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看国共合作的矛盾及冲突

2014-11-24陈清茹

黑龙江史志 2014年3期

陈清茹

[摘要]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是在国共两党共同参与下合作完成的，前两次是由于准备不足而失败，最后一次虽然成功了，却又惨遭国民党的镇压。在这三次暴动过程中，国共两党矛盾重重，冲突不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四一二”政变之前国共两党合作的真实情况，一方面是共产党的竭力挽救，一方面是国民党的极端不满，在这种脆弱的合作中两党的破裂注定是无法挽回的。

[关键词]上海；武装暴动；国共合作

1926年11月和1927年2月，罗亦农与赵世炎等人两次领导上海工人举行起义，均未成功。1927年3月，罗亦农与陈独秀、周恩来等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成功。这三次武装暴动是在国共合作的名义上进行，由于国共两党各自的政治理想不同，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分歧，如对于有无必要举行三次武装暴动、将来要成立的政府的组织结构等。但是他们又不得不屈服当时的现实形势下，各自妥协又相互斗争，他们的合作就在这种种矛盾冲突中进行。

其一，两党对于要不要举行武装暴动有严重分歧。1926年9月，广州国民党中央为开展江苏及上海地区的工作，成立江苏特务委员会，吴稚晖担任了江苏省特务委员。1927年2月21日，由原来的江苏省特务委员会、江苏省党部、上海特别市党部合组成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他成为联席会议主席。联席会议的参加人，国民党方面是钮永建、吴稚晖等，中共方面是罗觉、汪寿华等。作为国民党上海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吴稚晖参与了三次武装暴动，他的观点和看法可以说代表了国民党方面的意见。

关于这三次武装暴动，吴稚晖从本意上来说始终并不赞同。他后来回忆总结道：“这次运动（第二次暴动）与去年十月暴动（第一次暴动），同犯时机上的错误。去年失之太迟，今年失之太早。要在北伐军到上海的前一二天举行，最为适宜。”“当罢工之先，再三劝他们到北伐军将到时举行。他们不肯听。”（1）当时北伐的形势一片大好，作为国民党来说并不希望在他们马上就要进攻上海时举行武装起义，他们希望在进攻上海时共产党再全力配合，这就是国民党所认为的时机成熟。从这个立场来看，国民党自是不同意工人举行武装暴动了，觉得这是多此一举，这是共产党的别有用心。而在共产党看来，北伐只能代表军事的胜利，他们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民权的实现。陈独秀在《论国民政府北伐》一文指出：“我们不梦想此次北伐军事胜利就是一种革命，就能实现‘接受政权的国民会议。”还说：“总之中派（指蒋介石）的北伐意在他们的政权扩大，我们对于北伐是要求民权运动的扩大。”（2）所以，共产党频频发到武装暴动，是希望借助工人的力量取得舆论的支持，在北伐军来临之前成立工人占优势的政府，这样才能早日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

于是，这些暴动在国民党看来就是幼稚、不成熟、太急躁。按照中共的计划，本来第二次暴动于1927年2月22日下午发动，联席会议虽然决定计划推迟，但是由于中共上海区委坚持原定计划，起义还是按时举行，此事却又坚定了吴稚晖对中共“急躁”的判断。据吴稚晖后来的追述：下午六时半，听见炮声隆隆，正奇怪时，杨杏佛来告诉他说，下午五时半，中共忽然找到钮永建，说海军（由罗亦农负责联系）今晚必欲动，让钮发布命令，钮甚怒，“诘其何以午前不早言？然卒循其哀请”。当吴稚晖随杨来到钮的办公地点时，钮正对侯绍裘、汪寿华发脾气：“如此相欺，何能合作！”他劝说道：“事已如此亦，亦可勿复有言。革命党之急躁，常如此也。”（3）

其实，吴稚晖也并不是完全反对武装暴动，只不过他认为暴动的领导权应该归国民党。“工人武装暴动的办法，亦是至佳。但我们不要工人归到共产党手里，反来革我们革命党的命。我们要武装国民党的工人，完成我们总理的工人革命。这是总理改组国民党苦心孤旨容纳共产的意思。”（4）这才是他的本意，才是国民党的理想，他们希望共产党可以无条件的帮助国民党，但是不能不听国民党的指挥。如上所述，在第二次暴动时，中共修改了计划，但是国民党并不知晓，这样自然激起吴稚晖等人的不满。

其二，两党关于要建立什么样的政府有不同的看法。按照中共当时的设想，在上海成立的革命政府应是“国民革命的苏维埃”，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全上海革命民众的苏维埃”。其特征是：1.以职业为单位直接选举代表，组成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由市民代表会议产生市民政府，不劳动的无职业的流氓不能当选代表。2.代表与民众有直接联系。3.没有立法与行政的划分，革命民众随时自己立法，自己执行。4.国民党可以监督市民政府，但是不能监督作为纯粹民意机关的市民代表会议。中共上海区委的这些设想与国民党人杨杏佛等人的政治理念严重冲突。杨杏佛等人主张：1.职业团体与地方团体同有选举资格，不仅按职业，也要按区域推举代表。2.市民代表会议不设经常性的执行委员会，以市或省的党部为市或省的议会，市民代表会议的组织，要经过国民党市党部的最后决定。（5）

国民党方面认为，市民代表会议的主张与国民党“以党治国”思想相违背，“与国民政府有冲突”，将“脱离国民政府”。钮永建更认为：现为军政时期，人民未训练，不能举行市民代表会议；民选市政府“近乎滑稽”。而吴稚晖则反对学生进入政府，如上海市政府委员名单中，原来有刘披云。吴稚晖在会上反对他当政府委员，说：“学生的任务是读书，不应该参加政府。”还点名骂了他一顿。（6）刘披云当时表面上是上海大学社会系，实际是共青团的法（租界）、南（市）部委书记。

其三，两党关于领导权各执己见。在三次武装暴动中，国民党不仅对共产党的急迫不满，而且忧虑共产党脱离国民党的领导，另外发展自己的势力。据吴稚晖声称，在三次暴动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共产党的图谋不轨，“十月以后，渐觉汪君等时图于国民党外，要在上海另植一种革命势力，以为共产党之地。”“殆今年（1927年）正二月，图立工人市政府之意，日益显明。且时言党军可以不必来。”7吴稚晖认为，自第一次武装失败后共产党就开始有意摆脱国民党，发展自己的力量。这与共产党方面罗亦农的认识完全一致。

1926年9月20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市民运动会议。罗亦农在会上说，上海暴动无产阶级要避免领袖地位，若急于来领导革命，必引起帝国主义害怕，而向我们进攻、屠杀，资产阶级也不敢同我们合作。要把领导权让给虞洽卿。并说，这个政策区委和中央都已赞同。（8）

1926年10月23日，上海第一次武装暴动失败。在暴动之前，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定这次暴动以“商界为主体”，“以国民党的钮永健和吴稚晖二人为主力”，在未来的市政府中，“不反对资产阶级为市民取得政权”，无产阶级“不拿政权”，“我们只须有人参加。不必作重要的地位，我们的目的只在取得民众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等。（9）10月24、25日，中共上海区委先后召开临时主席团会议和各部书记临时联席会议，总结第一次暴动的经验教训，罗亦农在会上指出：“这次我们认识资产阶级毫无力量，不要把他们力量看大。以后上海的运动，应很坚决的认定只有工人阶级可以主动，否则一无所有。以后特别要认定自己为一切的中心”，“以自己为中心”。（10）这说明在第一次暴动时，共产党还是十分相信国民党的，同意以后的政府是资产阶级占主导权，可是由于暴动失败，由于这次不成功的合作经历，使得共产党对国民党很失望，国民党的不作为让他们决心以后自己单干，要以自己为中心。可是当时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他们还不能完全摆脱国民党的制约，所以在名义上还不得不与国民党周旋，作一些让步，这也让他们很为难。诚如吴稚晖所说：“共产党之苦处，未到时候，要拿出共产党的旗子来号召，必遭群起反对之危险。故必隐于国民党之背后来进行。”（11）

1927年2月22日，为纠正前两天暴动未指明“人民夺取政权”的缺点，中共提出“召集上海市民代表会，组织‘上海市民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并由罗亦农、汪寿华与国民党代表商量。吴稚晖认为这是共产党要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的政府，坚决反对说：“倘若共产（党）必欲自立名目者，乃无意与国民党合作，吾立国民党地位，敢提出抗议。”罗亦农等解说成立此委员会为讨论军事等，吴才勉强同意。（12）2月23日，陈独秀致函吴稚晖，斥右派说“西披（中共）要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政府”是谣言，望吴“万勿轻信”，称“西披分子多出力，这是革命者应尽之义务”；“西披绝无与国民党分离之意，谁愿分离，便是谁不忠于革命”；对于海军提前开炮事，承认是错误，因“军阀肆意屠杀，群众忍耐不住，自由行动，甚至于影响海军”。（13）

从第二次暴动看，共产党暂时还没有打算与国民党彻底分裂，还在尽量挽救与国民党的关系，这一点通过陈独秀的信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努力。而吴稚晖等人暂时也接受了这种说法。

但是，第二次武装暴动失败后共产党更坚定了迅速发展力量的决心。1927年3月18日，陈独秀参加特委会议，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在小商人、店员、学生群众中，要无限的发展左派国民党，以制裁将来军事力量之右倾。在二个月以内，上海要有五万国民党党员。（14）这自然更加激起国民党的不满。在第三次武装暴动之前，中共江浙区委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曾召开了两次联席会议，协商临时市政府的具体名单，准备起义胜利后建立市民政府。会上，国民党要把临时政府变成国民党的政府，罗亦农坚决反对，坚持国民政府要以工农为主，同时包括其他阶层。会上斗争很激烈，吴稚晖反对这个意见，反对工农参加政府。经过斗争，最后通过的19名市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了8人（罗亦农、汪寿华、林钧、何洛、丁晓先、候绍裘、李泊之、顾顺章），约占委员总数的44%。同时团结了中间派，包括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靠拢我们的王晓籁、王汉良、杨杏佛等。个别地也吸收了大资产阶级代表虞洽卿参加，同时也包括了国民党代表钮永建等。这个名单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15）这种妥协共产党觉得尽了最大的努力，觉得国民党也接受了，其实不然。吴稚晖当时虽然勉强同意了，但后来还是说出了心声：“西披且以公开名义，占得委员一席，为全国从来未有之创举。”（16）这种共产党的最大让步在他看来依然是惊人的，无法接受的。

这种暂时的妥协无法解决两党的主要问题，共产党在军事力量占弱势的情况下，更加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于是，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工人纠察队迅速壮大起来，新的工会纷纷成立，到1927年3月底，登记的工会组织有500多个，会员达80万。这种情况愈加引起国民党的恐惧。1927年3月28日，李宗仁抵达上海。他曾有过一段回忆：“我到上海时，发现上海情形极为严重，全市群众运动悉为共产党所操纵。工会拥有武装纠察队千余人，终日游行示威，全市骚然，稍不如意，便聚众要挟，动辄数万人，情势汹汹，不可终日。”当他乘车去龙华，“适值驻军因小事与工会龃龉，工会聚众万人，往龙华要求白崇禧解释。满街全是工人，途为之塞，我只得下车步行，自人丛中蛇行挤至总指挥部。”李宗仁见到白崇禧后，白告诉他：“此时不特上海工人行动越轨，就是第一军也已不稳。共产党正在暗中积极活动，显然有一举取国民党而代之的野心。此种发展，如不加抑制，前途不堪设想。”（17）

综上所述，国共两党在第一次暴动之初还能勉强维持表面的合作，可是经过这次暴动失败之后，双方的分歧越老越严重，发展到各自都无法容忍的地步，最终酿成不可挽回的分裂。

注释：

（1）吴稚晖：《初以真凭实据与汪精卫商榷书》，《吴稚晖先生全集》，台湾：国民党党史编撰委员会1969年版，第885页。

（2）吴稚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集》，中央档案馆1981年版，第61-91页。

（3）吴稚晖：《初以真凭实据与汪精卫商榷书》，《吴稚晖先生全集》877-878页。

（4）吴稚晖：《书汪精卫铣电后》，《吴稚晖先生全集》第9卷，863页。

（5）杨天石：《陈独秀建议紧急发展十五万国民党员——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百年潮》，2003年第11期。

（6）金再及整理：《李维汉等回忆罗亦农》，《百年潮》，2002第6期。

（7）吴稚晖：《初以真凭实据与汪精卫商榷书》，《吴稚晖先生全集》第（9卷第876、877页。

（8）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6页。

（9）《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15、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0）《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