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晶

摘 要：至正十五年夏，朱元璋集团发动渡江战役，意图控制采石—太平—集庆等江南富庶之地。在夺取太平路之后，以李习、陶安等为代表的地方文人集体归附，其人多是经世致用之才，他们一方面传播儒家理念以训导朱元璋神武不杀，另一方面完善自身实践以恢复地方生产，故太平文人群体在朱元璋的帝王征程中有着巨大的贡献与作用。

关键词：元末明初；渡江战役；太平文人群体

至正十四年春，朱元璋顺利攻取了淮西重镇定远，当地文人李善长、冯国用兄弟等随之归附，集团实力大大增强。但是，朱元璋集团的处境却不容乐观。“当是时，元将定定扼镇江，别不华、杨仲英屯宁国，青衣军张明监据扬州，八思尔不花驻徽州，石抹宜孙守处州，其弟厚孙守婺州，宋伯颜不花守衢州，而池州已为徐寿辉将所据，张士诚自淮东陷平江，转掠浙西，太祖既定集庆，虑士诚、寿辉强江左浙右诸郡为所并，于是遣徐达攻镇江，拔之，定定战死。”[1]更为严重的是，以定远文人为核心的朱氏幕府最起码在当时并没有能妥善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这支主要由北方人组成的文武混合武装在远离淮西腹地的情况下，如何在广阔的南方区域内生存并壮大？作为这支武装最高领袖的朱元璋深刻认识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取得南方文人集团的理解与支持，故而其在南方杀伐征讨的过程中，特别用心礼待与留用前朝故旧与地方名士。

正是在上述存亡胜败之际，宣徽文人群体中的太平文人挺身而出，运筹帷幄，再一次极大地夯实了朱元璋集团的幕府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作为南方地区第一支拥护朱元璋的文人队伍，有着巨大的宣传意义与指导作用。关于宣徽地区太平文人的群体归附情况，史料中有详细记录：“乙未，夏六月，太祖率師渡江，取太平路，安与耆儒李习率父老出迎，安见上状貌谓习等曰：‘龙资凤质，非常人也，我辈有主矣。上召安与语时事，安因献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时，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之心。今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以此顺天应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龙蟠虎踞，限以长江之险，若取而有之，据其形势，出以临四方，则何向不克？”[2]文中陶安准确地分析了当时天下群雄割据的态势，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仅赞扬了朱元璋宽仁体恤的举动，而且进一步训导他走向拨乱救民，规治天下的大道，这比起淮西文人李善长劝进的王霸意识无疑更加崇高与伟大。此段当中还提到“安与耆儒李习率父老出迎”的细节，这表示李陶师生在地方事务当中的影响力甚至远远超过元末地方行政长官，这也必然使得朱元璋认识到“顺民心”与“得民心”之间还有很长一段的路要走。

自李陶归附之后，二人身边的门生故旧也纷纷加入朱氏阵营，这批人多是经世济民之才。其中，王恺文武双全，开国功臣。“王恺，字用和，当涂人，幼有大志，沉酣六经诸史，为府史，疏谳狱讼，人服其平。岁乙未，上取江南，兵临当涂，召恺至幕府，参决戎事。丙申春，从王师下建业，又下京口，京口民新附，阢陧不安，恺奉命慰抚之，始定，上为中书平章政事，建江南行中书省于建业，升左右司都事。恺日以荐贤为先，元戎宿将咸器倚之，唯言是信。戊戌秋，猫獠兵数万自杭来降，待命丛陵境上，上遣恺驰入其军，谕以祸福，偕其渠帅来朝。是年冬，上将征浙东时，兰溪已下，上命恺与胡大海定议取婺，恺帅师围其城，守将出降，审察民情而绥奠之。己亥春，王师攻越久不下，夏六月师还，留大海镇婺，而徭赋军器之务咸以属恺。冬，王师克三衢，擢为左司郎中，总制衢州军民。恺增城浚濠，置游击军，募保甲，翼余丁及旧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则斥并城，废田五十余亩，使之耕以自给，民有田，力弗能艺者，听军士贷耕，而为输粮县官。”[3]可见，太平文人王恺几乎参与了朱元璋收服浙江的所有重大行动。战后，他与胡大海分工合作，在稳定浙江秩序，重振经济，保障民生，恢复文教等诸多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潘庭坚是儒学巨子，会试主考。“潘庭坚，当涂人，太祖驻太平，陶安入谒，太祖询人才，以庭坚对。为太平翼元帅府教授，参机密，庭坚以慎密谦约为太祖所称，擢中书省博士，同知金华府事。太祖为吴王，召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以老归，洪武四年，复召主会试。”[4]可知，太平文人潘庭坚亦是朱元璋战时幕府的重要成员，不乏赞画之功，更为重要的是他作为当世宿儒，曾署理会试，这也是莫大的恩宠与隆遇。

至正十五年夏，朱元璋集团开始发动渡江战役，其本人也逐步建构了成熟的战略路径：采石—太平—金陵—江东—中原—天下。在战略意图的实施过程中，太平文人起码起到了两方面的重大作用。其一，以李习、陶安为代表的太平儒生多习经世致用之学，他们在地方上政绩可圈可点，这对于恢复生产，稳定人心，巩固实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李习一门数代皆有政声，他自己虽年逾古稀，在出任太平知府期间，仍然做出了巨大贡献。“李习，字伯羽，当涂人，叙之子，领延祐四年乡荐，授书院山长，太祖至采石偕门人陶安迎驾，即擢知太平府，年八十余矣，以廉办闻。习与弟翼，才名相埒，江左目为‘二李，吴莱称习之文简密严与，翼之文丰腴缛丽。习子汶，以才学召入史馆，预修元史，出为巴东令，移南和，皆有善政。”[5]其二，太平文人成功地修正与完善了朱元璋的人生观。我们知道朱元璋参加起义军的最初动机只是迫于生计，后来脱离起义军郭子兴部的直接原因也只是全身远害，即便定远文人李善长入幕诱之以汉高祖枭雄事迹，他也不过将信将疑，如上种种活动远非未来帝王之举止与图景。

只有等到太平文人的集体归附之后，特别是太平陶安纵论天下诸强形势之际，朱元璋才真正地展开了了他的帝王宏图。“太祖召与语，安曰：‘海内鼎沸，豪杰并争，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应天顺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太祖问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抚形胜以临四方，何向不克？太祖曰：‘善。”[6]在这次献策过程中，陶安的意见虽然与李善长、范常等早期谋士的政治意图基本相当，无非亦是鼓励朱元璋逐鹿中原，问鼎中国。但是，他的进言策略毕竟务实与高明得多。首先他承认当时天下豪强诸如张士诚、方国珍、陈友谅，包括朱元璋在内等都有逐鹿中原的可能性，实力相对弱小的朱元璋唯志在拨乱救民安天下才能与对手起码在道义上抗衡，即所谓的“应天”。其次，朱元璋拨乱救民安天下路径实施的前提条件是神武不杀，当仁以待人，宽以处事，即所谓的“顺人”。最后，朱元璋拨乱救民安天下的战略支点是以金陵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必须全力攻取，即所谓的“抚形胜”。由此可见，陶安此番论断与规划，将目标与远景，政治与军事，安民与称霸做了细致周密的结合与安排，重塑了朱元璋的人生轨迹与政治生命，有效触动了其由乱世枭雄蜕变为乱世英雄，为规治未来帝国的基本秩序与结构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也正是缘于太平文人的集体归附，特别是其中核心人物诸如李习、陶安、潘庭坚等的实心效命，朱元璋在占领江右重地太平路之后，立即组建了生平第一支领导与决策团队。“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以李习知府事，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信为帅府令史，陶安参幕府事，文移用宋龙凤年号，旗帜战衣皆红色，以火德王故也。”[7]

自渡江以来，朱元璋虽然连克和州，太平一线战略重地，然彼时其实力尚弱，且委身于诸强环伺之中。“时太平四面皆元兵，曼济哈雅、阿勒呼木等以巨舟截采石，闭姑孰口，义兵元帅陈额森与其将康茂才水陆分道寇城下。”故朱氏集团实有倒悬之急。恰恰是太平文人的集体入幕有效地缓解了这一困境：其一，朱元璋大规模起用元末名士诸如李习、李翼等治理地方，说明其有问礼从俗，尊贤用能之德；其二，朱元璋不失时机地擢用王恺、陶安等微末文士参赞军机，说明其有识人之法，用材之道。要之，在元末社会动荡，群雄割据的现实处境下，太平文人群体尽管亦曾困顿与彷徨，但是在朱元璋挥师太平之后，太平文人的代表李习、陶安等诸公却没有过多迟疑和胆怯，毅然放弃了南山高卧，选择了经国济民之道，太平文人群体的崛起之路亦由此开启。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明史[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

[2][明]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M].嘉靖二十八年刻本：卷3.

[3][明]宋濂.文宪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23.

[4][清]穆彰阿.大清一统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3.

[5][清]黄之隽，赵弘恩.江南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67.

[6][清]张廷玉.明史[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36.

[7][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