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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英文版《浮生六记》中的副文本研究

2021-05-07梁林歆

山东外语教学 2021年2期
关键词:浮生六记译本企鹅

梁林歆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1.0 引言

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清代文学家沈复创作的《浮生六记》是一部跨越古今中西的奇书,作者以日常生活细节为素材,对自我人生进行了真实又极富传奇色彩的个性化抒写(倪慧颖,2010:34)。如其标题所示,这部作品共有六记,分别为《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道》,但后两记已然遗失。《浮生六记》最早的英文全译本出自林语堂之手,由上海西风社于1939年以汉英对照形式出版;英国汉学家雪莉·布莱克(Shirley M. Black)的节译本于1960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汉学家白伦(Leonard Pratt)与其夫人江素惠(Chiang Su-hui)合作的全译本于1983年由企鹅出版社出版;加拿大汉学家格雷厄姆·桑德斯(Graham Sanders)的全译本于2011年由哈克特出版公司出版。目前仅有的三个英文全译本中,企鹅版《浮生六记》是唯一的合译本,其英汉对照版入选了我国国家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大中华文库》。

“副文本”这一概念由法国叙事理论家杰拉德·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于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指的是“在正文本和读者之间起着协调作用、用于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材料”(Genette,1997:1)。根据副文本所处的位置,热奈特(同上:1-15)将其划分为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其中内副文本是文本内部呈现的信息,包括封面、封底、标题、次标题、前言、出版信息、附录、注释、插图等;外副文本是文本外部呈现的信息,指外在于整书成品的、由作者与出版者为读者提供的关于该书的相关信息,包括访谈、评论、日记、信函等。一方面,副文本元素参与并丰富了译文正文本的意义(肖丽,2011:17),为译文读者和翻译研究者提供了译作背景、译者观点、译作与原作的关系等方面的信息,成为深入阅读译作、考察译者及其翻译思想的可靠资料来源(黄培,2018:74)。另一方面,副文本围绕并伴随着正文本,使其以图书的形式存在,高质量的副文本能够促进图书的销售(耿强,2016:105),为了解译本在目的语环境中的生产和接受机制提供重要参考。

《浮生六记》英译本的相关研究虽不少,但大多针对林译本;与此同时,多数研究局限于对译本正文的研究,对于具有史料、阐释、经典化等多重价值的副文本鲜有涉及。本文以企鹅版《浮生六记》的副文本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该译本不同类别的副文本及其功能进行分析与解读,揭示其译介模式,以期为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参考。

2.0 企鹅英文版《浮生六记》中典型的副文本元素

2.1 内副文本元素

企鹅英文版《浮生六记》中的内副文本元素包括封面、封底、出版信息、标题、副标题、译者简介、译者序、作者生平大事记、度量衡、附录、注释、地图等,其中译者序和注释对准确解读译本具有积极作用。译者序长近七页,内容包含作者介绍、作品的基本内容和文学价值、译者对作品的理解及其翻译意图等,是通往译本正文的“门槛”。注释均以尾注形式标于文末,长近15页,共计217条。尾注作为辅助,是对正文的一种补充(许明武、王烟朦,2017:94),能够激发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热情(魏家海,2017a:125)。此外,书中共有地图六幅,展示了与文本内容相关的自然地理场景,图下附有地理名称及介绍。这些内副文本丰富了译本的内涵和外延,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译本的研究价值。

2.2 外副文本元素

企鹅英文版《浮生六记》中的外副文本与内副文本间接互文,隐含相关事实信息。夫妇合译是企鹅版《浮生六记》英译本的显著特色之一,两位译者的职业身份和文化身份作为典型的外副文本元素,是译本研究重要的对象。白伦是美国作家和汉学家,曾任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驻香港的总编辑。他先获密歇根大学汉学研究学士学位,后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汉学研究硕士学位,1969至1974年期间在台湾进修中国语言。其夫人江素惠出生并受教于台湾,拥有法学学位,曾从事教育工作并曾任记者和播音员。两位译者均有相关的新闻职业背景,具有扎实的文字功底且熟知读者喜好,同时能够敏锐地洞察时代的变革,其合译本印行于改革开放之后(1983年),响应了国内外发展大趋势。此外,两位译者分别来自源语国家和目的语国家,中西合璧的文化身份使他们能够实现优势互补,轻松地游历于原作与译本间。“两位译者在仔细阅读原文后,先由白伦先生译出初稿,再由江素惠女士对译文提出批评和修改建议,然后两人一同修改,直至认为译文完全反映原文的意思和风格”(文军、邓春,2012:56)。

3.0 企鹅英文版《浮生六记》中副文本的价值和作用

副文本参与建构了文本的结构和意义,提供了诸多显露或隐含的信息。企鹅版《浮生六记》中典型的副文本元素在建构异域形象、彰显译者风格、促进译本的传播接受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我们概观作品的译介模式,探究影响其译介的因素,进而更加清楚、客观地认识与评价译本的价值。

3.1 建构异域形象

企鹅版《浮生六记》作为第一个由中外译者合译的英文版,在传递作品深厚的文化底蕴方面意义非凡。该译本的副文本形式多样、载体丰富,诠释了原文中独特的文化现象,补偿了翻译因文化缺省而可能丢失的意义,使译文变得更加可理解与可接受(黄培希,2018:77)。副文本与译本正文相辅相成,共同建构出一幅饱含历史典故、地理风貌和民俗风情的中国文化图景。

3.1.1 作品主题形象建构

图书的封面是其最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部分,设计精心的封面能增强图书的艺术性,扩大对图书的宣传,传达重要的信息并突出作品所要表达的内容及思想(朱明胜,2016:101)。企鹅英文版《浮生六记》封面页(如图1所示)的上部占整个封面的三分之二,图案为一中国古典女子单手托下巴若有所思地立于花园中。图书封底左下角附有说明,即“Cover: Detail from a Chinese blue and white brushpot (17th century) depicting a lady in a garden (photo: Bridgeman Art Library)”,随说明配有原笔筒实物的缩略图。企鹅出版社通过采用与作品主题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作为封面背景支撑作品内容,表明了作品的民族文化身份,呼应了具有中国古典韵味的作品主题和精神,“向读者展现了独特的东方文化符号,体现了封面图片与图书内容和谐统一”(殷丽,2017:56)。

图1 企鹅版《浮生六记》封面与封底

3.1.2 中国文化形象建构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中最核心的部分(范红,2013:147)。副文本不仅参与建构作品主题形象,也可以在目的语文化中塑造和传播中国文化形象。企鹅版《浮生六记》的副文本中,除作者、标题、出版信息等常见形式外,译者序、注释和地图等也占有相当分量,承载着译者对作品的理解,是译本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其中,注释是对文本最直接的阐释。对文本中的典故、风俗、方言等作明确注解,有助于扫除阅读和理解的障碍与盲点,减少文本在基本语义层面被误读的可能性,从而实现文本意义的增值(金宏宇,2012:178),是文化形象建构的具体体现(魏家海,2017b:108)。这些副文本内容无形中塑造了多维的中国文化形象。首先,山水中国的国家形象。例如,第一记《闺房记乐》说道“明年乙卯秋八月五日,吾母将挈芸游虎丘”,其中的“虎丘”指的是位于苏州古城西北角的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白伦、江素惠将“虎丘”直译为“Tiger Hill”,并作出注释“A collection of temples and pagodas north-west of Soochow. It takes its name from a tiger that is said to have appeared there to guard the grave of an ancient king”,为英文读者提供了虎丘山的景区信息及其得名的传闻轶事,以增强其阅读兴趣。此外,两位译者也通过添加地图直观地展示原文涉及的地点,如西湖全图和江都甘泉四境图等。其次,情义中国的国家形象。原作中蕴含着情深义重、平凡真实的中国传统情义观,例如,沈复在《闺房记乐》形容自己与夫人陈芸“鸿案相庄廿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说的是夫妻二人像孟光、梁鸿那样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共同生活了23年,相处时间愈长情感愈亲密。白伦、江素惠将此句意译为“We lived together with the greatest mutual respect for twenty-three years, and as the years passed we grew ever closer”,虽然未译出“鸿案相庄”的典故,但较为直白朴素,凸显出夫妇间的平和淡泊、和好相敬。又如,原文中写一日沈复与夫人作诗打发时间,赞夫人鬓角的茉莉花好闻胜过佛手,夫人却说佛手是君子茉莉是小人。沈复调笑问夫人为何喜欢小人,夫人俏皮地回答“我笑君子爱小人耳”。白伦、江素惠将该句直译为“I’m only making fun of gentlemen who love commoners”,并作注“In other words, Shen Fu, the man of gentle family in love with the impoverished Yun”道明沈复出身富裕之家但丝毫不嫌弃出身贫寒之家的夫人,帮助读者领会芸所言并非讽刺,而是基于丈夫对自己的偏爱。最后,礼俗中国的国家形象。作品中描绘的日常生产生活和岁时节令反映出中国的习俗,例如,《闺房记乐》中沈复与夫人在七月七日这天拜天孙,即织女星。两位译者将“天孙”音译为“Tien Sun”,并作出注释“The Weaver’s Star. The legend tells that the weaver and the cowherd were so much in love that they neglected both cloth and cows. Thus they were banished to separate stars, and can come together in the sky only once a year, on the 7th day of the seventh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It is a day for lovers and for young women in search of a husband”。注释提供了“天孙”的意译“Weaver’s Star”,并通过讲述牛郎织女相爱却被迫分离的传说解释夫妻在七月七拜天孙的原因,以增强英文读者对中国风俗民情的了解。

3.2 彰显译者风格

译者风格是译者在译本中留下的一系列语言和非语言形式的个性特征(Baker,2000:45)。译者一方面通过音译或直译使译文在语言层面更贴近原文,另一方面秉持读者本位的理念为译文作注,精准传递原文文化内涵的同时加深了读者对原文的理解。这种深度翻译充分体现出译者对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高度责任感。

“贴合原文”作为一种翻译标准,要求译者忠实于原作,恰如其分地传达原作的基本内容和原文作者的创作意图;译文不应曲解或更改原文的主要观点,更不应与原文的叙述相矛盾。“读者本位”作为一种翻译理念,要求译者围绕目的语读者的阅读需求来翻译,根据读者的阅读方式和特点确定译文的表现形式,最大限度地为其阅读提供便利。

企鹅版《浮生六记》的两位译者利用尾注补偿译文语言层面的缺失,扩展译文的文化信息。例如“匡衡”在正文中译为“K’uang Heng”,对应的尾注为“K’uang Heng was a distinguished prime minister to the ninth emperor of the Han Dynasty, who ruled from 48 to 32 B.C. He was said by his contemporaries to be the premier literary figure of his day”;“字”(取“表字”意)在正文中译为“literary name”,尾注说明道:“This may be the first time some readers have encountered the Chinese practice of using multiple names; it will not be the last. In addition to a childhood name and a proper given name, all educated Chinese of the Imperial period had at least two others - a ‘literary name’ taken to express, usually, a desired attribute (Shu-chen means something like ‘precious virtue’) and a ‘style’, a sort of formal nickname. Both could be changed at will, making life interesting for later scholars”;又如,“赋”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有韵文体,译者译为“fu”,并说明“赋”是“A rhyme-prose form of irregular metre, archaic and most difficult”。这些尾注一方面准确地译介了文字背后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概念,另一方面想读者所想,解答了读者可能产生的疑问,做到了切身为读者服务。此外,作品中的度量衡单位大多采用音译,如“里”音译为“li”,“亩”音译为“mou”。尾注不仅对这些中国传统度量衡单位有详细介绍,而且附有相应的目的语读者熟悉的英式计量单位换算。在翻译过程中,两位合译者的文化身份相互融合,一方面有意识地再现原作的语言特征,突显译本异质成分,另一方面又努力传达原文丰厚的文化内涵,拓展目的语读者的知识面,激发其阅读兴趣。

所谓“深度翻译”指的是“在译作中添加释义和注疏等辅助性材料,将翻译文本置于深厚的源语语言和文化语境中”(Appiah,1993: 817)。“换言之,就是在译文中构建原文的‘文化网’,使目的语读者在原文内外文化信息交织而成的网状意义下理解原文,避免因语言的转换而将原文纳入到本土文化的思维定势和文化预设中产生误读或曲解”(王雪明、杨子,2012:103)。深度翻译利用多种副文本元素提供详尽的历史、文化、语言等方面的背景材料再现作品的原生语境,有利于促进目的语读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企鹅版《浮生六记》充分挖掘了原文的表层信息及其富含的文化内涵,同时顺应了目的语表达习惯与接受特点,呈现出显著的深度翻译特点。例如,沈复在原文第一章中谈及“吾父稼夫公喜认义子,以故余异姓弟兄有二十六人”,英文读者由于语言与文化差异可能将原文误读为沈复的父亲收养了很多孩子。译者将此句处理为“My father, the Honourable Chia-fu, liked to adopt sons, so I had twenty-six brothers with surnames different from mine”,并添加尾注:“This is not adoption in the modern Western sense of the word. It implied a joining of two otherwise unrelated families, and a sponsorship of the child by his ‘adoptive’ parent. One could compare it with the Western practice of having godfathers and godmothers, though it had few religious connotations”,提供了有关“认义子”的历史、文化背景,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汉语语境中“认义子”并非西方或现代语境下的“收养”(adoption),很好地在译文中重塑了原文中“干亲”的内涵。

3.3 促进传播接受

副文本相对于文本本身而言,更先被读者接触,所以译本的副文本会对读者对译本的接受产生很大影响(Tahir-Gürçaglar,2007:45)。在《浮生六记》的译介过程中,企鹅版英译本的出版机构和所属丛书系列作为外副文本,封面设计作为内副文本,均为译文的传播与接受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出版机构作为联系译者与译文读者的重要一环,对作品的传播与接受有着巨大的影响。位列全球出版业前十的企鹅出版社是全世界最著名的英文图书出版商,有着广泛的市场基础、成熟的销售渠道和巨大的品牌效应。“在讲英语的国家中大大小小的书店里、街边的书摊上,或是火车站、飞机场的书亭里你都会看到企鹅出版社出版的书”(亢泰,1980:119),可见企鹅书籍在英语世界有着坚实的民意和读者基础。这为白伦、江素惠译本真正进入海外市场提供了一定的保证。

“系列丛书能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多方面的需求,只要选题和内容都安排得当,必会受到读者的欢迎,从而带来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旦系列丛书的一本或几本取得了成功,势必对该系列丛书中的其它品种的出版发行产生极好的促进作用”(杨富强、张忠丽,1995:150)。1946年诞生的企鹅经典系列丛书是最负盛名的文学丛书之一,业已成为文学领域的重要品牌。白伦、江素惠译本成功入选企鹅经典丛书是作品可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被认可的重要标志,无疑为译本的发行、接受和经典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企鹅出版集团“长期以来以集聚当代最佳设计者、插图绘画者和摄影者荣耀于一身”,封面设计无疑是“读者购买企鹅图书的‘驱动力’”(俞志浩,2013:47)之一。企鹅经典系列丛书的“三段水平格子”设计营造了细腻的层次感,提升了封面的感染力和艺术表现力,不仅应用于西方经典图书的装帧,同时也用于中国经典图书的装帧。企鹅版《浮生六记》的封面延续了企鹅丛书一贯的设计风格,封面页的中下部以白色和黑色作为底色,占据封面的三分之一,白底部分标有作品所属的丛书系列“Penguin Classics”及其经典的小企鹅标志,黑底部分用橙色字突出作者名“Shen Fu”,用白色字突出作品英文译名“Six Records of a Floating Life”。经典的封面设计风格能带给英文读者亲切感、弱化他们对翻译作品的疏离感,具有东方古典韵味与浓郁地域文化特征的背景图能够唤起读者的好奇心和消费欲望,两者共同促进了译本接受与销售。

4.0 结语

《浮生六记》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难得的奇书,具有得风气之先的价值,预示着近代思想解放和文学革新思潮的出现,被誉为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里程碑之作(张蕊青,2003:213,218)。企鹅英文版《浮生六记》是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的成果,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与价值。从本文对企鹅英文版《浮生六记》副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副文本是“将作者、译者、出版商和读者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Icklar-Kocak,2007:17;商瑞芹、刘曌龙,2020:116),既有助于全面而客观地展示译作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又有助于目的语读者正确而透彻地解读原作的文本意图和异域形象,从而促进译本在目的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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