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琴

摘   要： 本文通过文学地理学批评和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探讨《快乐影子之舞》故事发生的地理环境与作者所生活的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探讨故事主人公面临的伦理困境、做出的伦理抉择及最终导致的伦理后果，探讨地理环境对伦理抉择的限制和后者对前者的超越，以期打开文本新的意义之窗。

关键词： 《快乐影子之舞》   文学地理学批评   文学伦理学批评

《快乐影子之舞》出版于1968年，是艾丽丝·门罗（以下简称门罗）的处女作，也是她的成名作。该小说集为她赢得了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小说集包括15个故事，自出版后，其中的很多故事都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总的来说，关注焦点集中在女性意识、创伤叙事、生态智慧、文化边缘性和叙事策略等方面。门罗在《什么是现实》中说自己是一个“没有时间存在的作家（anachronistic writer），因为我的作品扎根于一个地方”[1]（99）。杨义在《文学地理学的本质、内涵和方法》中说：“地理是文学的土壤，文学的生命依托，文学地理学就是寻找文学的土壤和生命的依托，使文学联通‘地气，唯此才能使文学研究返回本位，敞开视境，更新方法，深入本质。”[2]（55）地方和文学作品的紧密关系可见一斑。可以说，“地方”是打开门罗作品丰厚内涵的一把密匙，但是很少有论者从“地方”这个角度研究这部小说集。2012年周怡发表了《加拿大文学中的地理象征——以钱德利家族和弗莱明家族为例》，但是该论文主要以加拿大整体的地理状况为考量，并且研究对象《钱德利家族和弗莱明家族》是门罗1982年出版的小说集《木星的卫星》的开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