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为士人所关注与描摹，由此构建起了鲜明的国家形象。本文以国家媒介形象的视角关照清末维新派重要报纸《知新报》中有关日本的新闻报道，结合时代背景探讨该报所呈现的日本国家形象。《知新报》通过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方面的报道，描绘出了一个“可以为师矣的榜样”日本。这一形象是当时维新派人士基于甲午海战后对日本的重新审视而建构出的国家形象，对于探究清末维新派人士的世界观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知新报》;日本;国家形象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4-00-03

报刊作为一种传播工具，自清末起便被国人视为可以“通达内外”的“耳目喉舌”，在时空的叙事中建构“社会记忆”与认同[1]。译介外报是“通塞”的重要渠道，包含国人“通中西”“知洋务”的诉求[2]，并为国人建构起了一个他者形象，成为当时中国士人管窥外国形象的窗口。因明治维新师法欧美而迅速成为东亚最发达国家、与中国“亦师亦友亦敌”的日本[3]，成为中国了解西方世界的“中介”。近年来，学界对于日本国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4-5]，但对其历史媒介形象的研究有限。而对《知新报》的相关讨论更多集中在其创办发展的历时性梳理，缺少对其中具体面向的研究，未体现其“专译泰西”的特点。本文选取《知新报》这份报刊，通过分析其对日新闻报道，讨论当时维新报人眼中的日本形象。

1 《知新报》的创办与域外新闻的译介

1897年2月22日，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共同努力下，《知新报》于澳门正式创办，至1901年停刊时共出版133期，成为维新报人重要的舆论阵地。《知新報》由于地处“蕞尔一岛，中国海滨之弃地”的澳门，得以“为《时务报》所不敢言”[6]，很好地承担起了为变法运动“张目”、为维新志士“擂鼓”的职责[7]。在“多译格致各书各报”的思路下，“译环球近事，异闻必录”成为《知新报》最鲜明的特点之一[8]。

近代以来，翻译外报成为中国士人接触新知的重要渠道，被视为救国良方。在《西国近事》《格致汇编》停刊后，《知新报》便承担起维新派“广译五洲近事”的职责，以使读者知晓“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的责任①，弥补同时期国内其他报刊“译报则政详而艺略”的缺憾。《知新报》设置美、法、英、德、日、俄、西班牙等国家的专栏，向读者介绍“西方之强”，以使读者更好地“周知四国”“知己知彼”。而其中，维新报人对日本的关注最为充分。

甲午战争使维新派人士认识到了“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9]，“师日”观念在《知新报》中通过对日本改革发展的“百科全书式”介绍体现出来。在单独开设的日本栏目中，《知新报》前后共刊载了251篇与日本直接相关的译报文章，内容涵盖军事、政治、外交、论说、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其中以经济、政治、文教、军事最受重视，相关译报的数量占较大的比例。维新人士借助报刊，构建起了一个强盛、发达、可以师法但又需要提防的国家形象，以为中华变法之借鉴。

2 经济强盛：贸易、改革与地位提升

“自强”“求富”构成了晚清中国社会发展的底色，投射到了维新报人对日本发展的关注中。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政府鼓励发展工商业，推进银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使用先进船只、开辟优质航路，并积极开拓广阔的海外市场，使日本“进口货物之多，从来未有”②，航运也日渐繁盛，甚至“敢与西人争胜”③。

随着日本国力的强盛，从欧洲国家订购船只成为普遍动作，无论是从数量上的“新定商船十艘”，还是从质量上的“六百匹马力”“每点钟可行十四英里”④，都可以看出日本航运贸易的发展。日本还特别定制轮船两艘专门用于行驶长江一带，其能够长驱直入中国内地，拓展在中国内地的贸易。

与订购商船的交易买卖不同，航路开辟作为国际地位的体现需要国家实力的支持。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力日渐强盛，“货税年年加增”以至“日本商务蒸蒸日上”⑤。加上甲午海战赔款被日本政府用以“购军械，置战舰”⑥，日本有充足的底气在运输航路开辟上与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利权”，开辟了多条“来往香港及中国各埠”的航路⑦，极大地拓展了其商业版图。

日本经济的发展与改革伴随着货币制度的改革。随着西方贸易的发展，金本位制度逐渐取代波动较大的银本位制度，成为世界的主流，日本也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改革。1898年，日本宣布禁止流通银元并回收，转而实行由国家发行的金元。这一改革引发了日本国内的讨论，维新人士虽保持审慎观望的态度，但也承认坚持改革“或事可大成”⑧。这一改革最终使日本“出口货价起，而入口货价落”，达到“商务兴盛甚速”的效果，同时还收获了银价波动带来的收入以及币制接轨带来的西方国家买入日本企业股票的红利⑨，使日本更快地融入资本主义的市场。

《知新报》对于日本航运贸易与经济制度改革的报道，折射出维新报人对于经济制度改革的思考，其根本意图在于通过思考日本的发展而关照中国的改革，以期达到“自强”“求富”的结果，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3 政治与社会：党争、民生与对立

日本作为经济与军事方面的“东方之强”，在国人口中成为“崛起”的象征，其政治与社会问题也为报人们所关注与反思[10]。

其一是政治方面的党争所引发的政治问题。日本自明治十八年（1885年）起实行内阁制。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确立君主立宪制。但制度的快速转向与政治结构的尚未完善，导致了“阁臣中分为二派”“两党之间，毫不相让”“意见纷纭，互相攻讦”的局面，甚至使内阁总理都有“或更易乎”的变数①。政治的不稳定影响了经济发展：“彼等以为今之政党政派，毫不顾实业社会之利害，惟以争夺政权为主义”②，引发民众不满。

其二是底层民众权益遭到侵害。虽然日本的工商业飞速发展，但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日本平民深受“畸形迫害”。如在矿井附近的住民面对“近闻矿穴喷出毒气最烈”的困扰，几度向政府申请关闭矿山。虽然“商务大臣知其事已委大员查察”，但政府的态度一直是“均搪塞之”。居民“迫不及待遂纠千余人至东京赴诉”，几经周折才得以解决，而此时“因此毙命者已数人矣”③。受机器工业冲击的手工业者更是贫苦如“身披褴褛”“因饥寒而转于沟壑者众多”，这对于日本社会的发展“恐将来必贻大患也”④。

维新报人对政治纷争的关注、对社会矛盾的反思折射出的是对政局稳定、社会发展的渴求。在清末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中，维新、保皇、革命派的纷争此起彼伏，人事纷争与朝令夕改使政治稳定受到很大影响。同时清政府对外赔款的压力以苛捐杂税与官员贪腐的形式转移到底层百姓身上，层层剥削与不稳定的政策使底层百姓更加困苦。报人们希望通过关照日本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反思中国发展，进而寻求解决之道。

4 教育兴盛：体制完备，彰显教化文明

在各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教育作为培养人才、储备人才的根本途径，受到所有政府的重视。无论是保皇派开恩科、维新派兴学堂，还是革命派办新学，都是期望通过教育改变社会。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更是极为重视新式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学校制度日臻完备。

第一是为弱势群体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女性在较大程度上被剥夺了接受精英教育的机会。这样的男性知识霸权在日本的改革中被适度打破，“振作女子教化”成为“国之要典”。对此，《知新报》报人感慨“女子大学校，内为家庭至宝之要事，外为致治之根本”，甚至为“举国之大幸”⑤。除女性外，视障、语言障碍人士以及少年犯也被给予了教育机会。在日本各地，“由国家拨款”或“由士商捐款”筹办设立的盲哑学校，对弱势群体而言能够“补天地生成之缺”而“著有奇效”⑥。东京养育院开设“感化部”，以“感化不良少年”，更是能使“不良游手之辈自食其力”，使日本社会可能面临的“损害因此而除”⑦。

第二是教育制度的改革。为了提高大学教育的质量，日本大学学制从以往的三年“延长学期四年”。教育年限的延长看似只是时间的变更，实质上更长的学制能使大学“增加学科”，打破“不能重课”的教育困境，以此达到虽然“教授有定时”，但人才培育“完全无缺”的目标⑧。

“夫国之盛衰，系于人才。”⑨在维新报人眼中，培育人才成为日本日益强盛的根本原因。“开民智”是维新派在文化领域努力的方向，因此日本教育制度的完善、教育覆盖范围的全面以及教育机会的均等，都成为维新报人凝视的对象，期望通过新式教育培育的“执政诸臣”扫清社会改革的障碍。此时维新报人通过新闻的选择，打造出了一个“先进善学”的日本形象，在中国推行废科举、办新学的想法呼之欲出。

5 军事强劲：纪律严明、实力与野心共存

作为资源匮乏又四面环海的岛国，日本在军备建设中以“大振海军”为优先目标⑩。日本海军在发展初期便有“头号巡船六艘”“兵船四十三艘”，随时“可供战务之用”?，而后更是从“各国订造”舰船以“增广水师”?。此外，日本军队纪律严明，日本士兵“耐贫食苦鲜欧洲嗜酒与赌诸习气”，故军费“大为节省”，战斗力大幅提升?。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将清廷赔款多半用于军事扩张，逐渐使“舰艋雄飞于东洋”的海军在面对西方强国的挑战时[11]，“亦当可以决雌雄”?。对此，维新报人悲叹清廷军纪的涣散与装备维护的缺乏。

除了大修军备，日本对于新式军事人才的培养也不遗余力，留学生被“派往各国学习铁甲战舰”，期待未来有一天“自能制造兵舰”，而“不必求诸外人”?。对外求索的同时，日本“禁外人学习其水师之法”，严格管控内部经验的外流?。

维新报人对于日本海军的描述与分析塑造了一个精进、强大、严明、警惕的军事形象，无论是军费、军备还是军事教育，无一不让维新人士慨然，其背后是对清廷军备落后、理念陈旧的唏嘘，日本“扬威海外”的军事实力展现成为惊醒国人最好的良药。

6 结语

形象展演包含的是对他者的观看，维新人士所认知的日本形象经由媒介的传播成为彼时华南士人观看对方的窗口，并引起人们的反思。近代日本的成功不仅展示了通过变法挽救国家于危亡的可能性，而且其丰富的变法经验可以为中国维新提供最直接的模本。在同样经历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剥削后，日本政府开始从政治制度到科技器物全面向西方学习，快速扭转了被侵略的颓势，成长为“东方之强”。《知新报》在这样“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逻辑思路下，构建出了一个作为“范本”的日本，为晚清士人提供了一个观看与思考的对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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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柯.亦师亦友亦敌：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0：1.

[4] 郑翔贵.试析《西国近事汇编》对日本的认识[J].贵州社会科学，1996（1）：1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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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梁启超.汪康年师友札纪·梁启超致汪康年书（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846.

[7] 施欣.论维新派第二言论基地《知新报》的历史意义与现实观照[J].前沿，2015（10）：98.

[8] 吴恒炜.知新报缘起[J].知新报，1897（3）：2-3.

[9] 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344.

[10] 甘露穎.从《隐秘的角落》的成功看悬疑网剧的精品化之路[J].艺术科技，2020，33（19）：46-49.

[11][日]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第3册·民国

万有文库扫描版）[M].商务印书馆，1929：33.

作者简介：甘露颖（2000—），女，江西宜春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