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啸

瑶岗，位于安徽省肥东县撮镇，南临淮南铁路和合马公路，北靠312国道，西邻合肥市区。1949年4月，随着渡江战役总前委进驻瑶岗村，这座普通的小村庄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里，邓小平、陈毅等总前委领导部署和指挥了波澜壮阔的渡江战役，为全国大陆的解放和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瑶岗成为渡江战役的指挥中心

1949年2月9日，淮海战役的硝烟还未散尽，邓小平、陈毅等5位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在河南商丘召开了有中原局和华东局负责人参加的总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华野、中野指挥机关拟于3月初移至合肥及六安，各派先遣部队迫近江边了解情况，并做准备。会后，总前委将会议讨论的结果上报中央军委。2月11日，中央军委同意了总前委的意见。同时，为加强对渡江作战的统一指挥和领导，决定淮海战役时期成立的总前委继续负责指挥渡江作战，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总前委驻地初步选在合肥附近，但具体地点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2月12日，华东局、华东军区移驻徐州，和总前委一起部署渡江南进的准备工作。2月25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饶漱石、曾山（刘伯承、粟裕请假）前往西柏坡，代表华东出席了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3月18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返回三野指挥机关所在地徐州大北望，在听取了司令部的汇报后，决定机关南移蚌埠以南地区。

3月28日下午，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饶漱石、张鼎丞、曾山、舒同、张爱萍、张震等在三野司令部作战室对渡江作战部署再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决定，为实施靠前指挥，邓小平、陈毅、饶漱石等率总前委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前方机关进至合肥附近，主持全局。此后，总前委在曾希圣的建议下，决定将驻地迁到肥东县撮镇瑶岗村，同时以三野前委的名义于3月30日电告中央军委和二野。4月初，总前委及相关机构移驻瑶岗。就这样，瑶岗成为渡江战役的军事指挥中心。

随同总前委进驻瑶岗的还有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除第一书记邓小平、第二书记饶漱石、第三书记陈毅外，常委张鼎丞、曾山、舒同等也一同进驻。除了总前委、华东局之外，还有华东军区也驻在那里。进驻瑶岗的总前委机关工作人员由华东局，华东军区、二野、三野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分设参谋处、机要处、通信处、司务处和秘书处，共八九十人。其中，参谋处由王德负责，机要处处长是肖光，秘书处由魏文伯负责。除参谋处外，其他几个处也同时承担华东局、华东军区的工作。几块牌子，一套办事机构，人员较在蚌埠孙家圩子时更加精干。总前委与华东局的领导成员会合后，共同主持渡江作战的全局工作。在此期间，“总前委搞渡江作战，华东局搞后勤和干部配备”，共用两部电台。

由于刘伯承、粟裕、谭震林都在前线，常驻瑶岗的总前委领导人是邓小平和陈毅，其他首长通常召开会议时才到瑶岗。当时，邓小平、陈毅住在一幢砖瓦结构的四合院里。房主王世鑫是一户地主，有人汇报说：“这家房主是地主，二哥还在汤恩伯的司令部里呢。”陈毅哈哈一笑：“兔子不吃窝边草嘛，怕啥子哟！”

在这所四合院二进屋通往王世鑫住的三进屋之间，挂着一幅白色布帘子。总前委会议室就设在院子二进正中敞开的3间屋内，抬头可见一面镏金楷书大匾。会议室与邓小平的办公室兼卧室仅有一墙之隔。会议室内屏风上方中央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东西山墙上，挂有大幅的军用地图。3张方桌并放，铺上白布，既作为开会的会议桌，又作为饭桌，会议室既用于办公又用于吃饭。

见证总前委指挥渡江战役的日日夜夜

关于总前委的工作，毛泽东有这样的表述：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由此可见，总前委是中央军委的派出机构，主要任务就是在中央和军委的直接领导下，统一指挥渡江作战行动。在为作战指挥而存在的总前委中，工作最艰巨繁重的要数王德领导的参谋处了。参谋处有六七个作战参谋，每人分管一两项工作，工作效率极高。比如分管情报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掌握国民党军长江布防情况和江南纵深地区敌情动向，此外对敌江防舰队巡逻规律、江面封锁能力等也都要了解清楚。为了攻克长江天险，每天还要注意天气和潮水变化，掌握其规律。参谋处既要全面准确地查明国民党军的兵力、分布、作战部署和意图等情况，又要掌握其每日军情变化，还要对战局发展提出建议。为此，参谋人员经常通过电话同两大野战军司令部和中集团指挥所保持联系，了解渡江作战准备情况并及时答复请示的问题。如三野请示：为保证主力顺利渡江，需要在发起渡江作战之前，先夺取长江北岸的桥头堡和江心洲。经报军委后复电：“对敌北岸及江心据点，凡能于一夜夺取又利于夺取后第二夜即南渡者，则于渡江前一夜夺取之;凡不能于一夜夺取又于夺取后需要较多时间做准备工作方利于南渡者，则应提前夺取之。”

在那段时间里，瑶岗这间不足50平方米的总前委会议室里，每天都满是高度紧张的工作气氛和工作人员来去匆匆的身影。王德每天都要来这里向总前委诸位首长汇报工作，接受指示。七、九兵团为渡江第一梯队，九兵团政委郭化若、七兵团二十二军副军长彭德清等人都曾直接到瑶岗汇报工作、领受任务。1949年4月16日8时，总前委收到中央军委电示，请他们考虑必要时是否可以推迟三天渡江。由于七、九兵团驻地距瑶岗较近，总前委立即找谭震林、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前来，经过众人在会议室中的一番磋商后，总前委于17日1时向军委提出了“务请不要再推迟渡江时间”的建议。

会议室的东侧，放着一台从淮海战场缴获的“克劳特”无线电接收机，体积比较大，喷了军用綠漆。负责收听并记录的是总前委秘书处两名年轻女同志。据二人回忆，当时由于年轻，还鉴别不出每条新闻的价值。凡记下来的，都送给邓小平和陈毅看，可是首长却从中看出了名堂。4月17日，她们从广播中收听到一条汤恩伯总部设“京沪杭政务委员会”的消息，邓小平看了记录后，十分气愤地说：“看来他们是不想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了。”陈毅说：“这叫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只有把他们打得无法招架，才有和平的可能。”形势果然如总前委首长所预料的那样，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同日，总前委向二、三野发出渡江作战部署调整的意见并报军委，还与华东局联合召开会议，部署渡江作战、支援前线和接管江南城市和农村的工作。

4月20日夜，渡江战役开始。战斗发起后，邓小平、陈毅彻夜不眠，通宵工作，听取前线各部队关于战况的报告，不断发出相机处置的指示，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决胜千里。

除了统一指挥协调二野、三野和四野十二兵团的渡江作战行动外，总前委还具体指导中集团的渡江作战行动。中集团当面之敌为刘汝明兵团，是国民党军队防御较为薄弱之处。20日下午6时，总前委向中集团发出渡江命令，直接指挥七、九兵团30万大军从这一地段展开突破。当夜，九兵团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率先在繁昌县夏家湖攻破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军的防线，第一个登上长江南岸。七、九兵团突破鲁港、荻港一线，占领繁昌、铜陵县城，一举打乱了汤恩伯的防御部署，保证了东、西集团顺利渡江。直至渡江成功、实施战役展开后，总前委才将七、九兵团交由粟裕统一指挥。

在完成军事工作的同时，在这间简陋的会议室里，总前委还协同华东局筹划接管江南新区的工作。邓小平、饶漱石、陈毅、张鼎丞、舒同分工草拟了数份纲领性文件，包括《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等，通过组织部队、地方干部认真学习研究、贯彻执行，对瓦解敌人、团结各阶层群众，迅速建立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总前委还会同华东局对接管新区的人事作了周密安排，商定由军队中的高级指挥员担任大城市的军管会负责人和省、市党政负责人，报中央批准后执行。

房东王世鑫后来回忆：22日早晨，他在睡梦中被窗外的陈毅秘书陶旭斌高兴地喊醒：“老王老王，我们过江了！”于是，大军过江的喜讯如春风般瞬间传遍瑶岗，全村沉浸在一片喜悦中。

1949年4月27日，总前委离开瑶岗向南京进发。总前委在瑶岗指挥渡江战役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邓小平、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韬伟略和崇高品德也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中。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