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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国共合作中的角色探究

2021-05-12金明学李精华

公关世界 2021年8期
关键词:国共合作周恩来角色

金明学 李精华

摘要:在国共关系的处理历史上,周恩来一直是个重要的人物。对周恩来在国共合作时期的研究,是学术界研究周恩来的重要领域,国内外学术界对此方面的研究从未停止过。本文以旅欧时期、黄埔军校工作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为三个时间范畴,对周恩来在两次国共合作中的角色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周恩来 国共合作 角色

1.旅欧时期,周恩来是国共合作的先行者、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的创建者与“经理人”

一战后,欧洲因战后建设的需要,从中国招募了大量廉价劳工,华人在欧的群众基础逐渐初步形成。同时,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将解决中国问题的目光投在了苏俄模式,一批年轻的中国知识青年涌入欧洲学习马克思主义,寻求救国救民道路,其中就包括周恩来。

周恩来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从上海出发前往法国,一个月后抵达马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于当年夏天与张申府、赵世炎、陈培公等其他党员共同组建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支部”(或旅欧区),周恩来后任书记一职。当时的欧洲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存在,仅存有一些名义上的国民党党员,其中一大部分人革命斗志薄弱,行为行径与革命目的严重不符,在欧洲不受欢迎。

一九二二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会议最终同意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发表宣言申明“联俄”,受到第三国际的欢迎。于一九二二年加入国民党的王京歧(又名王景歧),特被孙中山指派回法,以全权代表的身份筹建国民党驻欧支部。周恩来很快与其取得联系,带领旅欧代表团前往里昂与王共商合作大计。经商议,中共旅欧共青团80余人均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负责帮助国民党改组,宣传中国革命,为国民党吸纳人才,组织国民党党员的培训等。周恩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主任。莅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周恩来积极筹建国民党巴黎分部,于当年6月正式成立国民党驻法总支部。

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的成立,使国民党在欧洲拥有了自己的党组织。在孙中山看来对于国民党挽救在欧声誉,提升影响力,争取海外资助,无疑带来了莫大的希望。

对国民党改组,中共旅欧党团下了很大功夫,要求国民党应中断一切对军阀和列强的依赖,加强群众工作,扩大外交圈,特别是与苏饿的联系应更加重视。周恩来也没有忘记对共产党员的教育,他要求党员同志不要忘记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使命,在把持住自己立场的基础上投入到国共合作中来。

2.黄埔军校工作时期

2.1周恩来是黄埔军校重要建设者

经由孫中山的组织、苏俄的帮助和蒋介石等人的共同配合,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于一九二四年成立,孙中山聘请鲍罗廷出任学校总顾问,邀情共产党人帮助军校教学工作。一九二四年十月,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次月任政治部主任,他的出任,改变了政治部有名无实的现状。他将苏俄军队的经验融入进来,健全了机构设置和工作体系,调整人事安排,周恩来在政治部设“指导、编纂、秘书”三股,选调黄埔一期的中共党员学生参加各股工作;同时对军校学员和教导团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开设相关课程,出版《士兵之友》《中国军人》等刊物,时常与学员交流、探讨思想,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革命观。

经过大量时间的打磨,军校的思想政治氛围明显提升,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与宋庆龄视察黄埔军校,对学员们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忍苦耐劳,努力奋斗。”

2.2 党的军队关键创始人、东征部队思想工作负责人、上海工人运动的重要组织者

早在旅欧时期,周恩来等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就曾经表达过建立党的军队的设想,认为党拥有自己的军队是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必要条件。周恩来曾经说过:“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经孙中山全权授权,周恩来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组建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实际上成为中共领导下的一支“嫡系”武装。

一九二四年二月,广东革命政府任命蒋介石统领右路军作为主力东征讨伐陈炯明部,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负责思想政治工作,与黄埔学生军共同出征,在前线与苏俄顾问鲍罗廷商讨作战事宜。学生军与粤军在周恩来的政治教育下,英勇作战,很快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击溃陈主力部队。

一九二五年三月,陈炯明趁革命军回粤平乱之际,重回东江,准备再次进军广州,国民政府为彻底清除心患,任命蒋介石为总指挥,周恩来出人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兼第一军党代表,于十月出发,三路出击,经过一月有余的战斗,全歼陈主力部队。

东征胜利后,苏俄顾问认为扩大革命范围的时机已经成熟,北伐再被提上讨论日程。加仑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共同拟定了北伐方案。周恩来随即组建独立团,叶挺任团长,于一九二六年五月率先入湘,因这支部队的坚强战斗作风和披荆斩棘的战斗业绩,被广大人民冠以“铁军”的称号。

一九二六年七月,在苏联顾问的影响下,北伐战争正式打响,周恩来担任第一军团政治工作方面的负责人,主要负责组织、武装工农群众,协助北伐军。上海作为中国工人群体规模最大的聚集地,是革命军的必经之地。从十月到次年二月底,上海工人举行了两次起义,皆以失败告终。为了第三次起义能够获得成功,周恩来加强了政治领导,在法租界的一所学校里训练工人,多渠道获取武器。周恩来在商务印书馆坐镇指挥,三月二十一日起义正式发起,工人举行总罢工,关闭所有在沪工厂,由五千余名工人组成的武装队伍占领警察署、上海警备区兵营,周亲率二百多人攻占了邮政系统、警察总部、军火库、火车站,短短两天的时间,工人武装占领了除法租界外的所有地区。

2.3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坚定维护者

对于国共合作的反对声音,从合作初期到破裂,从没有停止过。早在一九二三年,国民党内对中共参与国民党改组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在孙中山面前告鲍罗廷的状,孙中山出于国民党改组的需要以及从苏联捞取支的考虑,一直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行径采取一定的压制。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的分裂行径嚣张起来,周恩来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九二五年八月,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周恩来发文悼念,参加调查工作。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作为革命领袖的继任者,表面上仍遵循三民主义的革命宗旨,周恩来在国民党左、中、右派和苏联代表之间,努力维系着国共合作的最后一根丝线。由于周恩来对蒋比较了解,针对国民党右派仇共势头日益猖獗的情况,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周恩来就曾提出“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后因共产国际仍坚持对蒋妥协退让而落空,结果导致蒋顺利掌握国民党军事大权。

2.4中国革命的挽救者

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一系列危害中国革命的事情,并最终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武装,中国革命面临着灭顶之灾。周恩来力主军事讨蒋:“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但因鲍罗廷、陈独秀等人的反对而未能实施。

随着国共关系的进一步恶化,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权被剥夺,鲍罗廷决定成立临时小组负责中共的工作,其中就包括周恩来。面临国民党左派疯狂的搜捕,周恩来在武汉与张国焘一起主持党的工作,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和繁重的工作,一位工作人员这样描述周恩来当时的工作场景:“周恩来孜孜不倦地工作,不夸夸其谈。他夜以继日地冷静处理大量复杂事务,承担着大量的工作和责任,对种种非难漠然视之。他负责处理大部分与疏散同志有关的工作。这个时期也标志着他收到全体同志爱戴和尊敬的开始,以及其地位的上升。在一些圈子里,人们称他‘铁人。”

七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周恩来于月末抵达南昌,组织前敌委员会。确定战斗方案后,周恩来与时任20军军长贺龙联系,得到其响应,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于七月三十一夜晚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打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左派的反革命嚣张气焰,在关键时刻保住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挽救了中国革命。

3.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

3.1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促成者

九一八事变后,面临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提出呼吁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置若罔闻,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周恩来写信给蒋介石,总结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惨痛教训,指出蒋在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指引下作出的功绩,而后正因为背弃中山先生革命宗旨,使得两党合作破裂、内乱不止,两党在民族危亡之际应共御外辱,蒋介石对此置之不理。

一九三五年,中共通过对国民党实力派的分析,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的战略方针。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当时负责白区工作部和中央联络部工作的周恩来,立即通过各种途径与国民党内有抗日志向的派別取得联系,他审时度势,将工作主要方向放在了张学良身上。三六年初,通过被俘的原东北军高福源打通了东北军和红军的沟通渠道,周恩来随机指示李克农与张学良达成了停战等口头协议。四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张学良在洛川举行秘密谈判,双方决定建立秘密的直接联系沟通方式。

四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西安会面时,张学良表示他不同意中共“反蒋抗日”的主张,而认为蒋介石也应被纳入“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范围之内,更加认同“逼蒋抗日”,八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应充分考虑张的意见,改“反蒋”为“联蒋”,后因蒋介石顽固不化,最终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宋子文于十二月二十日前往西安会谈,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请求与其会面。宋子文的出现,使蒋介石强硬的态度有所软化,随后宋子文飞往南京,接宋美龄共同前往西安。二十二日到达西安后,次日,应周恩来的请求与周会谈,会谈成果使蒋介石的态度进一步缓和。

被困之际,蒋认为共产党是西安事变的最大症结,深恐中共添油加醋,借机迫害。蒋介石听说中共派来的是周恩来,想起之前对周等共产党人呢的抓捕、屠杀,心中甚恐。周恩来却不计前仇,以校长称呼蒋介石,指出当前形势之紧迫。此时深陷囹圄的蒋介石,被周恩来的胸襟和言辞所打动,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蒋介石重获自由后,为早日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奔波多地,与国民党代表反复谈判,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公开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3.2 团结抗战的推动者

三八年初,南京国民政府新设政治部,为表共同抗日之诚意,蒋多次邀情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再三推辞,但蒋仍坚持邀其出任,经驻鄂中共代表团商议,中共中央书记处考虑,认为周恩来若任此职位有利于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革命军队和宣传党的形象;且若执意推辞,恐授蒋以话柄,不利于打击国共合作的反对派,周恩来遂决定接受邀情前往武汉就任副部长。

上任后,周恩来随即开展了第三厅的人事组建工作。当时武汉聚集了很多爱国青年,周恩来欲招贤纳士组建第三厅,宣传抗日主张,扩大抗战阵营,周恩来与黄琪翔、陈诚等国民党要员,以及董必武、博古等人商量后,决定了第三厅的组织体系和职位设置等关键事项,并决定说服社会贤达以及民主人士参加到第三厅的工作中来。经过周的诚挚邀请和劝解,先后将著名文学家兼史学家郭沫若、作家阳翰笙招致第三厅。为保证第三厅的抗日属性,周恩来还与郭沫若共同配合,挫败了国民党欲安排为刘健群为副厅长的图谋。周、郭、阳等人将第三厅建成了真正意义上容纳爱国民主人士的政府机构,各部门中既有共产党员,又救国会的成员和国民党员,同时第三厅吸纳了很多文化、文艺界的名人,以及国外进步人士,组成了庞大的“革命宣传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局面下,周恩来和第三厅积极接收了从失地退到武汉的文艺团体,并立即改组第三厅,将他们招致麾下,给以物资援助,使他们在抗日文化战场上发挥作用。

4. 结论

综上所述,旅欧时期,周恩来是国共合作的先行者、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的创建者与“经理人”;在黄埔军校时期是军校重要建设者、党的军队关键创始人、东征部队思想工作负责人、上海工人运动的重要组织者、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坚定维护者、中国革命的挽救者;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周恩来是合作的促成者和团结抗战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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