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共党内合作建立之初，中共党内存在重视国民党工作而忽视中共本身组织发展以及放弃对国民党的批评权的倾向。维经斯基建议召开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改变这一倾向。1924年5月，会议在上海召开，维经斯基在会议上贯彻了共产国际“二月指示”精神，同时维经斯基所主张的对国民党保持批评权的观点也为会议所接受。此次会议有利于纠正中共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右倾倾向。

关键词：维经斯基；倾向；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8-0144-08

作者简介：周利生，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西南昌330022）

国共合作是国民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形式和载体，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的兴盛有着密切关联；民族利益、意识形态、政党本质等多个因子都在影响着国共合作的形成与发展；党内合作方式是共产国际、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共党人对于这一合作方式的立场和态度也并不一以贯之，“左”的或右的倾向不时出现，等等。其中，国共合作早期，中共党内就曾出现比较明显的右的倾向，而这一倾向的纠正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努力分不开。于此，本文希冀有所解释。

中共三大虽然通过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决议，并要求“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然而，在一些人的思想上未必就能立即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做法，毕竟共产党与国民党是两个阶级基础截然不同的政党。张国焘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就反映出这一现象：“代表大会（即中共三大，引者）一结束，其错误就暴露出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支部中，对我们同国民党关系问题抱反对的情绪有了发展，反对者可能占多数。再者，像长沙、汉口和北京这样一些大的支部，曾设法要求马上再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以解决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问题。”

不过，就国共合作后的整个情势而言，“右倾的错误比左倾的错误更危险，而且更普遍”。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了右倾错误的三种表现：一是实际工作中的同志认为，既然目前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就应该“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二是少数由国民党加入共产党的同志，认为既然开展国民运动，就应“采取劳资调协的政策，不便鼓动阶级斗争”；三是有人认为“应该帮助整个的国民党，不必助长左右派之分裂”。可是，1923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三届一次执委会会议仅认识到其中的一方面，即左倾的倾向。会议认为，因为对国共合作有“疑虑”以及“国民党本部办事不敏决”、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间的“猜疑及政治观念不同”等因素，中共三大通过的决议案“尚未能充分执行”。因而，此次会议以及接下来1924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三届二次执委会会议，不约而同强调以国民党名义开展工作。

中共中央三届一次执委会会议指出：“国民运动是我党目前全部工作。因为目前的中国劳动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在政治上的意义都只是国民运动。”会议的决议案认为国民运动的主要动力“是国民党”，为发展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会议要求：凡是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共产党员一并加入；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共产党员为之创设；新“创设之组织”，“须遵用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发之党纲章程及党证”。

中共中央三届二次执委会会议则强调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要以不“惹起国民党的反感”为前提；“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只有那些“对于我们所认为必要事项，而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在“介绍新分子加入本党时”，也要考虑到“不（仅）使国民党误会我们有意拉去他们的党员”。

这种右倾倾向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两种相互联系的后果。

一方面，国民党组织的空前发展。从1924年1月起，国民党进入建党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党组织从南方一隅扩展到全国，未建立党部的省份只有黑龙江、新疆、西藏。多年以来，国民党的组织发展和革命活动集中在南方，在北方地区的力量薄弱，党员人数很少。但是，根据维经斯基了解到的情况，国民党一大后仅仅几个月时间，到1924年4月底，北京的国民党党员竟达1300人之多。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党员人数的迅速增长，与共产党的积极工作密不可分。1924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明确指出：“国民党于第一次大会之后，思想上及组织上都渐渐的形成起来，大半是因为我们党员积极的参加工作。”抗战时期，周恩来还说到，国共合作建立后，“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

另一方面，共产党自身组织的发展壮大受到影响。在国民党中担任中共党团书记、同时负责国民党组织工作的谭平山与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谈到，在广州，由于从事国民党方面的工作，“不可能腾出时间去做群众工作”，共产党“同工人群众失去了某种直接的联系”。其结果，国民党的‘‘分支机构已经有60多个，但是我们的同志却没有增加”。中共党员的数量变化也明显地反映这一情况。1921年7月，中共一大时，党员人数为50余人；1922年7月，中共二大时，党员人数为195人；1923年6月，中共三大时，党员人数为432人。但是，到1924年5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召开时，党员人数几乎没有增加。上海区：原有56人，现为47人；汉口区：47人；湘区：149人；京区：75人；山东区：17人。以上共计335人。广东区的党员数量可以从谭平山与鲍罗廷的谈话中知道，当时只有30人。再加上江西、四川等地的少数党员，全国党员总数不超过430人。

可见，这个时期中共各项工作没有脱离“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圈子。

“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与中共三大之初衷是矛盾的。中共三大决议指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收到张国焘1923年11月16日发自北京的来信，尤其是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斯列帕克1923年8月25日和11月25日发自北京的两封来信后，维经斯基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中共党内围绕国共合作所发生的争论及其对自身组织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斯列帕克在8月25日的信中称：“最近一个时期，党的工作这里进行得很少。本来它的规模就不大，而近来由于这个倒霉的国民党奸党，工作几乎完全停止了。大家都被套在孙逸仙的马车上，对其他的一切都不屑一顾。近来在党内由此发生了重大的争吵。情况确实变得难以忍受。”在11月25日的信中，斯列帕克更是抱怨一切都要围绕国民党的工作来运转的现实，“在工人运动有可能兴起或已经风行起来的地方，没有必要无缘无故地披上国民党的外衣并充当国民党的预言家”；“当然应该帮助国民党”，“但我们需要同时做自己的工作，甚至首先做自己的工作”，只应该“让少数同志去帮助国民党”。

知悉上述情况后，维经斯基于1924年1月15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交一份重要报告。该报告称：根据发自中国的“一些来信”，“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建设国民党的整个工作中，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那些加入国民党的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以至于“最近几个月，党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了”；但在中共党内“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工业城市无产阶级和青年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是党内意见分歧的焦点”，“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而去组织中国工人，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工人群众，这个问题是党内最大的争论问题”。维经斯基在报告中建议“在上海召开一次中国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会议。他还具体指出，会议议题应该是：阐明中国国民运动的反帝性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运动；组织问题和党内工作；宣传和鼓动工作。

在接到维经斯基上述报告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东方委员会于1924年2月25日正式作出指示（以下简称“二月指示”，笔者），要求中共在5月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主要解决以下问题：讨论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宣言和纲领，制定“把该党普通党员群众争取到左翼一边的措施”；加强工会工作；通过国民党“开展较激进的土地改革”，以便‘‘把农民阶级吸引到解放运动中来”；开展一次扩大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的运动，“主要吸收25岁以上工人出身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简言之，“二月指示”明确要求中共扩大国民党中左派党员的数量、发展产业工人运动、开展农村土地改革、加强共产党本身组织的发展。这些措施，无疑是为了纠正右倾倾向。

作出上述指示的同时，共产国际将贯彻指示的任务交给主张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维经斯基。随后，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带着“二月指示”来到中国。他先到海参崴，然后经中东路于1924年4月到达北京。大约在1924年4月底5月初，维经斯基到达上海。之后，在他的参与下，中共中央不断开会，为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做准备工作。

1924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执委会会议。这次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对纠正党的工作中的偏差”，“起了积极的作用”。会议发表的通报《此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之意义》指出，会议的召开“有三个重大的意义”，实际上是有了三个新的认识：一是“越发感觉认识国民党及巩固我们党的重要”；二是如果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忽视了“劳动运动尤其是近代产业工人运动”。“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三是党的青年运动工作中的种种错误，“不可不急于救正”。

会议所导致的政策的变化，张国焘有一段回忆：“我衷心欢迎这次会议，因为会议的决议，无异接纳了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主张。……中共中央的方针在这次会议中也可说有了显著的纠正。”此次会议“接纳”了张国焘在中共三大上的主张，显然不确。在那次会议上，张国焘强调“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系反对国共党内合作。此次会议并非退出国民党，所谓“显著纠正”指的是中共三大以后的右倾倾向得到“显著纠正”。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针对过去“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的做法，会议强调“巩固我们党的重要”。在组织方面，要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在宣传方面，强调“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在中央各部之中，“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部和工农部”，中央宣传部“应当在党报上加重党内教育的工作”，中央工农部要“进行工会的宣传”。会议决定今后不再介绍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凡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不然，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作为中共阶级基础的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就是“使先进的无产阶级内心搀人混乱的种子”，就会“使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斗争要发生狠大的困难”。

其次，针对过去“国民运动是我党目前全部工作”、“目前的中国劳动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在政治上的意义都只是国民运动”的观点，会议强调劳动运动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劳动运动尤其是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我们的党。”会议指出，在国民党内开展国民革命，“阶级利益的调和不但不能增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而且足以使之减少”；“民族解放运动中渗入此阶级的性质，这个运动才格外深人，才能增加他的革命性质”。

上述会议的精神，与维经斯基的观点相一致。维经斯基反对那种将建立“群众性”的“国民党组织”视为“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的思想，认为必须要向中共“十分明确地说明”：“在国民党内做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所以我们能够同他们共事，并且将同他们共事，在从国民革命运动的角度看确实合适的地点和时间为他们做工作。”维经斯基要求中共中央的工作方针重点“应放在本身组织的发展和领导工人运动上”，开展工人运动的目的是把工人“聚集到阶级的经济中去”，也就是要加强工人运动的阶级意识；“对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要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使国民党革命化”。

对于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上的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用书面方式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进行了报告。报告指出：在1924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关于在国民党内工作的问题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出现“主张与国民党决裂”和“让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两种相反的意见。结果，会议“在维经斯基同志直接参加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在巩固和加强党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同时继续留在国民党中工作的决议”。

对于维经斯基在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上的作用和影响，蔡和森1926年在莫斯科期间应中共中山大学旅俄支部的邀请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时也有具体描述：“国际代表（即维经斯基，引者）以土尔其的经验，故对第三次大会的决议稍有所修改。他主张工人运动保留其独立的组织，工人是我们的基础，同时工人加人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对国民党性质的估量，谓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故本身上是不能集中的如无产阶级的政党。同时在实际上如国民党的组织太集中了，则工农加入不便”。

将共产国际“二月指示”的文本与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决议的文本比对分析，可以肯定，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维经斯基很好地贯彻了“二月指示”精神，而这正是纠正中共党内右倾倾向的重要环节。

如：“二月指示”要求将国民党的“普通党员群众争取到左翼一边”；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强调“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的最好方法”是：不断普遍国民党反帝反军阀的宣传和行动；在国民党政府领域内实行“农民问题的改良政策”和“赞助工人组织”。

“二月指示”要求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在国民党出版机构中的党员的工作的监督”；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则规定：中央必须特别设立一个由七人组成的“主持中央一切机关报的编辑委员会”，该委员会“同时指导各地参与国民党报纸的同志”。1924年5月后，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成立，蔡和森担任主任。

“二月指示”要求“在今后3个月内要开展一次扩大党员数量的运动，主要吸收25岁以上工人出身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会议则决定：青年团的tt下届全国大会应修定年龄，至多不得过二十五岁”；“已过s·Y·法定年龄的团员，……于三个月内尽量加入c·P。退出s·Y·”。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三大将入团年龄改为14岁以上、25岁以下。

“二月指示”要求“加强工会工作”；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则通过了《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该决议案规定：中央委员会工农部内“特设工会运动委员会”，指导工人运动并调查劳动状况；在地方委员会工农部内也“特设一工会运动委员会”，以“执行中央工农部的命令”：同时，鉴于中国地域广大，“必须特派巡行各路矿的人员，使中央机关熟悉一切消息，同时便做工会运动的指导员”。通过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起来。犹如邓中夏所说：“陈独秀的中央，对于职工运动的取消主义的倾向，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共产党的扩大会议上，才纠正过来，也就是从此以后，共产党对于职工运动才重新又做起来。”

四

国民党和共产党作为两个阶级基础不一的政党，在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是自然的。中共欲保持合作中的独立性，保持对国民党的批评权非常重要。放弃批评权，就意味着中共迁就于国民党，从而丧失独立性。1924年2月，中共中央三届二次执委会会议通过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指出：“我们在国民党改组以后更加以努力扶持他们，不可因他们以往的缺点，预存嫌恶藐视的心理。他们的党员当中，自然不免有于心性习惯上，未能全改旧日的状态的人；但我们只徐为掖进，不应有不屑与之为伍的成见，以惹起他们的反感。”⑧从决议案的内容看，中共方面不主张对国民党进行批评。不仅如此，对于来自其它方面的对国民党的批评，中共方面还帮助予以反驳。如瞿秋白1924年2月20日在《向导》上发表的题为《国民党与下等社会》的文章，指出：“国民党改组以来，发展的形势非常明嘹，内中急进及缓进的各种份子互相辩论争执，也是很平常的事，可是一般上等阶级的政党及报纸（如《时事新报》、《新闻报》等），一方面唯恐国民党发展，别方面幸灾乐祸，拼命的造谣挑拨，有意离间。然而即此更足以证明：国民党始终是下等阶级的政党，是革命的政党，是代表大多数平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之所以放弃批评权，与苏俄对华外交有关。当时在中国活动的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要求中共，“最坚决地放弃对国民党的一切批评”，因为“这种批评会妨碍实施我们（即苏联，引者）早已决定向它提供的援助”。

维经斯基的观点不同。来中国前夕的1924年4月1日，维经斯基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国民党与中国革命》一文，指出：“过于使党集权化的章程，可能在将来对国民党左派不利，如进一步发展，则可能使国民党变成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而不是一大宣言所要求的党。我们中国共产党同志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国民党内争得更多的民主，俾使国民党左派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国民党内部有那么一部分人在“把孙中山拉向后转，正是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就应表现自己有能力支持国民党左派，揭露民族主义者可能出现的脱离群众的些微错误，因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脱离群众就意味着亲近帝国主义”（着重号为原有，引者）。维经斯基认为，国民党右派正纠集相当大的势力，成为广东革命政府的威胁；国民党右派完全按国民党改组前的惯例和经验行事，反映的是“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国民党右派这部分人“竭力使党的路线更加右倾”，“最终同世界帝国主义实行妥协”，因而是“敌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维经斯基的观点可以归纳为：其一，国民党的组织不能有过于“集权化的章程”，以利于左派的行动，避免国民党变成纯粹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其二，国民党内部有左右派之分，中共必须支持左派。

其一，如果国民党具有过于“集权化的章程”，就会使对国民党的批评变得不可能。当初，马林将《向导》周报“经常批评国民党，而且这种批评为民族主义人士所乐于接受”作为共产党“在民族主义团体内有充分的行动自由”的证据，并进一步以此来说明国共之间可以建立党内合作。1935年，马林与伊罗生谈话时，更是肯定地指出他当年努力在中国推行国共党内合作就是以“爪哇的经验”为借鉴：与爪哇的伊斯兰教联盟一样，中国国民党“组织形式是松懈的”，“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推行我们的思想和开展革命的反帝群众运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然而，鲍罗廷以苏俄革命为经验来改组国民党，从党员的资格、纪律处分的方式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设置等，说明国民党一大所通过的党章是以苏俄布尔什维克的党章为蓝本的⑦，其改组目标肯定就不是“松懈的组织形式”了。国民党一大明确规定“国民党之组织原则，当为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据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就不能批评国民党中央作出的任何决定，这就意味着共产党放弃批评权力。

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上体现的是维经斯基的思想，而不是鲍罗廷的主张。会议指出：“国民党依他的社会成份（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他既有各阶级的分子在内，决不能同等的代表各部分的利益，只有反帝国主义和民权主义可以做大多数平民群众的斗争的共同政纲。”

其二，要保持对国民党的批评权，就必须指明国民党内部有派别之分。如果认为国民党内部没有左右派之分，批评国民党就没有必要。

此前，中共中央三届二次执委会会议明确表示不能在国民党内区分派别，认为将国民党中“比较不接近我们的分子”、“比较疏远我们”乃至“反对我们的主张”的国民党党员视为右派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正确的观点应该是“把这样的党员目为属于统一的一个派别”。陈独秀1924年4月发表于《向导》的《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一文同样指出：“中国国民党之改造方在萌芽，此时不但不应各怀意见，且实际的政治运动未认真活动以前，也断然没真的左右派意见发生，即有意见，也不过私的感情冲突，决不是公的左右派政见之不同。”

与此前相反，1924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国民党内部存在左右派之分：在国民党内，“发现两派的力量”；“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会议因此指出，“我们乃要求国民党内的批评自由，我们便能在国民运动的根本问题上指摘右派政策的错误（最重要的，就是回避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在我们自己的机关报上，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在种种集会的时候”。

会议之后，1924年6月，中共中央就通过瞿秋白告知在广州的鲍罗廷，将提出国民党内派别“合法化”的要求，即“在国民党内形成左翼派别”（着重号原有，引者）。7月，中共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列举国民党右派的五点“重要的错误”：“（A）不愿反对帝国主义的列强；（B）反对中俄协定，并根本反对苏俄，说是国民党之敌；（c）压迫兵工厂工人组织工会，阻止圣三一学生退学；（D）纵容江门佛山商团摧残工人农人；（E）排斥共产派。，《通告》要求，今后“应由我们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党部，对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不满于右派的意见”，“应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时提出左右派政见不同之讨论”，等等。此后，中共党人在报刊上批评国民党右派的文章也屡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