市”，并得到了自治区政府和民政部的支持。边疆地区行政建制在短时间内的集中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人们普遍认识到，“撤地设市”这一行政区划建制的变革将推动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城镇化进程，一些学者也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边疆行政建制变革的重要动因。在内地已经全部完成“撤地设市”甚至在某些地区开始先行探索省管县体制的背景下，边疆省份依然还存在着“地区”行署，可以说在建制变革上相对滞后。分析其原因，除了地广人稀、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外，边疆在国防、安全等方面的战略地位也使得国家在行政建制上有着相对特殊的安排。当前边疆地区的“撤地设市”，一方面是由于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催生了行政建制变革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家对边疆地位的认识发生了重要变化。当前学界对边疆地区“撤地设市”等行政建制变革讨论的重点集中于这一变革在促进边疆经济社会发展与推动城市化建设等议题上，其中：吴建民等指出边疆地区的行政区划调整的目标，一是构建以城市为载体的治理体系，改善政区结构，二是打造全面开放的陆界政区空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