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戒》中的破戒

2021-05-06沈嘉欣

艺术科技 2021年4期

摘要：细读《受戒》中的乌托邦文化，不难发现其中存在很多“破戒”之处，有很多与世俗眼光不一致却又引人向往的地方，这便是《受戒》中文化异质性所在。本文围绕异质性展开，通过阐述何为异质性、分析文化异质性在《受戒》当中的存在、探究为什么小说中会存在这样一种异质文化，对《受戒》进行进一步的解读。

关键词：《受戒》;汪曾祺;文化;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I2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4-0-02

0 前言

《受戒》是汪曾祺在1980年《北京文艺》上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讲述了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女小英子之间朦胧的爱情故事。小说中处处透露出原始的野性力量，洋溢着人性的真善美，这里的人们勤劳忙碌，“与自然和谐相处”[1]。所谓“受戒”，就是在头上烧戒疤，烧了戒疤，便可以称得上一个合格的和尚。然而虽然小说的題目是“受戒”，但文中提及主人公小和尚明海受戒的篇幅却很少，大部分内容都在描写小说世界的风俗与文化。与此同时，与小说题目相反，故事中体现的非但不是人们受到佛教清规戒律的制约，反而是一种与我们当下认知不相符的“破戒”。小说中“受戒”与“破戒”的相易，恰是《受戒》这篇小说异质性与魅力所在。

1 何为异质性

异质性本属于遗传学领域的概念，后被引入文学中，它并不是某一个流派的写作展现方式，而是读者阅读甄别的结果。小说中带有的异质性，呈现了现实世界的某个镜像，是小说家找到自己的声音和语言的一种写作手段。

异质性本身应无定义，一旦有了定义，它就会被固化为一种模式，不再拥有其独特的魅力。作者写作时并不是出于使自己的文章与其他人不同的目的进行的，而是用一种自由、开放的态度对待写作，是“既对现存事物、秩序保持持续的敏感和质疑，同时又具有在整体上重述世界的能力，始终以某种未完成与过去、未来形成对话关系”[2]。“异质性是文本形态与接受状态二者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挑战和质疑已有思维范式，强调基于移植、互文的文本建构及其再解构，从而突显意义的多元话语特征和不断生成属性。”[3]

文化异质性则是作者写作时涉及的具体内容，是作者所描绘的世界及其风俗、人性等各方面，是专属于作者与读者的世界，它与现实相似，也有着很大的差别，作者想运用这样一种异质性表达自己复杂且特殊的情感。

2 《受戒》的文化异质性之辨

2.1 佛教文化的异质性

小说以小和尚明海为主角，这使小说不可避免地涉及很多与佛教文化相关的内容。然而，小说中的佛教文化却在看似合理中存在许多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佛教文化不相符的一面。从小说一开始介绍的故事发生的关键地点——荸荠庵名字的由来，便可以窥见《受戒》中佛教文化的异质性。庵里都是和尚却被称为庵，而现实生活中，庵多指尼姑住的佛寺。“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4]，这种解释看似合理，实则有悖更为常见的认知。在小说中，当和尚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追求信仰，也是为了谋求生存，和尚成了一种职业，他们依傍这一职业生存、赚钱。“和尚要做法事，做法事要收钱，——要不，当和尚干什么？”除了这些看上去与和尚还算相关的生意外，荸荠庵中的和尚还会把庵里的几十亩地租给旁人种，以收取租金，进而放债。小说中的荸荠庵活脱脱就是一家生意店，庵里的和尚亦可以“破戒”拥有婚姻。这些内容都有违佛教的清规戒律，与现实的认知大相径庭。与此同时，这里的和尚没有普度众生的博大胸襟，无法给人带来不可方物、无世俗之欲的高大神圣之感，而是更加贴近世俗生活中的人。在普遍认知中，佛教徒与世俗的人似乎是对立的，然而在这篇小说中，二者却十分相近。主人公明海的名字在入佛门后没有改变，与他读书时一样，这便是作者刻意拉近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一个表现。庵原本叫“菩提庵”，大家叫讹了便成了“荸荠庵”，这样的随性更是拉近了这个世界中世俗与佛教文化的距离。种种事件都从多个方面展现了小说中佛教文化的异质性。

这些看似合理的不合理，“受戒”的“破戒”，并不意味着沦落与低俗，而是人性的真实写照。“人生来就是一个矛盾体，而我们本身就处在充满利益关系的社会中。”[5]僧人也是我们万千民众的组成，他们这种率真人性的表露，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真诚的体现。小说将这种合理与不合理糅合起来，突显了佛教文化的异质性。

2.2 世俗文化的异质性

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同，明海与小英子生活的世界更像是一个小国寡民的桃花源，“一亩方田能使人安于柴火烟气，春种秋收，晴耕雨读，自给自足，与世无争”[6]。这里的人们潇洒自在，居民与居民之间的住所也很分散，尽管不是现代化的摩登都市，但生活在这里的人却十分开心充实。这种场景的塑造本不算小说异质性的构成，但考虑到当时写作的时代背景，小说中的生活文化与现实生活实则产生了一种异质性的差别。《受戒》的发表时间为1980年，此时“文化大革命”方结束，压抑的社会环境使《受戒》的发表十分困难，小说与现实极其不符的内容，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也是一种“破戒”。“柏拉图曾经说过：‘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7]小说所展现的世俗文化，使人们在不自觉中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例如，小说中写到，庵里打牌“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这句话初读很有趣，会为读者带来一种怪诞的感觉，然而细读之后便能品味到言语间的纯粹与朴素，从而为之动容，体悟到“人性的黑与白之间并没有一道分明的界线”[8]“没有绝对的对与错，良与恶”[9]。在这种大环境中，人们的生活如此简单、和谐，让人心向往之。与此同时，小说中所表现的世俗文化异质性也体现在佛教文化异质性的另一个侧面——这里的人们不以这里的僧人为异，他们与荸荠庵里的和尚和谐相处，连村庄的名字“庵赵庄”都带着庵字。在这里，世俗生活中的人与僧人一同生活，人们相信，“在流星掉下来的时候在裤带上打个结，心里想什么好事，就能如愿”，这是一个与当时社会世俗文化不相符的、美好而又异质的世界。

3 《受戒》的文化异质性之因

为什么作者会描绘这样一幅桃花源般的世界？为什么人们会向往这样的桃花源？弄清这个问题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受戒》的异质性有很大帮助。“社会作为一个大背景，任何事件的发生都与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0]“艺术或多或少渗透着人世的各种情感内容和特定时代与民族的社会功利。”[11]想要探寻《受戒》中的文化异质性之因，就要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作者的个人经历入手。作者在小说末尾写到，这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场梦”。《受戒》的结尾梦幻美好，在虚虚实实之中给人以思考。

小说是在作者经历过纷飞战火和高压政治后创作出来的，在大后方的西南联大学习的汪曾祺，传承了随炮火遗散的京派文学精神。京派作为曾处于文化边缘地位的集体，远离时代的中心，更看中文学的独立价值，崇尚的是一种无功利、纯审美的创作态度，追求的是文学非现实性的主旨。不同于当时文坛上悲切愤懑的伤痕小说、深刻理性的反思小说，《受戒》的发表如同一曲婉转悠扬的琴声，穿过对抗严肃的文学世界，它轻柔而坚定地抵抗着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支配，试图建立一个文学的乌托邦，安放无处寄托的灵魂。经历磨难的人们，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种想要逃离现实的想法。“在苦难的生活里，人性的光辉永远会给人们带来温暖。”[12]小说所描绘的异质性的世界和文化，是作者的精神寄托，亦是广大读者的心之所向，这个故事不仅是作者的幻想与梦，也是他多年以来心底最深处的记忆，是关于少年的美好回忆。小庵是作者在少年经历战火时的避难所，是留存在他心底的一处温暖，也是他在经历大半生依旧向往的心灵避难所，他将这种美好描绘出来，试图通过这种方法冲破压抑的现实，探寻属于自己的、从容宽厚的平民世界，也希望读到文章的人们可以短暂地在文章中躲藏，发现更宽广的看待世界的眼光。

现代文明导致人性异化，在不断发展的时代，人们距离那个自给自足、质朴纯真的时代越来越远，人们的心境也在一点一点地改变。我们羡慕小说世界中人们的纯粹，但纯粹恰恰是人们自己主动放弃的一种品质，对照之下，庵赵庄的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异质性。“艾米莉·狄金森在《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一诗中写道：‘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13]作者在描绘这样一个桃花源的同时，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对这个世界进行审视与批判，试图唤醒人们的反抗意识。《局外人》“所叙述的关于默尔索的一系列离奇的故事，看似荒诞至极，实则无时无处不体现着主人公默尔索对这个荒诞世界的抨击与对本真的追求”[14]。汪曾祺则通过这种异质性文化，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审视当下社会的惶恐，以新的面貌批判当时浮躁的社会。他的审视与批判，并不强烈激进，只是用平和的笔调展现着自己的力量，他“时刻守护着自己的赤子之心，始终向善，用最纯真的方式与世界交流”[15]，这是作者独特的写作魅力所在，也是最易流淌进人们心房的、平庸而伟大的力量。

正如“《浮生六记》基于日常生活，但远甚于日常。它用清新的笔触勾勒出一个富含乐趣、文化、艺术且带着悲伤气氛的美好世界”[16]，《受戒》同样也用文字在生活外描绘出一个别样又美好的世界，引人向往。这是作者对过去的总结与回望，也是对现在的批判，是追寻，更是“对当下生活的反思和美好期望”[17]。

4 结语

《受戒》虽然“破戒”，但它仍然拥有一些限制，遵守着基本原则。例如，小说的最后，小英子不让明海当沙弥尾，也不让他当方丈，这都是因为这类身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两人的爱情。尽管这里的僧人不受佛教清规戒律的约束，然而他们在大殿杀猪前也要给猪念一道“往生咒”;三师父很受女孩子欢迎，但他平时从不乱来……这些特质更好地凸显了这个世界的美好与人性的善良与纯真，为这样一个异质性的世界增添了一份真实。《受戒》的魔力纯粹而又热烈，正是这份纯真与异质让汪曾祺先生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参考文献：

[1] 刘新元.浅谈电影《小森林》美食背后的生活智慧[J].戏剧之家，2019（26）：97-98.

[2] 田耳，赵松，等.何为“异质性”[J].文艺报，2020-06-15（002）.

[3] 刘望中，费振华.论余华小说《兄弟》的接受及其异质性[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05）：78-85.

[4] 汪曾祺.受戒[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28-54.

[5] 雷奥佳.浅谈电影《釜山行》中人性的两个对立面[J].汉字文化，2019（10）：93-94.

[6] 胡铭.从电影《小森林》（夏秋篇）看日本小清新电影的成功之道[J].汉字文化，2019（12）：82-83.

[7] 赵紫薇.浅析电影《赎罪》中的爱情与人性[J].汉字文化，2019（16）：127-128.

[8] 徐亦鑫.从《驿路》看人性的复杂性[J].汉字文化，2019（11）：97-98.

[9] 侍渝杰.《野草莓》：忏悔与重生[J].汉字文化，2019（08）：37-38.

[10] 許凌云.浅析《驿路》中的社会性表现[J].戏剧之家，2019（22）：106-107.

[11] 杨元元.浅析电影《无名之辈》的艺术特色[J].汉字文化，2019（12）：6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