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军事领导指挥机构初探

2016-10-31王承庆

党史文苑 2016年20期

王承庆

[提要] 南昌起义过程中，中共对建立什么样的领导指挥机构，进行了谨慎研究和初步探索。起初成立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领导机构。起义胜利后，为团结更多党外人士，又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其内设各机构。而参战各军的军部，是真正掌控部队的指挥机关。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中共中央和起义领导者对失败原因所作的深刻总结，为我军早期领导指挥机构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关键词] 南昌起义指挥机构前委革委会参谋团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南昌起义直至最后失败，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8月1日的“南昌暴动”，二是8月3日后起义军南下直至潮汕溃败的“叶贺失败事件”。在整个起义过程中，是谁在领导和指挥部队作战行动呢？

一、成立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的党内领导机构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在武汉作出“分共”决策的同时，并没有立即与南京的蒋介石“合流”，而是令其第一、第二方面军等部“东征讨蒋”，企图控制长江下游地区，争夺对国民党的领导权。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不愿陷于“蒋汪之争”，遂率部南下，企图重占广东，另立局面。为稳定部队，张发奎部在南下过程中暂未实行“分共”。但在汪精卫的拉拢下，其态度日见右倾[1]p11。中共临时中央基于当时形势，及时召开常委会议，初步决定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以云集九江、南昌一带的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原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会后，周恩来指定聂荣臻为书记，组成“前敌军委”，先去九江做准备，并交代“何时发难要听中央命令”[2]p121。

聂荣臻回忆说：“举行南昌起义，是七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的。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那天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进行了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做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恩来同志还说，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他为书记。他传达完后，就指定贺昌、颜昌颐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但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3]p60这就是说，中共中央在7月中旬，具体地说，是在7月15日至20日之间的一次会议上，做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这次会议还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负责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起义的具体时间，要听中央的命令。

7月20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举行谈话会，认为“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会议“最后决定，准备待中央命令一到即发动”武装起义[4]p56。

7月24日，中共临时中央召开常委会，最终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25日至26日，叶挺、贺龙率部先后开赴南昌。贺龙于27日晨抵南昌后，住中华圣公会。其二十军第一师驻南昌市中心洗马池江西大旅社[5]p94。刘伯承、谭平山、恽代英、周逸群等抵南昌后，都住在中华圣公会贺龙的军部[6]p36。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大旅社主持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作为起义的领导机构。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关键时刻，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来到九江，连发两封急电给前委，强调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达后再作决定。30日上午，张国焘到达南昌，前委立即召开扩大会议，商讨起义问题。张国焘以共产国际指示为由，企图阻止起义（据张国焘回忆，共产国际的电示内容为：“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中共中央常委于26日下午召开会议，当即决定派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南昌传达国际指示，并决定一切由张国焘会同前委相机处理，处理好后，张仍须尽快赶回中央。国际代表“罗明那滋等除表示应坚决阻止外，不愿对这一问题作负责的表示”[7]p614-617。周恩来等前委委员和谭平山一致反对。31日晨，前委继续举行会议，又经数小时激烈讨论，张国焘才表示服从多数人意见，同意举行起义。前委遂决定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起义。当晚9时许，参加起义的第二十军一个副营长投敌告密。前委立即决定起义提前两小时举行。

8月1日凌晨2时许，在中共前委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暴动。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全歼守军3000余人，于拂晓控制南昌城。起义行动初战告成。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几点结论：一是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是中共前敌委员会，它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直接听命于中共中央，中央代表的意见可对前委产生重要影响；二是前委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三是前委主要承担政治领导的责任，在南昌起义前后并没有建立自己的指挥机关，由聂荣臻牵头的“前敌军委”暴动时还在九江，主要负责在起义发起后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由马回岭拉到南昌，参加起义军。前委在之后起义军南下过程中也主要负责政治领导，并没有对部队行动实施有效指挥。刘伯承后来也总结说：“此次暴动的总领导者，是前敌委员会，如谭平山在南昌领导暴动，而前委并无其名。各同志处理紧要事件不完全是前委开会决定的，党的纪律亦甚松懈，统系不明，权力不聚，责任不专，已失掉了领导暴动的重心。”[8]p32

一言以蔽之，南昌起义并未能建立起党对起义军的绝对领导权。尽管中共中央曾赋予前委“指挥前敌一切事宜”的权力，以“保证本党绝对领导权为原则”，但由于起义军“旗子仍用国民党”，暴动成功后立即挥师南征，没来得及对部队进行整顿改造，更由于缺乏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还不懂得从组织上建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和机制，致使“前委变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党团”，“失掉了领导暴动的重心”。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后来受到中共中央的警告处分，以表示对南昌起义及“叶贺失败事件”负领导责任[2]p130。起义军在潮汕地区失败后，中共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委员会，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二、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其参谋团，作为起义军的军事指挥机构

早在起义发动前，中共中央为便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更多非中共党员的同志参加起义，即“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9]p339。起义成功后，8月1日上午，按照中共中央既定方针和中共前委指示，谭平山以国民党左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选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何香凝、贺龙、叶挺、周恩来、郭沫若、恽代英等25人为委员，并组成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蔡廷锴等9人为成员的参谋团，刘伯承为参谋长，作为起义军的军事指挥机构。这里的参谋团是一个集体领导机构，相当于军事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其参谋团的成立，使原先成立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李立三后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实际上不过是许多C.P.分子的个人指导，最后几乎变成平山同志的个人指导。”李立三接着说：“前委的组织原照中央命令，没有平山同志，但是当时平山在政治上负了很大的责任，中央并未将他撤换，所以前委商量的结果，只好要平山参加前委会议。到南昌时前委组织比较完善，后来革委成立，都加入到革委去了。并且都是担负很繁重的工作，各项技术工作人员也取消了，于是前委变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党团。同时负责的几个人，都是前后左右分途而走，很难集合一块开会。因此除掉几个重大根本政策以外，许多重要的问题都由负责同志随意办理，甚至违反已定的政策，也不能纠正或制裁。可以说前委本身组织非常之弱，在政治上，几乎完全失掉了指导。”[9]p419

中共中央在7月中旬的会议上，就明确组织中共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作为南昌暴动的领导机构，为何很快将起义军的指挥权拱手让给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呢？张太雷在10月15日南方局与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报告说：“在南昌开会的时候，平山同志主张干，但他主张干的原因说是：贺龙主张干，叶挺也同意干，故他也主张干，这完全是军事冒险的运动。绝不是如中央决定去干的政策一样。……后中央又派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平山主张动，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一个人，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因为这样结果致使这次运动成为平山所领导，自然这个运动也变成了军事的投机。”[9]p422-423张太雷的这份报告后在《中央通讯》第7期上公开发表。张国焘读到后于11月8日致信中央临时政治局并转扩大会议，列举9个方面的“事实”进行申辩，但仍表示“若说我假传圣旨，我是不心服的。若说……我对张发奎取较妥协的态度，对于暴动取较慎重的态度，或更批评我一些别的错误和过失，我都是心服的”。后来，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来信专门做出原则答复，指出“国际上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的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该举行的。’”据此驳斥了张国焘的申辩[10]。其实，不管怎样，由于张国焘的妥协和“慎重”，确使中共损失了中央的威信。尽管谭平山非前委委员，但由于他在国共两党的影响，实际上是起到领导责任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与中共前委只有4名同志相比，革委会却建立了庞大的领导机关，其工作人员多达260余人，内有180余名中共党员。不过这个领导机关到汀州时才组织起来，并决定以谭平山同志为委员长。在革委会之下不仅组织了参谋团，还设立了政治保卫处、宣传委员会和总政治部等机构。其组织结构图如下：

革委会机构庞大，人员庞杂。张国焘后来报告说：“政治工作人员如章伯钧之流，都是借军队掩护出海逃生之心理”，“革命委员会则甚复杂，党的组织极松懈，党亦无职权，军事上政治上均甚幼稚，毫无夺取政权之准备”[9]p359、361。

8月3日，起义军开始分批撤离南昌，向临川进发。4日，在左翼行进的蔡廷锴所率第十师到进贤后脱离起义军，折向赣东北投靠国民党。5日，周恩来随革委会机关撤离南昌。到8月27日，起义军攻克瑞金。周恩来从报纸上得知各省国民党新军阀封闭工会、农会，捕杀中共党员和工农群众的消息后，感到再继续沿用国民党的名义已经不妥，即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政权的性质须从根本上改变，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工农政权。但并未实际取消和解散革委会机关。9月上旬，起义军“到汀州后，又决定名义上仍沿用国民政府，方可以应付外交，免帝国主义过分的干涉”[9]p344。9月下旬，起义军进驻汕头。

9月26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以临时南方局负责人身份，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汕头，与起义军领导机关会合，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对前委的指示，要求取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改为苏维埃，并将部队开往海陆丰，会合当地农民武装，改组为工农革命军[2]p127。中央还决定，“前敌委员会与临时南方局相遇之后，前敌委员会即可取消”，张国焘为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为南方局军委主任[11]p25。但由于战事紧张，这一指示未能及时贯彻执行。28日，国民党军在汕头强行登陆，袭击革委会驻地。这时刘伯承率参谋团和贺龙、叶挺等起义军主力已进至揭阳地区。周恩来在汕头亲自指挥战斗，将登陆之敌击退。30日，周恩来等决定放弃汕头，向海陆丰撤退。

10月3日，周恩来和贺龙、叶挺等到达普宁县流沙，同先期撤到这里的革委会机关会合。随后召开革委会领导人和起义军将领紧急会议，周恩来这才在会上宣布不再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而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并决定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编，向海陆丰撤退，作长期革命斗争准备；其余人员分别由海上撤退，转往香港或上海[2]p128。至此，起义军的领导和指挥机构中共前委、革命委员会及参谋团，随之解散。

三、起义军各军军部及其“军委”，实际掌控并指挥部队作战行动

南昌起义，预定参战的部队有：叶挺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及蔡廷锴第十师一部，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一部，贺龙第二十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部，共2万余人。贺龙的第二十军和叶挺第十一军两个师是起义军的主力。所以在8月1日凌晨，指挥部队作战行动的主要是贺龙和叶挺的指挥部，中共前委因为未建立指挥机关和缺乏有效指挥手段，而主要负责政治领导。起义成功后，聂荣臻和周士第率第二十五师等部陆续赶到南昌，加入起义队伍。这时，起义军借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任命贺龙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但并未建立起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前敌指挥部。起义军南下作战行动由各军军部或师部直接指挥，并受革委会参谋团的指导。贺龙在南下过程中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各军在形式上建立了党的委员会，即前委之下，“各军设军委；军委之下设师委，师委之下每团有支部及分支部小组”[12]p134。名义上，军委、师委等均在前委领导或指导之下，但实际情况不尽如人意。李立三报告称：“军部方面的组织比较好，各种会议也比较的多，不过与前委的关系很坏，因为军部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就是一切政治的指导都须完全经过军部，同时军委亦很弱，所以党的政治的方针很难深入到军队中的同志去。这是党的组织上一个很大的弱点。”[9]p420

李立三这里所说的“军部”即军司令部，是直接指挥该军的军事指挥机关；“军委”即党在军一级的委员会。军部虽然建立了党的委员会，但组织很弱，远不能有效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这也是起义军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叶、贺率领的主力部队在潮汕地区溃散后，留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也遭受严重损失，后撤至饶平，与由潮汕撤出的第三师余部会合。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另有任务，党代表李硕勋奉命到中央汇报，其他三个团长因事先后离开，“由玉阶负总责指挥”（玉阶，即朱德）。聂荣臻退至香港后，还十分牵挂起义军余部的领导指挥问题，他在11月4日发给中央军委的信中表示：“我恐士第走后，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玉阶不能指挥。”又说：“玉阶已曾表示向大众云：‘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由此可见他掌握部队之难了。”[12]p140但从这里也可看出，朱德在革命斗争遭受严重挫折的困难情况下，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意志。后来，正是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起义军余部转战到粤北赣南地区，艰难地保存了一支约800人的革命武装。10月底，部队整编为一个纵队，为了隐蔽，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司令员朱德，指导员陈毅，参谋长王尔琢，下辖7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关枪连。[13]p94经过整编、整训，部队纪律更加严明，在作战形式上也开始逐步掌握游击战的战法，为日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教训及启示

南昌起义的最终失败，可以总结出诸多方面的教训，而未能对旧军队进行彻底的改造，未能充分发动和武装工农群众，可以说是主要的教训。同时，未能在组织机构上实现对军队作战行动的集中统一指挥，尤其未能有效地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则是不可忽视的根本教训。正如刘伯承后来总结指出的：作战指挥要统一，命令要厉行，谁都知道这是必然而且是必需的。“此次暴动军事上之进行，事实上可以说谁不能指挥谁，完全是友谊的协商进行，有时协调已定而怠惰迟缓并未按照实行，甚至贻误事机亦不负纪律上责任”，致使作战行动难以为继[8]p32。教训可谓深刻。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的开端。起义军南下不久后很快溃败，使党的高层认识到：“革命战争，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这支新的革命军队，不能是雇佣的性质，必须“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这是现时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建设这样一支新的革命军队，“本党应当努力的改组现时参加革命的雇佣军队。同时应当想种种方法武装工农”；而“这些工农武装，是造成新的革命军队之中心势力”[9]p340。

改造旧有军队和武装工农，是造成新的革命军队的两个重要方面。而要实现这两个方面，建立和实行一整套不同于旧军队的指挥机构和组织领导体制，是极端重要，甚至是决定成败的因素。这个从南昌起义的失败教训中得出的真理性认识，在随后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由毛泽东付诸实践，并取得可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

[2]周恩来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3]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4]聂荣臻年谱（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贺龙年谱[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

[6]刘伯承年谱（上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2.

[7]张国焘.我的回忆（上）[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8]刘伯承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10]中央通讯（第13期）[J].1927-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