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周瑛 黄忠廉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翻译学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420)

费周瑛(以下简称费)：黄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拨冗接受本次采访。首先，作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的首席专家，您如何解读这项课题的名称？

黄忠廉(以下简称黄)：概言之，“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一指中国译论自身客观的发展史，二指我们对中国译论的认识史，即历时性地追寻、探索和描绘中国译论的起源、演进、变革、延续等环节。对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的研究旨在构建中国译论话语体系，巩固翻译学科地位，为我国由翻译大国走向译论强国铺展道路。具言之，可按主体、客体、时空、来源、目标、归属等将课题名称拆解并逐一解读。首先，“中国”远指历代中国疆域，近指大陆和港澳台四地。其次，“理论”若被预设为西方译论话语体系中的系统性理论，则无法涵盖中国古往今来诸多的理论形态，故本课题取“翻译理论”的广义：凡论及“译”者，或是论点，或是理论，均在研究之列。但研究应分主次，以系统性理论为核心，使其符合当代中国学者认识理解译论的语情与实情；同时兼顾作为译论构成元素的“译思”(即“翻译思想”)与作为译论发展趋向的“译学”(即“翻译学”)。综合前面的两个表述，中国翻译理论，或由国人提出、或受国学滋养、或重在解决中外互译问题，包括传统译论与现代译论，现代译论包含产自中国的译论和本土化的外来译论。最后，“发展史”指事物出现、变化、进步的历史。综上，“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课题将基于中国翻译思想演进史，主攻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兼涉中国翻译学科试建史。

费：通过您对课题内涵的详细解读，我们了解到针对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的研究并非局限于系统性翻译理论这一单点，而是将其构成元素“译思”及其发展趋向“译学”串联起来，贯古今、融中西，从时间与空间双重视角开展研究。我认为，正是中国作为翻译大国所积累的丰富资源，孕育了如此多元的研究视角。但如您所说，目前中国虽是翻译大国，却无法自称译论强国。根据已有的研究，您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中国译论史研究中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黄：中国译论史上下近两千年，不可否认其成果之丰，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研究发展之憾。在此谈谈其中较为关键的问题。

首先，史料搜集、编纂等缺乏系统性。王国维说“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但这种发现绝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史料之于史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遗憾的是，目前中国译论史研究对相关史料的发掘尚不完善，译论史料编排无序，翻译实践与译论史料混编不精。译论史研究队伍缺乏专业训练，对许多领域，或是认识和理解程度不够，或是不见涉及和覆盖。改革开放至今，无论译入还是译出活动都热火朝天，但译事繁荣与本土译论单薄对比明显，极其失衡，其因在于认知出现偏差。若仅以系统性衡量，中国译论的确太少。随笔式、印象式的点评或感悟虽多，但由于过于零散、未加归纳提炼而价值有限。中国丰富的翻译思想隐于众多文献的正文本和副文本中，需要译界学者解放思想、转变思路，付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进行系统性的收集整理。

其次，学界对传统译论研究的关注不够。为了发掘中国译论的潜力，历代学人对译史的研究从未间断，但学界对中国传统译论的认识并不全面。同时，西方译论畅行于中国，甚至成为主流，令不少学者将中国传统译论置于西方译论话语体系、而非置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进行阐释，或多或少地对其产生了误读，贬低了中国传统译论独特的价值。具体而言，传统译论研究正面临如下问题：对具有历史价值的译论挖掘力度不够，涉及范围不广，阐释深度不足；对传统译论的阐释缺乏历史语境观照，以今律古；套用国外译论较多；将中外译论对立起来的倾向比较明显。究其原因，是学者们未以虔敬心走进去，身临其境地发掘其范畴、捕捉其焦点、体会其表述，而是以现代立场观之、以现代范畴约之，如此不免陷入方枘圆凿的局面。

再次，本土译论创新不足、国际地位不显。中国当代译论几乎是在西方译论的影响和推动下建立的，烙有西方话语体系的印记，但未形成独立流派，故而西方学界往往无视其存在。事出有因，中国译论研究传统上有“二少”现象，一是对传统译论自身特点的研究少，二是对传统译学范畴及体系的理性鉴定少。长期以来，国内译学界囿于对传统译论的整理、编辑、注疏及翻译，若欲实现研究的系统化和理论化转型，需做长期的译学积累及原创性准备。改革开放以来，西学再次东渐，中国引介西方译论“释”功居伟，引进远大于消化，阐释远大于研究，许多研究者只是重复别人的话，缺乏理论建树。中国国情独特，有别于西方，可以借鉴西方，但不应受制于西方。例如，汉外互译的理论研究仍大有可为，但这个问题得中国自己解决，不能依赖西方。

费：您分别指出了目前国内译论研究在研究手段、内部发展、外部对比等不同层面存在的问题，其中谈到对传统译论的范畴界定不明。据我了解，译论范畴这一概念在译学发展过程中是长期缺位的，对传统译论的解读也大都忽略了其诞生的历史背景，想当然地从现代视角出发。针对这些问题想必您在课题中已经有所设计，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黄：对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力争收全中国译论文献，为其创建数据库，为整个课题奠基。大数据时代，数据的挖掘和处理是关键。本项研究对象涉及古今中外，文献收集工作量极大；除此之外，还须对其中的史实进行甄别和提炼，以从中发现译论发展的规律。这些工作，全靠人工实非易事，故本研究将借助现代化工具，对数据进行检索、聚类、判断关系等。

其次，纵观横比，整理国故，根据中国译论发展规律重写译论史。纵观之下，历史研究不只是史实实录，更是规律探寻；横比之下，中国译论话语有别于西方，这是总的认识。中国译论话语在国内和海外均常被忽视，应躬身自省，整理国故。中国传统译论是中国译论发展史的重要支撑，也是本课题重要的逻辑起点。中国译论话语体系建设首先应正本清源，还原传统译论的历史语境，为整体研究奠定基础。同时还必须进行元思考，要看到西方主流译学已陷入译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困境，并不具有普适性，而我国译论研究应重新在译论和实践间建立密切联系。重写中国论译发展史，需重点关注追溯缘起、明晰脉络、挖掘成因、考察衍化、肃清误解、指出不足等。

除此之外，课题拟基于中西译论对比，刷新当代世界译论研究。融通中西求共性，并非求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是先依据特定的中国翻译事实总结特别的中国译论，再让中国的特性与世界各地的特性一道构成共性。例如，通过系统整理中国译论发展史发掘中国译论特色，同时以印欧语系内部互译产生的西方译论为参照，提出能解释汉外互译“特例”的理论，既是对本国的译学负责，也是对普世翻译学的贡献。中国译论的加入能够促使世界译论不断革新和完善。中国译论的提出者、研究者应是当下世界译论发展的推手，其知识结构、学术格局、理论视野、译学素养等决定了当代世界译论的发展与历史书写。

费：您对项目的设计全面而不失针对性，让人不禁期待未来产出的最终成果。中国译论发展已有近两千年历史，时间跨度之大、史料之纷繁都大大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在您看来，中国译论发展史研究中具体会存在哪些难点呢？

黄：困难在所难免，也正是难点的存在反衬了研究的价值。首先，中国译论发展史研究所涉传统与当代译论文献海量多样，厘清与反思的任务繁重，既需时间，也需学养与储备。传统的译思、当代的译论、所求的译学，其间有交互、有承继，更多的是弥散，因此对译论发展路径的勾勒并非易事。其次，中国译论发展史书写并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开创性研究，而是继承性的研究，故需对已有成果查漏补缺，在繁重的研究实际中反复论难、参究权衡。既不能将智慧和精力不断地消耗于注经，又不能放弃这一研究途径，同时还要产出原创思想，这是译论发展史研究要面对的另一大难题。再者，中国译论演进的过程和阶段众说纷纭，有的学者据时代论之，有的据逻辑论之，将二者结合看易实难。最后，诸多译论及其表述背后均有哲学根基，无论是与西方横比还是与古代纵比，均会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或背景。

当代中国译学话语体系由异质走向融通，再回溯剥离，道远且艰。时隔几千年，地跨东西方，诸多译论自由发散，只有通过结构化思考，揭示其内在逻辑规律，才能加深对中国译论的理解。然而跨越时空越久越大，研究越耗时费力，对译论发展鸟瞰、抽象的要求就越高，处理难度就越大。从历史文献、当代档案甚至是译作副文本捕捉译论发展的灵感，需付出大量劳动。此外，中西译学话语体系是两个异质性体系，如何将二者融会贯通，形成超越中西传统的全新话语体系，值得中国译学界深入思考。此间不仅涉及译论的工具性范畴，更涉及由范畴编织而成的译论话语的复杂性。

中国译论发展中，传统特性与外来现代性关系错综复杂。中国当代译论受西方影响至深，译论研究已习惯西方话语体系，反而不太适应我国传统的话语方式，如何正本清源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一面整理与析读我国文献，一面吸收与批判外国文献，于系统中进行古与今、中与外的思考、比较和转化，是课题组必须的工作。国内译学界纯译理研究者不多，在习惯接受西方研究范式与译论体系后再次面对中国传统译论，要小心陷入套用西方译论的困境，拒绝趋同或被同化，保持清醒的意识和判断力。

费：中国译论史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相关成果已经非常丰富，翻译史实研究如马祖毅的《中国翻译通史》、陈福康的《中国译学史》等，译论搜集整理方面也已有罗新璋编著的《翻译论集》、朱志瑜等编著的《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等。而您在思考如何从内部解构译论史，从外部探视译论史，双管齐下达到重写译论史的目的。这样的研究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呢？

黄：中国译论变迁史亟待整理，自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首先，发掘译论遗产，可促学科发展。翻译学科在国内确立后，其理论建设问题愈加突显。学科不可无理论体系支撑，而迄今为止，我国译学界原创性理论寥寥无几。幸而学界已清醒认识到该问题，正在积极探索。本课题希望能通过挖掘和继承传统译论遗产，以历史的眼光扩大译论文献的范围、丰富研究对象，促使译学理论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推动翻译学科的实心化发展。

其次，中国译论发展颇受西方影响，因此梳理和澄清中国译论发展史不仅有方法论意义，更有本体论价值。本课题旨在发掘中国传统译论资源，还中国传统译论以本真，以期于理论层丰富与促进中国译论研究多元化发展，促进中国译论体系建设。此外，本研究立于本土观照，通过参考普适性译论建构模式将中国丰富的翻译话语资源加以科学整理，兼顾中国译论发展主流与支流全面梳理中国译论通史，由此重写中国译论通史。

再次，知旧才不会守旧，知彼才能更知己。借鉴现代译论成果重识与整理中国传统译论的内在逻辑构架，构建与完善先后有序的话语系统，有助于展开古今的平等对话。梳理中国传统译论，激活其中潜含的范畴与话语，逐步建立扎根于民族又适应现实的中国译论话语，有利于提升中国译论的国际影响力，与西方展开对话。与世界译学话语体系积极对话，是顺应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总趋势。

基于以上几点学理价值，可延伸出本课题以下几方面的应用价值，实现对现实的关怀：1)可指导翻译教学。要教什么样的理论、引介国外经典理论的同时如何数出家珍，对这些问题需要做出更清晰的回答。2)可指导翻译实践。用译论指导实践的适用条件是什么，何时应使用何种译论，需要知其然后明其所以然。3)可为翻译研究提供历史视野，为翻译认知与批评提供分析工具。如何认识过往、当前及未来译学人物的思想和理论，如何进行中外对比凸显异同，如何明确思想或理论的承继关系与创新路径并确定其学术地位，这些问题将得到解决。4)可推进译事新的发展领域。明确以人为主的译论史，可为机器翻译提供理论参照，从人工翻译中吸收最恰当的理论深化机器翻译的原理；可为语言服务业、翻译产业、翻译培训等朝阳产业提供理论指导，让翻译更切实地服务于生活，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费：阅读相关译论史专著之后，我既赞叹于前辈学者细致入微的编著工作，也不免遗憾于许多成果止步求全而未建成体系。与已有研究成果相比，您的研究将有何新的拓展？

黄：已有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成果基础和丰富的撰史经验，本课题将在此基础上尝试作出以下几方面拓展。

首先，整体把握古今中外译论的差异与嬗变，勾勒中国译论进步的路线。本课题将从范畴、表述、话语等角度，以纵向变化为经、横向差异为纬，对中西译论及译论体系进行全面深入的对比，认识其丰富性的同时分析中西译论话语构建方面的差异，将有力地推动中国译论发展。

其次，展示传统译论样态及流变体系，揭示中国译论的创建机制。本课题将基于丰富的汉外互译实践，深入剖析中国译论发展史，通过理清译论范畴与译论话语之间的因果或承继关系，挖掘不同译论诞生及变迁的原因；通过搭建约两千年的译论流变体系，揭示中国译论的创建机制，为译论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和工具性指导。

第三，整合成果融通中西，揭示未来中国译论的发展机制。本课题的主要任务是认清当代中国译论建设的现状，并根据中外译论互鉴史实，尝试创立立中融西的中国译论话语体系。当下国内译论创新能力不足，对外来译论的演绎式研究越来越热。冷静反思，译论创新不仅仅是概念创新，更应立足中外翻译现实，发现其中中国独有的问题、中国无而国际有的问题、中外均无但可创新的问题。

费：从课题名称上看，您的研究将至少涉及翻译学和史学两大学科，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要求研究者既要具备扎实的译学知识体系，又要快速掌握必要的史学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无疑是当前翻译研究中最重要的路径之一，其难点在于为何跨、如何跨、跨什么、跨度多大等。翻译学研究就其性质而言属事理研究，既要说明是什么，又要解释为什么，还要讲出如何做，包含事实、价值和行为三个角度的观点，涉及活动主体与对象、工具与方法等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翻译研究对象和性质的复杂性，提醒我们将其他学科的概念、方法、理论等运用到翻译领域时要灵活，要忌生搬硬套，同时，综合了各学科研究方法的翻译研究将具有更大的包容性。那么，我们应如何通过译学与史学的跨学科结合实现中国译论史的重写？

黄：中国译论发展史研究是历史研究，应遵循史学研究路径，因此全面搜集史料、结合人工及现代技术建立文献库与术语库是首要工作。史实和史论共同构成了本课题研究的双基——基本事实与基本原理。从史料中发掘史实和史论，需史才，需史德，更需科学的方法。史识无偏差，才能从宏观上把握课题方向。有了事实依据和理论指导，有了双库支撑，就可以进行古今比较和中西对比。综合分析古今中西译论出现和发展的时间先后顺序及逻辑关联，便能得出详细具体的译论发展链。而在与西方比较过程中不失本，是研究中要时刻自我提醒的。

古代译论历史久远，又多是只言片语，其内涵和外延大多发生流变。历史语境还原不易，因此传统译论的概念、命题就显得格外地难以剥离、分析和判断。由是观之，重写译论史，既要讲道德，又要有格局。要认识到规律只能回答和解决大多数的问题，故而总结译论发展规律时要防止绝对化和泛化。评论各类译学人物(尤其是当代译学人物)、思想与理论，对已有成果进行反思、续做或补做，要公平公正，这样才能客观真实地描绘中国译论发展的历史。

费：与西方译论引入国内大放异彩的盛况相比，中国本土译论及研究走向国际只能说是反响平平。中西译论对话的障碍除语言隔阂之外，还有思维差异、范式区别、话题偏好等等。对话的基础是共性，对话的深化则基于差异，所以寻找共通处、把握差异性是实现中西译论真正对话的关键。您如何看待中外译论的关系？较之于国外译论发展，中国译论研究有何值得反思之处？

黄：外位参照永远是中国译论发展的活水源头。综观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可谓流派林立，较成规模的有翻译语言学派、翻译科学派、翻译研究派、翻译文化派、翻译目的派、翻译功能派、翻译解构派、多元系统派等。国内引介的西方译论主要有异化归化论、可译论、译者主体性、视域融合论、创造性叛逆、改写论、目的论、操控论、多元系统论、解构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化翻译理论等，引用外国译论是本土翻译研究走向深入、迈向国际的重要标志。但引介西方译论的前提是熟读和理解其真谛，不能为引而引不求甚解，更不能曲解原意、断章取义、误用滥用、随意发挥。我们应认识到引介旨在激发理论创新，而非将理论的领地拱手让人，让中国译学界成为西方译论的批发场或试验田。新世纪中国对西方译论的态度更加客观和清醒，但研究范式仍是主动或被动地“跟着转”，中国译事、译论常沦为西方译论的演绎产品。我们应借助这种现实的反拨作用，对西方译论进行检验、批判和改进，以推动其本土化发展。

有鉴于此，中国译论发展应立足于传统文化。同时，采用西方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对传统译论进行改造与提升，或可催生既蕴中国文化内涵又融国外方法优势的新型译论。通过对比，可知中西译论在追求实用性与理论性、倾向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表述含蓄性与明确性、研究保守性与求新性、立论中立性与神秘性等方面的特点与差异，看到西方译论在分析的现代学理性、系统性与逻辑性等方面的胜人一筹之处。引鉴西方译论，目的在于将西方译论知识重构、改造并内化为中国式译论。同时，深入阐释中国传统译论，可部分纠正全盘西化的译论倾向，促进中国译论研究本土化与民族化发展。

费：您细致入微的分析让我对中国译论史研究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也让我认识到该领域的研究刻不容缓且大有可为。再次感谢您接受本次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