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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钟摆:网络话语权的“流动”与“交替”

2021-05-06申倩华丁曼泽陆冬梅

艺术科技 2021年4期
关键词:社会化媒体议程设置流动

申倩华 丁曼泽 陆冬梅

摘要: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互联网成为舆论发酵的重要阵地,网络媒体的话语权不断突显。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与受众的界限日益模糊,网络媒体的话语权动摇,受众的话语权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网络话语权的归属并不是简单的单向让渡过程,它常在网络媒体与受众间摇摆。本文梳理受众话语权逐步增强的过程,借鲍毓明事件的网络舆论变化分析网络话语权的流动交替。

关键词:网络话语权;媒介赋权;社会化媒体;议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4-00-02

0 引言

随着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媒体快速发展,网络舆论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在已有研究中,“用户赋权”等内容被广泛关注,但关于网络话语权的流动探讨甚少。传统媒体时代,有限的传播资源使媒体牢牢控制了舆论,受众受制于信息接收渠道的匮乏,在传播过程中极其被动[1]。然而,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传播者与受众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微博、抖音等网络自媒体平台,受众的话语权得到了极大的增强。本文对“赋权”的解释为有能力接触网络新媒体的人通过新媒体提升自己权力的过程。新媒体时代,受众的话语权通过媒介赋权不断增强,在传播技术不断更新的当下,互联网成为信息传播与舆论扩散的重要阵地。在网络传播过程中,网络媒体与受众基于各种公共事件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议题,在议题的出现、发展、发酵与平息的过程中,意见发表的主动性始终处于流动状态,即出现媒体设置议程与受众设置议程的交替。

1 声量的堆叠:议程话语的构建

1.1 话语权的垄断与受众的“无权”

传统媒体时代,以媒体为代表的传播者占据信息流动的绝对优势地位,不仅掌握着与信息源接触的权力,还能搭建有限的传播渠道。此时,媒体使舆论的绝对引导者和话语权的垄断者;受众则由于信息获取路径单一且缺少畅通的反馈渠道,在传播过程中表现得更加被动。在报刊、广播、电影刚刚取得进步的20世纪初,即大众传播媒介的早期发展阶段,出于对新事物的陌生与恐惧,人们对媒体保持着一种“神化”的态度,导致了“魔弹论”“皮下注射论”等传播理论的产生,受众成为传播媒介的牵线木偶,任其操控。随着“魔弹论”影响的式微,受众虽不再神化媒体,但囿于接收与反馈渠道的限制,仍然难以走近“第一曝光现场”,争取话语权,受众不得不依赖媒体获取信息资源,媒体的话语权水涨船高。同时,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长期处于被动状态的受众对信息接收与反馈渠道的需求也与日增加。

1.2 社会化媒体的出现与受众的“赋权”

社会化媒体作为一种基于用户社会关系的内容生产与传播平台,随着Web2.0的发展应运而生,其基于互联网允许UGC(用户从原创内容)创造交换的特点,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带来了更便捷高效的社会交流方式。

区别于大众媒体与受众的单向信息传播活动,社会化媒体赋予了受众更多选择与编辑的权利,并使其自行结成某种阅听社群[2]。与此同时,由于社会化媒体去中心化的特点,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加,大众传媒时代媒体垄断信息的局面被打破,呈现出多元特点。面对社会化媒体提供的丰富信息时,与自我信息诉求相关的内容往往会成为结成社群的受众的主要选择目标。在此过程中,内容发布者的分散性,使媒体作为传播者的话语权被变相削弱。通过社会化媒体,受众还能就社会现象与问题公开发表具有一定倾向性和影响力的意见,继而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网络舆论[3]。可见,随着社会化媒体反馈机制的逐步完善,受众的网络话语权亦在不断提升。

1.3 监督者角色的出现与受众的“夺权”

在当今媒体融合、社会化媒体成为流行的背景下,受众的角色也随传播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实现了从原本单一的“信息接收者”到“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者”的转变,受众甚至成了媒体的监督者。

这种转变的出现首先是由于网络空间的扩展。网络的公共性、便捷性和可访问性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使受众在网络中的交互空间不断扩张,从最初的论坛、博客到如今的社交媒体平台,平台的多样性放大了受众的声势,受众的公共话语空间得到了空前拓展[4]。其次是传播主体的泛化。在如今的传播环境中,自媒体蓬勃发展,其易及性、高互動性及匿名性使得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局面出现,“从精英时代信息的窄众化传播到大众传播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对公共事件进行探讨”[5]。再次是传播内容的娱乐化与平民化。如今,“部分自媒体早已变成了经营性质的媒介,甚至个别自媒体已经具备了‘大众传媒的特征”[6]。为了提高受众参与度,许多媒体选择迎合受众口味,导致社会性议题中娱乐话题比重逐步提高,这大大冲击了在传统媒体中至关重要的信息把关环节,导致报道内容的选择与采编专业性、严肃性不足。而在高自主性的信息生产过程中,人们也能根据自身兴趣定制个性化信息源,避免传统媒体的信息裁剪,使网络传播更加自由。最后,传播形式的多样化也为受众带来了更多的表达方式。受众可以借助文字、语音、视频等形式进行反馈,形成一定的舆情冲击。在此过程中,受众对网络话语权的掌握越发稳固,甚至能推翻网络媒体设置的原有议程,建立新的议程话题。

2 权利的转移:受众反馈对议程走向的影响

美国政治学家彼得·巴克拉克认为,社会精英介入、公共危机事件、集体抗议活动以及媒体曝光这四种触发机制是决定公共事件信息流诉求进入议程设置的标准[7]。鲍毓明事件进入受众视野的过程正是社会化媒体通过该触发机制使其进入议程设置的过程。

2020年4月9日,公众号南风窗发表了《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画皮”》,控诉鲍毓明性侵其养女李星星,向网络受众进行了属性议程设置。文章一经发布便引起轩然大波,短时间内阅读量增长到10万余次。微博红V“弦子与她的朋友们”对该文章进行了评论转发,转发量很快突破1万。其后,许多大流量的博主也纷纷跟进,带动了公众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形成了来势汹汹的“问责群体”。该报道直指整个事件中的黑暗面,引发了人们对当事人的怜悯及对过错方的愤懑[8]。出于“移情”效应以及在一定程度的情感动员下,个体理性在网络临时群体的形成过程中消失,转换为集体无意识、怨恨或者戏谑[9]。公众最终借助微博这一社会化媒体行使话语权,以转发、评论等形式表达自身态度,多数评论仍沿用网络媒体对该事件的属性定义,对南风窗设置的议程起到了强化作用。

4月12日,财新网却在《高管性侵养女事件疑云》这一报道中提出了对鲍毓明事件的质疑,与当时“责鲍怜李”的舆论几乎背道而驰,试图通过媒体话语权对该事件进行新的属性议程设置,却引发众怒。在此过程中,财新网希望设置的属性议程与受众的既有价值倾向产生了冲突,受众通过微博转发、评论形成了于财新网不利的舆论风向,正是这一舆情导致了公众议程对媒体议程的反向设置[10]。

反向议程设置即公众在网络中设置议程并形塑媒体议程的现象。在受众对媒体提供的信息进行处理的过程中,不同的受众出于知识水平、既有观点倾向等因素,对信息产生或正或负的反馈,意见相斥的反馈会在社会化媒体这一相对公开且互动性强的平台上进行公开“展演”。受众还可以通过社会化媒体对网络媒体所发布的、涉及某一公共事件的内容进行评论、转发甚至行再創,形成一种无限循环更新的模式,为原始舆情带来“二次影响”[11],使舆情实现裂变式传播,产生衍生舆情。若受众对网络媒体发布的信息产生大规模负面反馈,网络媒体的公信力便可能遭到重创,以至于不得不对负面反馈作出澄清以挽回公信力,由此可见,受众对议程走向的影响不容小觑。

3 话语的摇摆:网络话语权在网络媒体与受众间摇摆

2020年9月17日15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督导组通报“鲍某某涉嫌性侵案调查情况”,表示经过全面调查,现有证据不能证实鲍毓明的行为构成性侵犯罪。新华视点等媒体账号纷纷对此进行报道,以更加完善的新闻事实再度将舆论走向把控在了网络媒体手中,使网络话语权的归属再次实现了由受众到网络媒体的转移。

近年来,此类话语权流动交替的情况屡见不鲜。从媒体角度来看,技术赋权降低了新闻从业者门槛,专业新闻的生产受到了自媒体的挑战。为博关注,部分媒体在报道新闻时会优先设置舆论焦点引领大众情绪[12]。南风窗的报道里,报道者将自己的主观情感融入报道,内容不免有所偏倚,不全面的真相也为反转埋下伏笔。从受众角度来看,人们长期以来累积的情感,如对同一阶层的共情或是对某一特定阶层的刻板印象,会淹没其对事件的客观判断[13],使受众产生本可避免的负面情感[14]。鲍毓明事件中,受众因循已设置的议程对事件进行定性,因此财新网相悖的观点遭到了强烈抵制,理性冷静的看法也因微博评论的排序机制沦为沉默的一方,高涨的舆情最终形成反向议程设置。

就其影响而言,一方面,受众赋权有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受众从网络媒体手中接过话筒,可以以自己的声量呼吁有关机构重视案情、帮助弱势群体。但反转的出现既消费了受众的感情,又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导致两败俱伤的局面。而在信息真假难辨的情况下,极高的关注往往会使当事人遇到隐私侵害、心理伤害等问题,居于网络空间中的受众进行着看似理性的讨论,但在情绪的相互感染和抗争主体的情感动员中,却极易变成易受煽动且易暴力行事的大众,继而导致网络情感暴力的出现[15]。同时,话语权交替的背后也暗藏公平问题。网络媒体与受众争夺话语权,看似扩大了话语权的权利归属,但真正拥有声量的还是少数能够使用媒介的人[16]。

从鲍毓明事件可以窥见,正确重塑网络舆论生态必须把握信源、传播途径、受众这三个环节。第一,信源可信度决定了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可依赖性[17],作为极具影响力的网络媒体,在传播伊始就需注意对事件的报道是否符合真实客观的原则,相关从业者必须提升职业素养与业务能力;第二,作为推动信息扩散的意见领袖,在表达意见时需要尊重尚未有定论的事实,警惕言语中的煽动性;第三,作为接收信息的受众,需保持清醒理性,拒绝标签化思维,避免陷入群体极化的情况,要注重媒介素养与“自媒体素养”的培养[18]。此外,具有公信力的政府部门是传播过程的关键主体[19],政府可联合平台方对行为失范的从业者及自媒体账号进行相应处置,在此类新闻舆论发酵初期就采取应对措施,扮演好把关人角色。

4 结语

网络媒体与受众会基于各自看法与立场,随着公共事件的发展不断提出不同议题,媒体设置议程与受众设置议程也随之交替。然而,在网络话语权不断交替的背后,隐藏的是整个网络传播及管理机制的不完善。在传播困境面前,网络媒体与受众都应承担起突如其来的网络话语权膨胀背后的责任,共同构建更加客观理性的网络舆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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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申倩华(2001—),女,江苏无锡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广播电视及新闻。

丁曼泽(2000—),女,江苏扬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广告及新媒体。

陆冬梅(2000—),女,江苏扬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广告及新媒体。

指导老师:林若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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