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化

1929年6月22日，陈毅主持的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1929年12月28～29日，陈毅主持的红四军“九大”，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这是怎么回亊呢？

一场有关建军路线的争论

1929年4月，中共中央派年初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带着中央“二月來信”来到红四军。5月23日，刘安恭被红四军前委委任为临时军委书记、军政治部主任。刘为贯彻中央“二月来信”精神，在主持临时军委会议上，提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这是下级党委提出限制上级党委领导权，明显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

5月底在福建龙岩市永定的湖雷召开的前委会议上，在要不要成立军委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刘安恭为代表的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名为四军，就要有军委，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他以中央代表的口气批评毛泽东，“一切事情集中于一人身上，既是前委书记，又是党代表，还是特委书记，大权独揽。”军长朱德也认为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提出前委“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这些意见也是指向前委书记毛泽东的。

毛泽东等人认为，前委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批评主张设立军委是“分权主义”。争论双方意见未能统一。在红四军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之间产生了这种分歧，就在红四军干部、战士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甚至产生不正常的派别现象。

1929年6月8日，红四军前委在上杭县白沙召集红四军营以上干部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是否成立军委的问题。会议开了三天争论了三天，意见还是不统一，最后只好全体表决。会议表决取消了以刘安恭为书记的临时军委。军委书记也就免职，被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其兼任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一职，由陈毅接任。临时军委取消了，但前委之外是否还要设立军委的争论远未结束。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各执一端。毛泽东在书面意见中认为，“前委、军委成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更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一个折中的决议案

大敌当前，为了解决党内的争论问题，鉴于毛泽东已辞去前委书记职务，1929年6月18日，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由6月8日刚接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代理前委书记，要他尽快主持召开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

6月22日，陈毅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面对红四军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的不同意见，为了弥合内部分歧、化解矛盾、加强团结，会上把各方面争论的意见印发给各党支部，并号召“同志们努力来争论吧”。会议虽然批评了所谓“书记专政”的偏见，否定了在前委之下再设军委的意见。但正如后来中央“九月来信”中指出的“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了这个错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大会通过了由陈毅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但“决议”对代表旧军官和农民战士思想倾向的极端民主化、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未能提出批评。有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这被毛泽东称为是个折中的“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前委，毛泽东落选，陈毅任书记。会后，7月8日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红四军“七大”后，28岁的陈毅自感前委书记的担子太重，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坦陈自己难以胜任，“望中央速派人来”。

陈毅赴上海汇报工作

1929年7月29日，红四军前委召开紧急会议，根据中央4月来信提出的“中央希望前委能派一得力同志暂时离开那里，来中央报告与讨论一切问题之后，再回到你们那里工作”的意见，决定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毛泽东表示赞同陈毅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毛泽东因疟疾病重，先后到上杭县苏家坡、大洋坝，永定县牛牯扑、合溪等地农村养病，同时指导闽西军民的反“会剿”斗争和指导当地开展土地革命。

8月上旬，陈毅赴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及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前，专程到蛟洋征询毛泽东意见，并请毛泽东复职，主持前委工作。由于毛泽东对陈毅在“七大”上调和折中主义等不滿，未如其愿。陈毅请不动毛泽东复职，就只有请中央做工作了。8月上旬末，陈毅经龙岩到厦门、抵香港，乘船于8月17日前后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由胞兄陈孟熙和堂兄陈修和安排住进英租界新苏旅馆，8月21日与中央接上头。

陈毅首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报告了红四军“七大”的情况，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以及朱德、毛泽东之间争论的详细情况。根据中央要求，陈毅根据他对红四军战斗历程的记忆和现状的熟悉了解，写了5份书面材料：1.《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2.《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3.《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4.《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5.《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

这些报告使中央全面了解了红四军以及党内争论的情况，得到中央充分肯定。中央将《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刊登在《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上，称“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

听了陈毅的汇报，看了陈毅写的5份书面材料，中共中央对红四军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朱、毛争论的实质，有了全面的了解。其间，李立三、周恩来和陈毅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这使陈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之后，由陈毅根据会议和谈话精神代中共中央起草《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史称“九月来信”），此信经周恩来审定后，由陈毅带回。信中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信中认为陈毅主持的前委会“争论问题”带有“极端民主化”的弱点，对部队存在的错误思想估量不足，对大力纠正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认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