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雁南

摘   要： 儒学的发展和私学的演进是历史性的统一，两者相互影响和助力，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宝贵财富。从儒学于先秦时创立到经学在两汉兴起再到隋唐时式微以至宋代的重建和理学的兴起，儒学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私学的演进;从孔子私学到两汉精舍再到魏晋玄谈、隋唐禅修以至宋代书院，在儒学兴与衰的几个关键转折之处，私学起到了重要的助力作用。

关键词： 儒学   私学   先秦儒学   宋明理学   书院教育

在古代思想和教育发展过程中，儒学一直以来都是很重要的内核。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学成为官学发扬光大，经隋唐式微至宋明重建，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流的思想，也成为官学的核心教学内容。当然，儒学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影响绝不止于官学，兴起于民间的私学的演进与儒学发展关系密切。从儒学于先秦时创立到经学在两汉兴起再到隋唐时式微以至宋代的重建、理学的兴起，儒学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私学的演进;从孔子私学到两汉精舍再到魏晋玄谈、隋唐禅修以至宋代书院，在儒学创立和发展的几个关键转折之处，私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1.私学的产生

私学，是中国古代民间私人创办的学校及以此为基础自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私学是与官学相对而言的。私学产生于春秋时期，历时2000余年，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私学产生有重要的社会原因。西周末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生产关系趋于瓦解，王权衰微导致的“学术下移”和“士人崛起”为私学的产生创造了重要条件。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奴隶主贵族垄断文化和教育。西周末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动，“王室衰微”“礼乐崩坏”“学术下移”，官学逐渐走向衰落，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自由的学术氛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为私学的兴起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在“学术下移”的同时原西周的“士人”为寻找生活尊严和政治尊严大量出走，各诸侯国成了他们的主要去向，许多“士人”成为最初的“私学”教师。于各诸侯国而言，大国争霸的政治需要使他们争相“尚贤使能”，刺激了社会对才智、知识的需求急剧增长。为适应社会生活的这些变化，教育形式和理念得以革新，以传播文化与政治知识为主的私学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还形成了“不争轻重尊卑贵贱，而争于道”的文化理念。种种历史机缘的遇合，促成了士人的崛起，他们成为私学最初的创办者。纵观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之所以能够形成不同学派，其实就是通过自由讲学的形式，又以私学的形式传授学术、培养弟子，并不断展开相互讨论、相互辩论。战国时期甚至还形成、发展为稷下学宫，诸子百家在此争辩与讨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1]（1）。

2.儒学的发展与私学的演进

2.1孔子私学与先秦儒学的创立

孔子是众多出走讲学的士人中的一位。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带着学生从鲁国出发，十四年的时间里他先后赴卫国、曹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地讲学，推行儒家的政治主张，希望得到重用，复兴周礼，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创立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

目前学术界对于孔子是否是私学的首创者仍然有争议，但学者们普遍认同孔子私学是同时期规模最大、教学内容最充实、培养人才最多、办学最成功且影响最深远的私学。孔子创办的私学规模之大是之前的私学所不能比拟的。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等教育方法，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非常进步的。从教学内容等方面来看，“孔子创办的私学已经有一定的系统性，办学形式也比以前的私学更加规范和成熟。另外，孔子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弟子七十二贤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2]（112-115），门徒遍及卫、陈、楚、魏、齐、鲁诸国，使儒学传习辗转，影响扩及夷夏诸邦。

在同一时期众多私学和哲学思想中，孔子“仁”和“礼”的思想得到了最多的关注和社会认同，是儒学创立的重要标志，为后期儒家的壮大、儒教的确立和巩固奠定了基础。先秦儒学是孔子私学成功的关键，孔子私学的成功推动了先秦儒学最初的传播和发展。

2.2两汉儒学的繁荣与精舍教育

春秋时期，孔子私学及他创立的儒学思想影响广泛，但矛盾的是，正是因为私学的繁荣，各种思想交锋、百家争鸣使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并没有成为主流。学术自由和思想解放在秦代终结。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朝代，也是封建社会的开端。为了统治这个前所未有的封建大国，秦王朝选择了“重刑”的法家思想，为了推行法家思想巩固中央集权，秦始皇“焚书坑儒”，用残酷的手段摧毁学术自由，打击知识分子。政治经验的不成熟和对法家理论的独崇，导致当政者对私学作用的错误判断，他们把私学视作统一思想的巨大障碍，予以取缔并禁止。

秦代私学的消沉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厄运。秦覆汉兴，私学再度繁荣，形成了继春秋战国后中国私学史上又一次发展高峰。刘氏掌权之后，政治安定，封建国家对各级管理人才的大量需求，都使在秦王朝遭到压制的私学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随着私学的再度兴起，“百家争鸣”的学术热潮重现，纵横家、道家、法家，以及融合了法家、阴阳家的“新儒家”日益复兴，以医学为代表的科技私学逐渐兴起。但与春秋战国时不同，由于中央集权，封建王权对学术思想的发展影响重大，在汉初“百家”中，唯有道家和儒家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青睐并被作为“显学”予以推崇。文帝好“黄老之学”，武帝认为只有融合了阴阳家和法家的“今文经学”才适应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的政治需要。经学始于西汉，最初是指中国古代研究《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的学问，是两汉以后儒学的核心组成部分。自此儒学成为贯穿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经学”成为核心组成部分。

经学的诞生首先影响和关联的是教育。汉武帝的学术和政治主张直接体现在他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上，他设立官学，并把经学作为最核心的教学内容以教化万方。但武帝朝并没有禁止诸子私学，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要體现在官学上，道家、法家和天文、历数等科技私学，在两汉时期仍然有所发展。只是在众多私学中，儒家私学成为百家之首，地位倍加尊崇。适应经学发展的需要，汉代形成了一种私学教育形式和学术研究形式，被称作“精舍教育”。“精舍”皆由经学大家创办，是大儒们研究经学、传播经学和培养弟子的重要途径。“精舍教育”作为私学，为两汉经学获得更加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更快的传播速度做出了重要贡献，是继孔子私学后，推动儒学发展的重要的私学形式。

2.3隋唐儒学的式微与寺院禅修

东汉末年，由于政治势力更替，局势混乱，原有价值体系面临挑战，许多名士深憎学术依附政治的风气，经学日渐衰落。至魏晋时期，避世清谈之风兴起，玄学大盛。“魏晋名士们喜欢坐而论道，聚在山林里讨论‘形而上的哲学问题，如本与末、有与无、名教与自然等形而上的玄理”[1]（1）。玄学以道家思想为基础，从两汉经学中发展而来，想通过老庄“道法自然”的思想改造“经世致用”的经学，协调“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但崇尚“避世”和对一些形而上的“理念”的研究和追求使内容和形式变得虚无玄妙，因此玄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同时期佛学的传播提供了很多启发。佛学在东汉时传入，到魏晋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到隋唐时期达到顶峰。魏晋时期，佛学借鉴玄学“格义”，用“无”“有”及“无为”“有为”等玄学词汇解释佛学概念，翻译佛经得以快速传播，融入中国文化。

隋唐时期王室对佛学和佛教的重视是超越古往今来的任何朝代的。佛教禅宗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场景教学方法，这就是禅修。佛学本身是理论和宗教的统一，而寺院则是将理论和宗教相结合的最佳场景。最初用以禅修学习佛法、佛学的禅院就在寺院中，后来随着禅修的规模不断扩大，有的禅院从寺院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教育机构。

与佛学盛世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儒学的式微。儒学自魏晋起便实际上被边缘化，至隋唐则更渐式微，这种境况一直持续到宋代，以至于北宋政治家张方平曾感叹道：“儒门淡泊，收拾不住人才，皆归释氏。”私学的发展几近停滞，禅院禅修取代了汉代的“精舍”成为隋唐时期最主要的民间教育形式。

2.4宋明儒学的复兴与书院教育

儒学在隋唐式微却并非停滞不前。实际上自魏晋开始，儒学一直在融合式发展和自我改造，先后经历了玄学化和佛学化。特别是在唐宋时期，儒、道、佛相互吸收交汇，这是中国哲学又一次重要的大融合。这一融合在唐代是佛学主导的，到了宋明儒学复兴成为“三教合一”中的主角。

唐宋之际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和文化转型时期，主要指的是新儒学的重建和崛起。以周敦颐、邵雍、张载为代表的宋儒不仅批判佛道二教，还批判汉唐儒家，他们希望回归、复兴先秦儒学，以重建新儒学。新儒学认为“天理”“天道”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人追求“天理”“天道”才能成“仁”，社会才能遵循“礼”。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被称为“理学”，深刻影响后世，经由程颢、程颐等人发扬光大，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又在明代继续发展，因此常被称为“宋明理学”。宋明理学虽然是儒学，但同时借鉴了道家、玄学甚至是道教和佛学的思想，构建起了新儒学的私学体系，既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又有出色的人文教化功能，非常契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将儒学推向了另一个发展高峰。

儒学复兴，推动了文化教育下移、学术思想转型等一系列重要变革。由于士大夫的大力推动，宋代儒学建构了一种学术研究机构和教学新形式，就是书院。书院萌芽于唐代，最初只是朝廷的藏书校书之所，自宋代开始逐渐演化为私人民间讲学的文化教育机构。宋代的书院仍以“藏书”为基础，“但却已经成为集先秦私学、两汉精舍、魏晋玄谈和隋唐禅修等民间教育形式之大成于一身的新的高等学校，同时是一个代表儒家士大夫的文化理想和教育理想的学术研究基地，是中国重要学术思潮———宋学的大本营”[1]（1）。士人、士大夫在这里自由讲学、研究经典、进行学术辩论、修身养性，将理学发扬光大。理学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有突出的政治性，可以直接为国家机器服务，同时有显著的人文教育功能。以理学为核心教育内容的“书院”备受推崇，书院教育作为宋代最主要的私学形式一直延续至明清两代，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3]（9-17）。

3.结语

自汉代起，不同朝代的统治阶级对待儒学的态度或亲近或疏远，但从来没有放弃它。原因在于，儒学中的礼教始终是封建王朝维持社会伦理纲常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在儒学的兴衰历史中，私学经历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变迁，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教育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陈睿，梁侨，龚驰.浅析魏晋玄学与佛学的关系[J].现代交际，2012（4）.

[2]周潔.孔子并非私学的首创者[J].天中学刊，2011（2）.

[3]朱汉民.文化复兴与书院中国[J].船山学刊，2019（3）.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儒家礼学的现代扬弃与美德山东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8CSJJ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