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筱雯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上海 201620)

1.0 引言

翻译的根本属性决定了对许多翻译根本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伦理层面的探讨。上世纪80年代，贝尔曼首次提出了“翻译伦理”。由此，韦努蒂、斯皮瓦克、皮姆、梅肖尼克等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各自的翻译伦理观。皮姆(2001)在《译者》特刊中提出了翻译研究的伦理回归，随即也在我国掀起了翻译研究的伦理热；2017年该杂志发行特刊以“翻译、伦理和社会责任”为主题，指出就翻译伦理问题的探讨仍有许多视角有待发现。

我国学者中，刘云虹、许钧(2017)对翻译价值观与翻译伦理基本问题的探讨，方薇(2017)对翻译伦理研究中重要术语的分析，鲍晓英(2014)对西方主要翻译伦理著作的评介，王岫庐(2016)对当代西方翻译伦理主要观点的梳理等成果都是丰富和完善翻译伦理内涵，探索翻译伦理研究的路径和意义的重要理论实践。但目前我国大部分翻译伦理研究仍只是基于西方翻译伦理学成果而进行的个案分析，尤其以切斯特曼的伦理模式影响最大。丰富的个案研究有助于厘清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联，但借鉴理论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对西方翻译伦理的讨论虽观点“丰富多元”却不乏争论；翻译伦理的研究对象、伦理模式等问题仍众说纷纭。因此，翻译伦理研究亟待进一步的理论探索。从伦理层面出发探究翻译的本质，以文本为依据的本体研究不容忽视，同时“还必须有一种历史目光，从历史事实出发，考察翻译活动与其赖以进行的历史、社会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刘云虹、许钧，201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