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力仁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苦苦探求改造中国社会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希望，他们敏锐地感受到世界潮流的深刻变化，意识到学习俄国革命经验的重要性，“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共识，遂在20世纪20年代初掀起了留学苏联的热潮。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这两座对中国现代史影响巨大的“洋学府”，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青年精英。这些骄子结束学业回国后，陆续参加了革命斗争，其中许多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风云人物。曾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的钱瑛就是其中一员。

钱瑛，湖北咸宁人，是电影《洪湖赤卫队》中韩英的原型之一、周恩来领导隐蔽斗争的主要助手、开辟第二条战线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历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内务部部长、中央监委副书记等职，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員。笔者从2006年开始研究钱瑛生平。钱瑛的革命经历发生在50至90年前，这使我在搜集她各个历史时期重要史料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1929年至1931年，钱瑛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但人们仍习惯称之为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了厘清她的这一段经历，2018年至2020年，我两次委托俄罗斯的朋友，先后15次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和俄罗斯国家近代历史档案馆寻觅，最终查到了尘封91年的钱瑛留苏档案，从而为我撰写《中共一枝梅——钱瑛》（2020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也填补了钱瑛研究的空白。

发现零星的钱瑛学籍档案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联共（布）中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三方合作的产物，主要任务是为国共两党培养干部。1925年至1930年，该校总共接收了859名中国留学生。从新生入校的第一天开始，莫斯科中山大学就为每一名中国留学生建立了个人档案，此后这些档案虽经历史变迁，但仍然被保存完好。

在查找钱瑛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我受到国内相关单位和个人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查找档案的启发，也萌生了去试一试的念头。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位于莫斯科大德米特罗夫卡大街15号，整栋建筑最显著的标识是大门上方镶嵌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头像，这是苏联时期留下的历史痕迹。该档案馆的前身先后为第三国际档案馆（1919—1943年）、联共（布）中央俄罗斯共产党历史委员会档案馆（1920—1928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党中央档案馆（1931—1954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党中央档案馆（1954—1956年）、苏共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研究院党中央档案馆（1956—1991年3月）、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党中央档案馆（1991年4—10月）等。1991年8月24日，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命令，该馆档案全部被收归国家所有。1991年12月对外开放。

2018年10月，我通过在外事部门工作的朋友辗转找到了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李宗伦。

李宗伦，北京人，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1993年赴莫斯科留学，后在莫斯科从事俄罗斯文学、戏剧、艺术研究和中俄文化交流等工作。2005年，他开始着手进行中国早期留苏人员档案的发掘、查找等工作，曾配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电视台、湖南省档案馆、南京电视台、山东电视台和部分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等，在莫斯科一些重要档案馆查找和复制了大批重要档案，被誉为“民间文化大使”。

我与李宗伦取得联系后，将钱瑛的简要情况和我的研究目的向他作了介绍，请他帮助查找钱瑛档案，李宗伦爽快地答应了。

当年，中国留学生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校方按照俄国的习俗给每个人起了一个俄文名字，同时保留其中文姓名。在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查档，如果知道中国留学生的俄文名字和学生证号码，一切就要简单得多。然而，遗憾的是我只能提供钱瑛的中文姓名、性别、籍贯等一些最基本的情况，这等于让李宗伦大海捞针。

到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查档有一套复杂的流程，李宗伦轻车熟路，省去了很多麻烦。他先在共产国际全宗里查找莫斯科中山大学卷宗，随后再查1925—1930年学生花名册，从中发现3个疑似的钱瑛名字，便提交查阅部从档案库中调出。3天后，他再到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查阅了这3份疑似档案，因为花名册上钱瑛名字的俄文拼写不准确，所以最后全部被排除。

得知消息，我彻夜难眠。钱瑛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用过十多个化名，难道她留苏期间用的是化名？我随后将这些化名发给李宗伦，建议他扩大查找范围，鼓励他坚定信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宗伦第四次到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终于有了重要发现。在查阅共产国际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几十份卷宗上千页的档案时，他找到了一份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1930学年度学生花名册（461人）。这份有中俄两种文字的花名册记录了钱瑛的重要信息：序号：406;学生证号码：1252;入学时间：1929年3月27日;俄文名字：Тарасова（塔拉索娃）;俄语拼音中文名：Цянь Ин;中文姓名：钱瑛;籍贯：湖北;社会出身：商人;个人职业：学生;加入中共时间：1927年。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利多了。李宗伦第五次来到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根据钱瑛的俄文名字和学生证号码，用了一周的时间，在数十份档案中筛查到了7份40页与钱瑛有关的档案，主要包括：1.钱瑛所在的一年级（4）班学生名单;2.1929—1930学年上学期钱瑛综合学习鉴定;3.莫斯科中山大学对钱瑛在反托洛茨基斗争中的政治鉴定;4.钱瑛和同学参加灯泡厂劳动的分组名单等。

李宗伦提出刻录光盘和复制档案的请求获得同意。半个月后，他第六次到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领取刻录好的光盘和复印件，随后将这批档案寄给了我。

这批零星的钱瑛档案系国内首次发现，是钱瑛研究的重要突破。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始终没能查到钱瑛的个人档案。李宗伦坚持认为应该还有一份完整的钱瑛个人档案，只是不知道收藏在什么地方。

发现钱瑛个人档案的藏身之处

2020年初，为了查找钱瑛个人档案，我决定自己前往莫斯科，并很快办好了签证，孰料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我的计划。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李宗伦也在莫斯科居家隔离。他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对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几千份中国人的个人档案进行系统研究和筛查。这批个人档案的目录按照俄文字母的顺序排列，钱瑛中文姓名的俄文拼写为Цянь Ин，第一个字母“Ц”在33个俄文字母中排在第24位。当他筛查到最后时，发现了一个疑似的钱瑛档案号。这个重要发现令李宗伦和我异常兴奋。由于受疫情影响，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暂时闭馆，我们只能耐心等待。

8月，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重新开馆，李宗伦与该馆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确认了钱瑛档案号。据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这份档案过去一直被收藏在该馆，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各个档案馆的馆藏档案进行了大调整，包括钱瑛在内的一批重要的中国人的个人档案被调到俄罗斯国家近代历史档案馆。

俄罗斯国家近代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近代历史档案馆）位于莫斯科索菲伊斯卡亚滨河街34号楼1栋，该馆的前身为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创建于1952年，保存的文件主要是1952—1991年间苏共中央政治局、苏共中央书记处、苏共中央各分支机构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制定的文件，以及这一时期苏联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个人档案和一些图片文献。目前，该馆的大部分卷宗还处于保密状态。苏联解体后，尽管档案解密工作已经陆续展开，但其中很多资料必须经过申请才能使用。

于是，李宗伦给该档案馆写了一封信，说明查档目的和研究方向，提供了个人相关证件，并把信送到近代历史档案馆门口的收件箱。一周后，李宗伦第二次到该馆给查阅部工作人员打电话，希望该馆能够尽快给予答复。不久，对方回信，强调钱瑛档案是一份保密档案，至今尚未解密，而且个人档案涉及个人隐私，即使解密后也必须持有亲属关系公证书和委托公证书才能查阅。

为了加强沟通和交流，李宗伦第三次前往近代历史档案馆，与其工作人员面谈。李宗伦既是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又是俄中友好协会中央理事会理事，在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有十几年的查档经历，这些经历对于打动对方显然颇有助力。果然，听了上述情况介绍，加上李宗伦再次说明查档目的和研究方向后，工作人员态度有所松动，但强调查阅私人档案必须持有亲属关系公证书，如果疫情期间亲属不能来莫斯科，委托他人代查也一定要有委托公证书。为了把工作做实，李宗伦又给近代历史档案馆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再次恳切陈词。

得知这些情况后，我既喜又忧，喜的是终于找到钱瑛档案的下落，忧的是钱瑛没有后代。钱瑛曾有一段催人泪下的“相处不到百日”的婚姻。1928年年底，钱瑛和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秘书长谭寿林（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在上海结婚。婚后仅两个月，钱瑛便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调她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革命”的通知。入校一个多月后，钱瑛发现自己怀孕了。由于担心生育会影响学习，她曾经不想要这个孩子，几经折腾没能奏效反而使得胎儿早产，随后她在莫斯科一家妇产医院诞下一名女婴。为了专心学习，钱瑛把女儿寄养在由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创办的婴儿院。两年后，钱瑛完成学业即将回国，她深知回国的路途危机四伏，国内的形势异常严峻，只能狠狠心把不到两岁的女儿留在了婴儿院。

回国后，钱瑛在上海与谭寿林短暂团聚，党组织决定派他俩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启程前夕，因中华全国总工会突遭敌人破坏，谭寿林留下来善后，钱瑛只身一人前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31年4月，谭寿林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一个月后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获此噩耗，钱瑛悲痛欲绝，终身没有再婚。新中国成立后，钱瑛千方百计打听女儿的下落，直到1951年才得到确切的消息，她和谭寿林唯一的女儿早已夭折。

档案主人没有后代怎么办？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2020年9月，我应邀到钱瑛的家乡湖北咸宁讲学，了解到一个重要情况：1956年至1968年，钱瑛曾将自己的侄孙女钱晓健接到身边抚养了12年。这样看来，钱晓健是唯一符合条件的查档人。人在广州的钱晓健得知情况后赶到北京，在北京市公安局西长安街派出所查到了她在钱瑛身边生活的原始记录，拿到亲属关系公证最重要的证明。紧接着又赶到咸宁，由中共咸宁市委宣传部出面协调，获得了咸宁市尚诚公证处出具的中俄两种文字的亲属关系公证书和委托公证书，随后将这两份公证书寄给远在莫斯科的李宗伦，委托他代为查档。

收到亲属关系公证书和委托公证书后，李宗伦再次给近代历史档案馆的负责人写信，并附上亲属关系公证书和委托公证书的复印件。檔案馆负责人很快回复，内容大意是：根据您的申请，经过我们研究，决定启动钱瑛档案的解密程序，我已经向查阅部下达指示，请您与查阅部联系。

10月30日，李宗伦第四次来到近代历史档案馆，递交亲属关系公证书和委托公证书原件，并拜访档案馆负责人。交谈中了解到这批档案一直没有被解密，被调入该馆后20多年来也无人查阅。

由于疫情原因，近代历史档案馆工作时间不固定，每天接待人员数量也受到限制。11月5日，李宗伦第五次来到该档案馆，按照规定填写了数份内容详细的登记表，办妥了所有的手续，并预约了查档时间。

揭开钱瑛档案的神秘面纱

11月9日，李宗伦冒着凛冽的寒风，第六次来到近代历史档案馆。他曾多次到近代历史档案馆查阅项目档案，却从来没有接触过个人档案，一想到就要揭开尘封91年的钱瑛档案的神秘面纱，李宗伦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

在宽敞明亮的查阅部大厅，李宗伦刚一落座，工作人员就送来了3天前从库房调来的钱瑛档案。

这是一只黄色的档案夹，档案夹的上边、下边和右边均用绳子系住，这是多数俄罗斯档案馆档案夹的特有标识。档案夹封面注明：保密档案，由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转来。

打开档案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由查档人填写的登记表，内容有日期、姓名、职位、工作单位、研究方向、查档目的、查看页数、是否需要复制等。这张空白的登记表证明李宗伦是91年来查阅钱瑛档案的第一人。

李宗伦一页一页仔细查阅，惊奇地发现钱瑛档案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9份学籍档案，建档时间为1929年至1930年。其中包括：1929年3月钱瑛入校之初填写的《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生登记表》;1929年11月25日钱瑛填写的《联邦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党团员登记表》;1929年机打俄文的《中山大学学生情况调查表》;1930年9月3日，钱瑛致函莫斯科列宁学院院长和教务处，要求回国参加革命的俄文手稿等。

第二部分是18份重要史料，建档时间为1949年至1969年。其中包括：1954年10月11日，《真理报》关于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任命钱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部长的报道;1958年2月10日，关于钱瑛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的报道;1958年11月5日，关于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钱瑛参加莫斯科十月革命41周年庆祝活动的报道等。

钱瑛档案不仅包括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的学籍档案，而且还有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有关部门跟踪建立的档案。虽然这些档案当年多为公开信息，但在数十年后却显得弥足珍贵。以此类推，近代历史档案馆的其他中国人的档案也应该由这两部分组成。

令人惊喜的是，在钱瑛档案里还发现了两张照片：一张是钱瑛的標准照，贴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生登记表》上;另一张照片单独装在一个小纸袋里。照片上的钱瑛年轻、时尚且美丽，头戴一顶毛线帽，帽上别着一朵绢花，清秀的短圆脸，浓长的秀眉下一对黑黝黝的杏眼炯炯有神，上扬的唇角带着一丝倔强。照片的背面写有Тарасова（塔拉索娃）、1252（即学生证号码）、31（即照片在钱瑛档案里的页码）等字样和数字，还盖有一枚蓝色的骑缝章。这两张照片使我们有幸一睹钱瑛26岁时的芳容。我们过去见到的她最年轻的照片，是1937年9月，钱瑛在周恩来的营救下获释出狱后，与狱友夏之栩、张越霞在南京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合影。那时她34岁。

经近代历史档案馆研究同意，并支付了相关费用，李宗伦在20天后第七次来到近代历史档案馆，终于拿到了刻录好的光盘和钱瑛档案的复印件。

查找钱瑛档案前后历时两年多，至此终于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我的预期：一是推动了俄罗斯国家近代历史档案馆的解密工作。这次档案馆应我们的请求，启动了钱瑛档案的解密工作，为解密其他重要中国人的档案创造了条件。二是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根据我提供的线索，组织专家到莫斯科查找有留苏经历的雨花英烈档案，填补了烈士档案的空白。另外，国内有关省市党史研究部门也与笔者保持密切联系，为收集党史资料提供了新的渠道。

我和李宗伦因查找钱瑛档案结缘，现在成为彼此信任的好友。他的人品和学识令我深为敬佩。他常年生活和工作在俄罗斯，不仅精通俄语和熟悉中共历史，而且熟悉莫斯科各大档案馆的情况和查档流程，对查找钱瑛的档案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我相信在他的帮助下，将有更多的中国早期留苏革命者的档案和其他一些历史档案资料会被发现、挖掘，为我国的党史研究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查找钱瑛留苏档案的过程中，先后得到中国驻纽约旅游办事处副主任何力，中国驻莫斯科旅游办事处主任王晓霞，中共咸宁市委书记孟祥伟、市委宣传部部长闫英姿、宣传部金鑫的鼎力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